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与新文化运动无可争议的核心人物之一，对他的研究早在其生前就已展开。时至今日，研究成果已极为丰富，涵盖了生平、思想、文学创作与翻译、美术等诸多方面；可以说，鲁迅研究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最为成熟与发达的专门领域。
由于鲁迅在历史上更多是以文学家、思想者的面目出现，因此研究者将绝大部分精力投注于对“文学家鲁迅”、“思想者鲁迅”的考察，“学者鲁迅”的受关注度明显逊色。而针对鲁迅辑校古籍的研究，又是其中的冷门领域。这一点从研究成果的数量上，即可看出。
宏观审视鲁迅的辑校古籍工作，是先行研究的一大类。此类研究的主要议题有：勾勒鲁迅辑校古籍（或是某一具体门类古籍）的整体面貌，评价其成就贡献与学术价值，如林辰、王士让、赵英、徐小蛮、周维培、叶树声、王纯、李峰、李亮、王涛、李雨、余乐高度评价鲁迅古籍整理工作的广度与深度、学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赞扬鲁迅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性保护与继承[1]。探讨鲁迅辑校古籍的内在动因、辑校古籍与鲁迅的精神世界及文化选择的关系，如许智银、肖振宇、叶菁、黄凯、黄乔生的研究[2]。总结鲁迅整理古籍的特点与方法，论述鲁迅与版本学、目录学及藏书之关系，如孙昌熙、顾农、曹之、邱永山、杨一琼、吴萱、王继武、臧其猛、韩中英的研究[3]。
当然，在具体的研究论著中，对于以上议题的讨论，往往是并行混合的，难以做截然区分。另一方面，此类宏观研究的样态自然以理论性阐发为主，但也有侧重于资料性梳理的研究，如赵英、鲍国华以编年形式专门梳理鲁迅辑校古籍的事迹；总括性的鲁迅年谱自然也涉及此方面[4]。
先行研究的另一类型，则是对鲁迅辑校各书的个案研究。《嵇康集》《古小说钩沉》《会稽郡故书杂集》三书，是其中热点；对于鲁迅辑校的其他古佚书的研究则较少[5]。鲁迅辑校各书的情况不同，先行研究的深浅不一，具体情况将在下文各章分别评介，这里仅就个案研究的基本路径，做一简单总结。先行研究往往先是概述此书的基本情况入手，介绍历代著录与散佚情况，后世有何辑本；然后描述辑校手稿的面貌，结合《鲁迅日记》等材料，梳理辑校的时间脉络、工作始末及各手稿的编写时间，分析鲁迅辑录此书的动机，辨析诸手稿的先后及其关系，总结其辑录方法与特点，比较鲁迅辑本与他家辑本的差异及优劣得失，阐述鲁迅辑本的价值与成就。
由于之前鲁迅辑校手稿未全部公开，葛涛、秦硕皆有披露未公开手稿之作，介绍某一具体手稿的基本面貌，辨析其性质及编写时间[6]。此外，谢政伟、朱成华、蒋文、阳清、秦硕等学者，撰有多篇札记，指正鲁迅失辑失校误校之处，以及《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的点校疏失，这也是个案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类[7]。
鲁迅手稿无疑是研究鲁迅辑校古籍的核心史料。先行研究的样貌，深深地受到手稿整理公布的形塑。鲁迅辑校了诸多古籍，在他生前却仅刊行了《会稽郡古书杂集》，但1915年鲁迅自刻本印数很少。鲁迅去世后，1938年版全集收入《会稽郡故书杂集》《嵇康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四种。1952年，唐弢编纂《鲁迅全集补遗续编》，收入《小说备校》。这些都是标点整理本。1956年，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影印《嵇康集》四部校本手稿的其中一种（本书称为手稿C）。鲁迅辑校古籍手稿的影印，以此为开端。
1970年代末起，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研究者标点整理辑校手稿，当时的工作重点是录出鲁迅辑本的序跋题记，作为“未刊文稿”公布，全书标点整理的则有《岭表录异》《云谷杂记》二种。1981年版《鲁迅全集》专设《古籍序跋集》（2005年版全集沿袭了这一设置），录出的这些序跋题记成为《古籍序跋集》的主体。
1980年代，鲁迅手稿被整体影印，古籍部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承担，编为《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先后出版6函，将大部分辑校古籍手稿印出。可以说，全面研究鲁迅辑校古籍，至此方才基本具备了工作基础。1999年，标点整理本《鲁迅辑录古籍丛编》出版，进一步提供了研究便利。不过，《丛编》是据鲁迅辑录各书的最晚稿本（在有多个稿本的前提下）标点整理，只能显示鲁迅工作的“结果”，而无从反映其“过程”；同时，《丛编》只选择标点有定稿或完成度相对较高之书，收录的书籍少于《鲁迅辑校古籍手稿》。总而言之，由于调阅鲁迅手稿原件极为困难，在收录更全的新版《鲁迅手稿全集》（2021年）问世前，《鲁迅辑校古籍手稿》是展开相关研究的根基。1980年代后半，鲁迅辑校古籍研究的成果数量有明显可感知的增多，实与此书各函的陆续出版密不可分。
不过，《鲁迅辑校古籍手稿》也存在一些欠缺。此书的编纂思路是以“书”为轴心。凡某书有多件完整的辑录稿本，则按先最终稿本、次修改稿本、末初稿本的“降序”排列，将此外的零散手稿附于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某一稿本之下，以期展现此书的辑校过程。上述思路固不无可，编者辨析诸手稿之先后及彼此关系，显然也下了功夫；但问题在于：研究做得很多，说明做得不够。
此书各函均有编辑说明，但交代有欠细致，甚至略过某些问题不谈。鲁迅辑录古佚书，在工作初期往往写下多件初步手稿。这些手稿原初彼此单独起讫[8]，写于不同时间，性质有别，所对应的具体辑录工作亦不同，不应混同为一件；《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将之聚拢编排，《编辑说明》却往往不做析分交代，只笼统谓之“初稿本”。又如，甲书某一手稿与乙书某一手稿，原件合订为一册，编印时基于前述思路，拆分在甲书、乙书之下，而《编辑说明》语焉不详，或未作交代。再如，某些辑录手稿未被印入，或未印全，《编辑说明》大多不加说明。归根结底，这些表征的实质是对手稿原件状态的重视不够，欠缺手稿实物的“件”的概念[9]。
第二个问题是轻视所谓“单纯的抄录”，而将很多此类手稿排除在外。如前述，《鲁迅辑校古籍手稿》是选印。看回忆文章，能清楚感受到筹划编印时财力捉襟见肘，选印自有其情理，被略去者多是单纯的抄件。但是，鲁迅辑录古籍，多用他人辑本作为根底，先抄录，然后在其上订补，进而形成自己的辑本。惟工作进展有深有浅，有些书完成辑录，写成定本，有些书中途辍废。他抄录前人辑本，恐怕大多数情况不是为了备览，而是起意辑录校勘，无论有无进一步工作，宜从上述工作路径去理解。被略却的还有一些是全为周作人笔迹的手稿，并非当时不知此件尚存，而是囿于“鲁迅手稿”的限制。对此，也应从鲁迅辑录工作全貌的角度去理解，周作人抄件固然不是鲁迅手迹，但却是在鲁迅的意志下进行的辑录工作之一部分。
本稿强调“回到手稿”，利用“尽收已知”的新版《鲁迅手稿全集》，重审鲁迅辑校手稿，注重析分此前笼统称为“初稿本”、“修改稿本”者，究竟是一件手稿，抑或是包含多件手稿的群组；然后从手稿的现存状态，推导其原初面貌（二者之间容有不小差异），由此推拟鲁迅的工作现场，探求其辑录工作的具体操作。另一方面，鲁迅的工作条件有限，从一些迹象中，又可以察觉某些书籍的辑录手稿存在“缺环”，很可能有阙损；这两点也是本稿想要着力之处。此外，以《古小说钩沉》为首的小说文献的辑录校勘，鲁迅用力尤深；本稿未有论及，嗣后将另撰专书。
[1] 林辰《鲁迅先生的古籍整理工作——1977年5月13日在福建师范大学“鲁迅著作注释审稿会”上的讲话》，《鲁迅研究月刊》2020年7期。王士让《鲁迅古籍整理研究概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6年4期。赵英《鲁迅在整理祖国文化遗产中的非凡贡献》，《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4期。徐小蛮《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及其研究价值》，《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8期。周维培《鲁迅在古代小说文献学上的贡献》，《学术界》1990年4期。叶树声《鲁迅辑佚小说探微》，《津图学刊》1994年4期。王纯《鲁迅先生对文献学的贡献》，《图书情报工作》2001年3期。李峰《鲁迅的文献学成就》，《史学史研究》2004年4期。李亮《论鲁迅与乡邦文献——关于鲁迅治学起点的探究》，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王涛《略论鲁迅整理魏晋古籍的成就及影响》，《黑龙江史志》2009年14期。李雨《鲁迅的古籍文献辑校及其意义》，《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3年4期。余乐《自成一派，俨然大家——浅析鲁迅致力于古籍整理工作的原因》，《许昌学院学报》2014年1期。
[2] 许智银《论鲁迅整理古籍的动因及方法》，《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4期。肖振宇《苦闷的精神标记——鲁迅辑校古籍、抄古碑原因新探》，《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3期。叶菁《激进洪流下的文化空间选择——浅谈鲁迅古籍藏书辑录的血脉承续与发展》，《东南大学学报》2015年增刊。黄凯《“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鲁迅古籍辑校再审视》，《东岳论丛》2020年1期。黄乔生《鲁迅抄校〈法显传〉与其学术研究和思想发展之关系》，《东岳论丛》2022年4期。
[3] 孙昌熙《鲁迅整理研究我国古籍的科学方法》，《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2期。顾农《鲁迅与版本目录之学》，《贵州大学学报》1987年1期。曹之《鲁迅与古籍版本学》，《中国图书馆学报》1995年1期。曹之《鲁迅与目录》，《图书情报论坛》1994年2期。邱永山《鲁迅与乡邦文献及乡贤故书》，《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10期。杨一琼、吴萱《鲁迅的版本意识和版本实践》，《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年5期。王继武《鲁迅与校勘学》，《河南图书馆学刊》2007年5期。臧其猛《鲁迅辑佚古籍特点》，《山东图书馆季刊》2008年3期。韩中英《鲁迅古典文献研究初探》，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4] 赵英《籍海探珍——鲁迅整理祖国文化遗产撷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鲍国华《鲁迅辑校古籍系年》，《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第3集，2015年。黄乔生《鲁迅年谱》，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
[5] 其中，林辰、赵英、顾农是《古小说钩沉》先行研究的主力。《古小说钩沉》是未完全之作，在篇目次第、辑录年代、原始规划等基本问题上均存在不明点，林辰先后撰写了《关于〈古小说钩沉〉的辑录年代》《〈古小说钩沉〉所收各书及其作者考略》《鲁迅计划中〈古小说钩沉〉的原貌》《鲁迅辑录〈古小说钩沉〉的成就及其特色》等文，考证细密，廓清了诸多疑点，结论坚实可信。顾农《〈古小说钩沉〉的成就与遗留问题》《〈古小说钩沉〉的成书过程》《关于〈古小说钩沉〉的札记》《关于〈古小说钩沉〉》，系统讨论该书辑校过程、结构部分、成就不足等问题。赵英《未曾发表过的鲁迅撰〈说目〉》披露此前未公开的鲁迅手稿，揭示出鲁迅在《古小说钩沉》上未为人知的工作；赵英《籍海探珍——鲁迅整理祖国文化遗产撷华》是迄今仅有的探讨鲁迅与传统典籍文化关系的专著，对《古小说钩沉》着墨尤多。此外，陈龙《也谈〈古小说钩沉〉的用书版本——以〈辩正论〉为中心的考察》通过实际比勘和版本调查，考证鲁迅辑录《古小说钩沉》所用典籍的版本问题；阳清《〈古小说钩沉〉征引敦煌类书残卷考实》，指实了鲁迅辑录所用“敦煌唐写本类书残卷”为《修文殿御览》残卷；朱成华、李柏、赵伟订正《古小说钩沉》的校勘错漏，指出《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的点校讹误。
[6] 葛涛《新发现的鲁迅佚文：鲁迅校对〈嵇康集〉的手稿》，《东岳论丛》2014年1期。秦硕《鲁迅辑校〈续齐谐记〉手稿》，《鲁迅研究月刊》2017年10期。秦硕《鲁迅辑校〈会稽郡故书杂集〉手稿》，《鲁迅研究月刊》2019年12期。
[7] 关于鲁迅辑校古籍研究的述评，可参：张梦阳《中国鲁迅学史》，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此外，对于21世纪以来的研究进展，可参：宋声泉《近二十年“学者鲁迅”构建的既有与尚无》，《文艺理论与批评》2021年2期。
[8] 有些不同件的手稿，后来被合订在一起，也有些原先为一件的手稿，因种种原因被拆散，详本书各章。
[9] 王锡荣提出编辑鲁迅手稿的三个“可改进之处”，实质都是强调明确而清晰地交代手稿原件面貌的必要性。见：王锡荣《鲁迅手稿影印本出版现状及其对策》，《上海鲁迅研究》2017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