中国货币史和“白银纠缠”

源远流长的中国货币史，是一种超级复杂的系统，包含着众多子系统和因子。其中，白银自始至终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存在着一种与物理世界的“量子纠缠”类似的“白银纠缠”。这里所说的“白银纠缠”包含两个含义：离开白银货币，中国货币历史根本无法书写；而没有对中国货币经济历史的整体性把握，白银货币也绝无说清楚的可能。徐瑾女士所撰写的《白银帝国》，考察了从960年建立的宋朝至20世纪30年代的中华民国，时间跨度近1 000年的细密经纬货币史，并描述和诠释了其中那根“连绵不绝”、隐匿无比和充满“纠缠”与“纠结”的银线。

（1）“白银纠缠”发端于何时？

中国自战国到两汉，大体以黄金为计算标准。白银货币究竟在何时开始成为其中的重要子系统或者主要的因子，并无定论。据学者彭信威所著的《中国货币史》，“一直到元末，白银还算不成十足的货币”。彭信威先生这样的结论，显然是基于白银在货币体系中的比重或者权重。

宋代相较于之前的历朝历代，发生了人口革命、商业革命、交通革命、农业革命、手工业革命和都市革命，以至于其被中外史学家认为是从古代历史向近代历史转型的分水岭。相比唐代，宋代的货币需求发生了爆炸性增长。所以，任何单一的货币形态都难以满足这一需求，导致宋代货币经济体系的高度繁杂性，以及各类金属货币和各种纸币交叉并存。其中的金属货币有铜钱、铁钱和贵金属的金与银；纸币至少有全国性范畴的交子、钱引、关子、会子，还有诸多区域性和地方性的纸币。国内不同区域的货币需要交换。还要注意到，宋代属于开放经济，势必与周边国家的货币经济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虽然北方的辽、西夏和金，南方的东南亚诸国，都有自己的钱币，但是只有宋钱（主要是铜钱）可以成为周边各国接受的“硬通货”。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论是宋朝疆域之内，还是宋与周边国家之间，不同币种之间需要“汇率”，而汇率则需要有基准货币或者本位货币。例如，交子曾以铁钱为本位，会子曾以铜钱为本位。但是，铜和铁终究属于贱金属，加之多次发生钱荒，所以，能够作为基准货币的唯有贵金属。很可能因为黄金过度稀缺，在纸币通胀的压力下，相对丰裕的白银脱颖而出，白银的地位甚至超出了黄金，且成为国内外通行的通货，这似乎是一种自然过程。徐瑾注意到了钱穆先生所言的“宋、元两代用钞票，均有滥发之弊病”的观点，捕捉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逻辑，“在白银作为主角最终登上中国货币舞台之前，从宋代开始曾经有一段并不算短的纸币试验。这一宏大的纸币试验构成了中国金融史的转折点，甚至正是这一试验，最终奠定了中国货币白银化的基础”，进而得出宋代因为通胀引发白银崛起的结论。

在宋代，社会上到底流通着多少白银，已无从知道。但是，白银不仅已经进入普通民众的生活，而且政府税收中的钱数减少，银数增加，“用银而废钱”已是大势所趋。对此，当时的史书已有清楚的记载。白银已经具备了货币职能。至于白银的来源，无非是中国本土和国际贸易的流入，很可能后者大于前者。伴随宋代白银经济的崛起，“白银纠缠”得以发端。

值得提及的是南宋权臣贾似道（1213—1275）。面对战争频繁，楮币贬值，物价飞涨，国家却无力筹集粮饷，贾似道提出推行公田法，期望以此减少楮币的发行，平抑物价，解决军粮匮乏，挽救军事危机和统治危机。但是，因为官僚和地主集团的反对与腐败的吏治，公田法在执行过程中弊病丛生，百姓深受其害，最终以失败告终。自宋代以来，主流史学界将贾似道列入导致南宋灭亡的奸臣之中。徐瑾在书中评价贾似道时，写了这样一段话：“贾似道的悲剧似乎在于在一个没有充分商业环境的社会推行一种不对等的商业交易，他的公田法堪称当时的农耕文明的失败试验品。即使南宋已经属于中国商业最为发达的时代，但在旧有权力格局和游戏规则之下，其实他并不能拥有更多的选项，无论是金融工具还是经济选择。”说到底，贾似道只看到了浅层的土地危机和粮食危机，并试图用“社会主义”的办法解决，而不知道深层原因来自金融危机及其背后的白银力量，最终成为“白银纠缠”的牺牲者。

（2）“白银纠缠”和蒙古帝国的货币制度。

蒙古帝国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全球帝国，没有一个基本统一的货币制度的支持是不能想象的。在其辽阔的疆域中，不乏贵金属，特别是银矿资源和白银货币传统。被蒙古征服的花剌子模（今乌兹别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等中亚地区就是代表。蒙古帝国货币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以银为代表的贵金属货币替代了以铜和铜钱为代表的贱金属货币，实现了东亚“贱金属货币”与亚欧大陆中西段的“贵金属货币”的融合，且在融合过程中，通过可以兑现的白银与纸币，完成了从以铜钱作为计价经济向以白银作为计价经济的转型。包括元朝在内的蒙古帝国的货币制度，通货统一于纸币是“表”，计价统一于白银是“里”。从此，唤起了世界性的白银货币需求。世界经济历史与全球货币历史中的这个转变，长期被低估。

作为蒙古帝国组成部分的“元朝”，不可能存在完全独立的货币经济，元代的货币经济应该是蒙古帝国货币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元代，唯有纸币是合法通货，金银铜钱禁止使用。但是，元代的纸币是以白银作为储备货币的，即所谓的“银钱相权”，准许民间纸币和白银互兑。徐瑾写道：“元朝算是古代发钞的集大成者，每每被货币史学者认为占据货币史一席之地，日本学者甚至称其为‘空前绝后的货币政策’。元代不仅开创了纯纸币流通制度，同时设定了无限法偿的先例，几乎是后世各国法币的前驱。”这样的货币制度，需要有足够的白银储备。元代，曾经有过白银资源的黄金岁月。那时，不仅多数钞以银作为票面价值，本位也多与金银挂钩，民间用银亦广泛。例如元曲大师关汉卿的作品既有提及钞，也有不少写银的地方，《窦娥冤》开篇即说“小生一贫如洗，流落在这楚州居住。此间一个蔡婆婆，他家广有钱财，小生因无盘缠，曾借了他二十两银子，到今本利该对还他四十两”。只是到了元成宗时期（1295—1307），白银准备金枯竭，纸币方不可能再兑换为白银。此时，元代已经进入中后期，民众为了保护自身财富，很可能最大限度地将纸币兑换为白银，导致曾经作为储备货币的白银流失，大部分沉淀到民间。元朝覆灭的过程很快很短，统治集团对主权瓦解没有多手准备，撤离中原和返回大漠于仓促之间，基本来不及搜寻民间白银。

唯有理解包括元代货币经济在内的蒙古帝国货币体系，才可能解开明朝白银货币化初始来源之谜。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奠定与实施的宝钞和禁用金银这一货币制度，其“历史寿命”很短，少则半个世纪，多则70年左右。《明史》记载：明正统初年（1436年），“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标志着明朝开国确立的货币制度的终结。宣德五年（1430年）以周忱为代表的“赋役折银”改革，确实开启了国家财政白银化的历史进程。1581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主要内容是赋役合并、田赋一律征银、算赋役数额以县为单位和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这不过是此前一系列国家财政白银化的延伸与制度化。毫无疑问，在这百年间的白银需求产生了巨大增长。于是就产生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明正统年间“弛用银之禁”和“朝野率皆用银”的“银”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如果说白银来自本土银矿开发，则其非常有限；如果说来自国际贸易，似乎也不合理，因为明朝建立伊始就制定了“寸板不许下海”的海禁国策。这个国策得以改变的时候已经是明隆庆元年（1567年）。

按照历史逻辑，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明朝正统年间的银主要来自民间，而民间的白银则与蒙古帝国及元代有着直接关系，所以，明初从朱元璋到朱棣都实行多次迁徙富户的举措。简而言之，很可能是蒙古帝国所留的白银存量，支撑了中国从明正统初年（1436年）至16世纪40年代的白银货币化，造成“弛用银之禁”和“朝野率皆用银”的互动，这个时段接近一个世纪。

（3）“白银纠缠”和16—17世纪的全球经济体系。

明朝（1368—1644 ）历经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国祚276年，略长于清朝。在明代的经济史，特别是明代货币史中，16世纪40年代是重要的拐点。中国从此开启了奉行长达500年左右的实银通货或者“称量货币”，即“自由银”货币制度。而这种“自由银”货币制度强烈地刺激了巨大的白银需求，中国开始成为世界上对白银需求最大和吸纳全球白银资源最多的国家；日本和南美洲成为向中国输入白银资源的主要地区，也因此成就了中国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实，相比清代，明朝并没有那么糟糕。清朝时期，有意毁灭大量明史资料，对明史颇有歪曲。20世纪中后期以来，从吴晗、姚雪垠、金庸，再到黄仁宇，“扬清抑明”思潮潜移默化。前几年出版的《明朝那些事儿》，用通俗手法误导了民众对明朝的认识。

在此期间，中国的白银需求和“白银纠缠”，不可避免地与地理大发现联系在一起，并搅动了整个世界的经济：确立白银作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结算方式和世界主要货币的基础；造成美洲白银推动世界经济体系——推动了包括日本、朝鲜和东南亚的货币体系的白银化。从此，以白银为媒介和国际贸易网络中心，中国通过海上贸易参与创建了世界市场，这个世界市场围绕白银运转，而白银围绕中国运转，形成了以白银作为主要世界货币的全球经济体系。所以，中国开始向“白银帝国”的演变，开始于16世纪40年代。经海上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彻底解决长期困扰明朝的货币供给严重短缺的问题，城市人口激增，农业商品化，工商业繁荣。徐瑾写了如下的文字：白银不仅刺激了中国经济，还催生了诸多的社会变革。白银流入对于晚明意义重大，正是在那时形成了一个因商业而快速世俗化的新世界。她还特别提到，“《金瓶梅》成书期间，刚好对应晚明经济白银化的历程，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白银成全了‘西门庆’们。仔细阅读对比，就可以注意到这是与以往古典小说截然不同的经济世界”。在明朝胡我琨撰写的三十二卷之多的《钱通》中，卷一、卷二提供了众多明朝寻常百姓与白银货币的故事。明代中后期的白银货币化启动了中国的双转型：从内向型农耕经济向外向型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经济的转型，从古代社会结构和国家模式向近代社会结构和国家模式的转型。

在西方史学界，不乏以16世纪70年代初作为世界大历史（1571—1689）、近现代全球贸易和世界市场形成的历史起点。中国明史专家万明则主张以16世纪40年代作为起点，当时中国内部产生巨大的白银需求，而世界恰恰具备了满足这种需求的资源和生产条件。从此，白银成为世界货币，它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开始发挥核心作用。

但是，中国也因此进入了对白银的漫长路径依赖。汉学家崔瑞德和牟复礼在《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第八章中，描述了明朝与新兴世界经济的关系，观察到明代存在着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和对世界经济的依赖两个方面，“在16世纪和17世纪，中国国内对进口白银的需求，以及国外对中国丝绸、瓷器、金、铜币和其他商品的需求，促使中国比以往更深地卷入世界经济事务，这种卷入被证明是一种祸福结合的幸事”。由于明代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联性，明朝货币经济对世界性白银需求和供给的高度依赖，一旦内部和外部发生迭加性危机，基于国家官僚体制的僵化，社会必然丧失应对能力和手段。牟复礼特别提到：“到1644年，中国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它深受世界贸易中白银流动的影响，深受粮食作物的传播造成的农业转变的影响。”明朝覆灭于1644年“甲申国变”，其中的原因很多，而崇祯末年发生的海外白银供给的骤然短缺直接引发了白银价格上涨和通货紧缩，间接导致铜钱贬值和通胀，以及国家经济基础解体。“白银繁荣于大明帝国之际，无意之间，也埋下毁灭的种子。”同是1644年，英国爆发内战，结果是代表新生资产阶级的一方获得胜利，英国完成了向近现代国家的政治转型。

“白银帝国”的历史过程持续到明朝覆灭的17世纪40年代，发生了短暂的中断，之后的清王朝很快恢复了中国的“白银帝国”地位。

（4）“白银纠缠”和“银铜复本位制度”。

相比明代，清代（1644—1911）作为“白银帝国”其实需要打个折扣。正如徐瑾在文中所言，“清代货币制度基本延续明朝‘大数用银，小数用钱’制度，前朝纸币教训也使得清朝基本远离类似实验”。用比较专业的语言，清朝自始至终所实施的是“银铜复本位制度”。这个“银铜复本位制度”是在一种货币体系下，两种货币金属同时充当货币材料，并按照国家规定的比价同时流通的制度，故并非是西方货币学所定义的“金银复本位制度”（Bimetallism）。一般来说，清代的“银铜复本位制度”具有如下特征：银钱供给的数量以及银钱比价，决定社会货币供给总量；国家完全放任白银供给和流通，白银偿还能力具有法律保障；政府视制钱为整个货币制度的核心，关乎国计民生，故国家垄断铜钱铸造，政府控制铜的生产与贸易，铜钱并非辅币，而是货币；白银和铜钱两种货币功能互补，大宗交易多用银，零星买卖通常用钱；国家对银钱比价没有法律约束，因市场上的供需状况而变动。

在“银铜复本位制度”之下，特别是19世纪中叶后，清代货币体系日益复杂，除了金、银两、银元和铜钱之类的金属货币之外，还包括外币、私票、各种银行券，构成了多重的比价和汇率。其中，对清王朝困扰最大的是“银钱比价”“金银比价”“银银比价”和“双重汇率”的交叉影响。“银钱比价”源于银是贵金属，铜是贱金属，银价波动，铜价自然跟进。只是银钱的比价是反方向的：银贵则钱贱，银贱则钱贵，形成“银贵钱贱”和“钱贵银贱”的交替循环。“金银比价”源于金银都是贵金属，金的价格通过银实现，银的价格通过金实现。“金银比价”是金融货币史中最基本的比价。“金银比价”的变化，主要取决于金银供给数量的起伏或金银的相对充裕程度。清代的货币史，其实是白银逐渐成为主体货币、需求不断增长和白银购买力不断提高的历史。在16世纪和17世纪，世界的金银市场处于分散状态，比价变动周期较长，幅度有限，频率缓慢，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影响还不那么强烈。18世纪后，全球形成了若干主要的金银交易中心，白银价格呈现频繁的升降，且幅度加大，比价周期显著缩短。19世纪70年代开始，全球开始确立金本位制度，深刻影响了金银比价结构和频率。从此，中国货币经济越来越受制于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银银比价”源于19世纪的最后25年，银元开始在中国成为一种广泛流通的货币，甚至成为其他银币的价值尺度。这样，在中国的生银和银元之间，就产生了“银银比价”关系。由于“银银比价”并没有法定比价，所以自发产生“洋厘”行市。直到1933年“废两改元”（从银两改为银元）成功和确立银本位，外国银元彻底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维系80余年的“洋厘”行市最终消亡。至于“双重汇率”，是指对外贸易以白银结算，涉及金银汇率，或者白银与英镑、美元等货币的汇率；对内则是银钱汇率，由银铜两种金属的相对供给决定。“双重汇率”连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

之所以清代还是“白银帝国”，主要因为白银自始至终是财富的基本形态：白银是基准货币；白银是国内跨地区贸易的交易货币；白银流入的数量以及白银价格的变化，直接影响货币供给规模；银价是物价的主要机制；政府财政收入主要税种与白银密不可分；白银是窖藏的货币财富；白银是会计制度基础。一言以蔽之，白银支撑着国民经济的运行，若是没有白银，整个货币体系必然陷入混乱，甚至倒塌。

（5）“白银纠缠”与自清末、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的“废两改元”。

中国自15世纪开始白银货币化，不等于就此自然确立了银本位。19世纪70—90年代，世界主要国家普遍实施金本位，西方国家建立了金本位的游戏规则，白银地位全面跌落。中国没有成为金本位国家，不可能成为金本位的游戏规则的受益者。从此，中国的“白银帝国”光环开始暗淡无光。光绪中后期，尤其当看到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后实行金本位，光绪皇帝和同代精英逐渐形成中国货币制度需要根本性改革的共识。所谓根本性改革就是要选择究竟实行金本位，还是通过“废两改元”实行银本位。

徐瑾在书中提及了这样的历史节点，美国货币专家精琦（Jeremiah W. Jenks，1856—1929）于1904年向清政府提出以金本位为目标，导入金汇兑本位制的改革方案，其基本要点在于以相当于一两白银的黄金为单位货币，金银币间比价维持为1∶32，由清政府在伦敦等地开立信用户出售金汇票以维持比价，且启用外国人担任司泉官，即掌管货币金融部门。“精琦方案”不仅符合历史潮流，考虑到中国国情，而且具有可操作性。但是，当时货币主权观念已经在中国传播，加之各种利益集团的反对，尤以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反对最为有力，“精琦方案”遭到清政府拒绝。这是不可弥补的历史遗憾。之后，清末的币制改革走上了以“废两改元”为核心的轨道。为了推行货币改革，光绪三十年（1904年）创立了户部银行，几年后，户部银行更名为大清银行。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先后颁布《大清银行则例》和《币制则例》，从法律上确立银元的合法性，保证银本位制度的建立，并规定大清国币单位定名为“元”，即“龙洋”。清末中国铸造的“龙洋”的数目无法精确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龙洋”进入流通，大幅增加了铸币供给量，银两的存量减少，推动了中国货币制度从称量到计数，由银钱平行本位向银本位的转变。

1911年，发生武昌起义，清朝被推翻。民国初年，朝野上下的主流是在中国建立金本位。1914年2月，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和《国币条例施行细则》，铸造袁世凯头像银币，实行银本位制，其实是过渡性质的条例。1915年，北洋政府拟定《修正国币条例草案》，确认将来过渡到金本位制；1917年，北洋政府颁布《金券条例》，准备实施金本位改革。但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反帝爱国热潮，严重阻碍原本希望很大的金本位改革。自此之后，中国彻底丧失了建立金本位的历史机遇。顺便要说的是，梁启超实属为中国实现金本位而努力的最后一人，他一定会为这个夙愿未能实现而抱憾终生。

北洋政府继续实施金银自由流动制度，国际市场的金银比价直接影响中国的货币供应量。中国无法摆脱白银的国内需求依赖国外进口的局面，世界银价的变动自然对中国的币制及其经济影响甚巨。中国更无法改变对白银市场定价权的被动处境。金银波动成为世界货币金融体系对中国产生影响的最重要方式。中国货币供给属于“不可控外生变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银价波动。进入20世纪20年代，英国主导回归金本位制度。金银比价大幅度震荡。白银汇率涨落，对中国的国际贸易、货币供给、利率、偿还外债和物价，甚至对国计民生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末，英国回归金本位的失败诱发了世界性经济紧缩和经济危机。进入20世纪3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金本位制瓦解，世界主要国家发行不兑换的纸币，货币流通和信用制度遭到破坏，实施赤字财政，推行通胀政策。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全球金融市场完全处于失序状态，股票暴跌，银行倒闭，信用危机，企业也随之大量破产。在这样的背景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有中央银行，却没有形成系统的货币政策体系，但这不等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没有货币政策意识和行为。南京国民政府断然选择1933年完成“废两改元”，确立银本位，希望幸免于这次世界性大萧条。但是，毕竟“废两改元”是逆行于时代货币制度潮流的，并没有能够有效地抑制和化解中国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

（6）“白银纠缠”的极致和终结。

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宣布美国公民持有金币、金块或黄金证券为非法。1934年，罗斯福签署了《1934年购银法》，立即刺激世界白银价格上涨，导致中国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白银大规模外流，为过去500余年所未有，引爆了从1934年夏季至1935年的“白银风潮”。进入1935年，白银存底继续减少，通货紧缩、利率上升、公债跌价、银行倒闭、物价下跌、企业破产、失业增加，而且涉及货币经济的主要环节，中国经济陷于全面衰退，形势坏到不容再拖的地步。1934—1935年，一方面，中国这个昔日的“白银帝国”已经是只纸老虎；另一方面，“白银纠缠”造成的“剪不断、理还乱”发展到历史的极致。

南京国民政府终于清楚地认识到：从表面上看，中国是美国新白银政策的牺牲者，根本原因其实在于中国的银本位。只要继续银本位，中国货币经济就会受制于国际白银价格，非中国可以左右，白银价格的上升引发严重的通货紧缩，白银价格下降则导致通胀。任何在银本位框架内的改革，都没有出路。唯有废除银本位，方有可能遏止白银外流，结束以白银为主要形态的货币供给完全失控的态势。

1935年年初，中国秘密通知美国，计划放弃银本位，采取金银复本位，并将这种新货币与美元联系，以稳定中国的汇率。时至1935年下半年，国民经济已经恶化到崩溃边缘。11月4日，时任中华民国财政部部长的孔祥熙发表《关于发行法币的宣言》，宣布废除银本位，并立即实施停止白银合法出口、白银国有化、统制银行系统、垄断货币发行权、严格外汇和黄金管制政策。

1935年的法币改革的前提是：法币和外汇需要有稳定的汇率，法币是可兑换货币，主要是英镑和美元。为此，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中国和美国经过“白银谈判”，于1936年签订《中美白银协定》，该协议成为美国支持法币改革的法律保障，标志美国和中国正式实行货币体系的合作。“货币制度中的相互联系背后，其实是对利益同盟的确认。”为了保证法币政策的实施，维系法币的可兑换性和汇率稳定，需要外汇自由买卖制度，这意味着国家需要有足够的外汇，持续实行白银国有化，强化国家对金融部门的垄断统制。

法币改革存在显而易见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法币改革意味着中国没有经过金本位过渡阶段，完成了货币现代化，降低了商品市场的交易成本，形成统一的国家市场，这对国民经济的效益明显，有助于国民经济走出萧条。法币改革与中日战争的时间相当接近。对于中国来说，法币改革加快了中国形成民族国家的经济共同体。另一方面，国家垄断货币铸造权，全方位统制金融体系，开启了政府超量发行之门。“法币却如同历史中的其他中国纸币，从稳定到轻微通胀，再一步步陷入高度通胀而不可自拔，最终导致了金圆券的推出。民间白银和黄金外汇一起，再度成为被掠夺的对象，演绎了中国金融史上最为疯狂的一幕。”

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的法币改革已经过去了80多年。但是，关于如何评价法币改革的历史地位，始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无论如何，由于法币的诞生，作为“白银帝国”的那个中国寿终正寝，也因此彻底终结了“白银纠缠”。然而，如今建立在国家信用基础之上的各种纸币，呈现的是永无休止的货币扩张和财富贬值，以致人们不免怀念那个令人又爱又恨的“白银纠缠”年代。

徐瑾在本书的结尾如是说：“以海外白银流入开始，以收缴真金实银结束，这就是中国白银数百年的循环。其间有历代王朝的兴起与陨落，也有不少人杰的努力与奔走，一切都在历史之中回响。历史的循环之中，有无数天问等待答案。答案是白银，也是人性的贪婪，更是制度的大失败。”这是一个颇有历史空间感的结语。在世界范围内，研究货币经济，特别是研究货币经济历史，其实是一个少有遐想和浪漫的工作，更多是要面对严酷的史实和严密的历史逻辑。如果用军事语言来说，货币经济研究始终处于冷兵器时代，那里的每件武器都很笨钝和沉重，锈迹斑斑，而且显然是以男性为主体，少有女性的领地。然而，前些年，台湾历史学家林满红女士撰写的《银线》将19世纪中国经济历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峰。近年来，徐瑾以她的《印钞者》和《白银帝国》，将史学家冷僻的工作加以大众化书写，为货币经济历史的疆域创造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著名经济学家、台湾大学客座教授　朱嘉明

2016年9月27日于台北阳明山

金钱即人。

——古希腊谚语

钱无气味。

——古罗马谚语

要颠覆现存社会的基础，再没有比搞坏这个社会的货币更微妙且更保险的方式了。这一过程引发了经济规律的破坏性一面中隐藏的全部力量，它是以一种无人能弄明白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的。

——宏观经济学鼻祖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

货币史是历史的一部分，研究货币史，总的目的是帮助理解历史。

——中国货币史学家彭信威（1908—1967）

从我立志要成为经济学者的那一天起，我就清楚地知道自己要走的方向。我一开始就探索是什么因素造就了经济的富庶或贫困，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做到了这点，接着才能谈如何改善经济的表现。……我所设定的目标，是要找出到底是什么决定了经济体系运作的方式及其成败。显然，经济史是最符合这一目标的范畴。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 North，1920—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