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鲁迅所用格纸与辑校古籍金石手稿的时间推定
现存的鲁迅辑校释录古籍与金石手稿，大多未署时间；可在鲁迅日记、书信或其他文献中觅得证据，确定书写时间者，为数亦有限。有些手稿可以根据内容或文本形态的演变痕迹，辨析出它与某件书写时间明确的手稿之先后关系，以后者为基点，断定前者“早于/晚于某年某月”。更多手稿（尤以零散手稿为甚）连此点也无法做到，只能谓之“时间不详”。这是材料不足所导致的无可奈何之事。
既然手稿上的时间标署、日记书信等直接证据有时而穷，那么除此以外，能否找到某个具备一定信度的参照系，用以推定手稿的书写时间？以下拟就此问题，做出初步尝试。
一、格纸使用历时性框架的逻辑前提与鲁迅日记的用纸
书写是一定时空内、依个人习惯而开展的行为。所谓个人习惯，包含多个方面（如笔迹、字体等等），书写者惯用何种纸张，也是其中之一。若能分析出鲁迅在各时段的用纸习惯，建立起相应的历时性框架，那么在理论上，至少一部分因缺乏文献证据而无从知晓书写时间的手稿，就可以被限定在具体时段内。那些仅能判断书写时间“早于/晚于某年某月”的手稿，也可利用此框架的“校准”，缩小时间范围。受条件制约，这一历时性框架的“精确解”或许难以得出，但要求得“近似解”，却有着充分可能。
欲构建这样的框架，就必须在古籍金石手稿之外，觅得一个兼具连续性与同步性的参照物。其功用有二：一是利用连续性，弥补古籍金石手稿在时间上的“缺环”；二是与古籍金石手稿做交叉验证，确认二者存在同步性（即使用同一种格纸的时段大致相同），由此核验时间框架的可信度。鲁迅日记是连续书写物，书写时间明确无疑，所用格纸品种及使用时段与古籍金石手稿若合符节（详后），非常适宜作为构建历时性框架的参照物。
为便后续讨论，先简述日记的用纸情况。除1922年日记情况不明之外，鲁迅日记先后用过7种格纸，皆为传统的竖行格纸，用纸总量约1100张：（1）半叶九行无鱼尾的黑口墨印格纸（以下称“格纸甲”），用于1912～1913年日记；（2）半叶九行无鱼尾的白口墨印格纸（以下称“格纸乙”），用于1914年；（3）半叶九行无鱼尾的白口墨印格纸（以下称“格纸丙”），右侧版框中段有明显缺口（断版），用于1915～1920年；（4）半叶十行有单鱼尾的白口墨印格纸（以下称“格纸丁”），用于1921年；（5）半叶九行有单鱼尾的白口红印“洪兴纸店”格纸（以下称“格纸戊”），用于1923～1925年；（6）半叶九行有单鱼尾的白口红印“懿文斋”格纸（以下称“格纸己”），用于1926～1929年；（7）半叶十行有单鱼尾的白口红印“松古斋”格纸（以下称“格纸庚”），用于1930～1936年[1]。每种格纸在日记中至少用满一年，改换格纸品种，只发生在新年伊始，而无年中更迭的情形。
须说明的是，比对可知，格纸乙与格纸丙实际是同一块格纸版片的印成物（因本稿议题所致，为构建更为细致的时间框架，故将二者析分），由于不断刷印，版片磨损而出现断版，遂导致外观上的差异。版片右侧版框中段未出现缺口前印成者为格纸乙，有缺口后印成者为格纸丙。以常理而言，鲁迅应该是先得并先用格纸乙，后得并后用格纸丙。但因格纸乙、格纸丙是同版所印，其间界限不会截然分明，所以在日记与手稿中，均有主要用格纸乙而夹杂少量用格纸丙、或主要用格纸丙而少量用格纸乙的实例。如，1914年9月日记有1叶用格纸丙，1915年日记有2叶用格纸乙，1917年日记有2叶用格纸乙（古籍金石手稿中的此类情况详后）。但格纸乙早于格纸丙的总体趋势，仍很明显。
从现存状态来看，1912～1921年的日记，装订成册，一年一本。1923～1936年的日记，则是散叶，未加装钉。1912～1921年的日记末尾，往往有空白叶[2]。值得注意的是，前人记述日记的装订状况，存在矛盾。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影印鲁迅日记，冯雪峰撰写出版说明，称：
这日记，从一九一二年（即民国元年）五月起，到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六日止，每年一本，共二十五本……现在出版的是一共二十四本，而缺第十一本，即一九二二年的全年日记。[3]
依此，似乎当时日记全部装订成册。但同样参加此次工作的刘哲民，却称日记全是成叠散叶，言之甚详，不过他对格纸的描述，却有明显与实物不符之处（日记未用蓝色格纸）。
全稿以三层毛边纸包成一大包，共二十四叠，每八叠一中包，每年一叠，全部手迹用有丝栏的毛边纸缮写，丝栏有乌、蓝、红三色。……这二十四叠日记全为散页，看来是积满一年仍如原空白稿纸一刀装，成为一叠。[4]
冯氏、刘氏的记述，各有与日记现存状态不合之处。这就引发一个疑问，日记的现存状态与原始状态一致么？是否被改变过装帧？今案，装订成册的1912～1921年日记，各册书衣（外封面）均有“乙卯日记”、“日记第九”这样的题字，可以确定是鲁迅字迹。1923～1936年日记为散叶，无书衣，自然也无此类题字，各叶未见装订所造成的连续且位置对应的针眼。由此来看，1912～1921年日记应是鲁迅生前装订成册，1923～1936年日记则始终是散叶状态；换言之，现存状态即原始状态。
至于冯刘二人的记述，则是因为观察角度与叙述粗细之不同而有所偏差。冯雪峰未严格地以装帧形式为区分，乃将成摞的散叶，大而化之地视为“本”。刘哲民称全部都是散叶，则可能是他当时所见的确如此。鲁迅日记用传统的竖行格纸书写，装订成册时，一整叶被对折为两个半叶（与线装书同理）。以成册状态直接拍摄，无法拍出一整叶，只能后期做拼图处理，这是非常麻烦的（即便是今日，用数字技术处理，仍要做烦琐操作）。猜测当时为影印拍摄方便，将1912～1921年日记拆散，事后再将原件恢复成早先的装订状态。刘氏所见所述，是拆散状态下的模样。反之，若1912～1921年日记原先是散叶，1951年后才装订成册，一来与各册有带鲁迅题字的书衣，存在情理上的矛盾；二来为何只钉这几册，而不将1923～1936年日记也一律装订成册？
二、古籍金石手稿所用格纸的历时变化
鲁迅辑校古籍金石手稿，或用素纸，或用传统的竖行格纸，极少使用现代样式的格纸[5]。前者无从讨论，所用格纸则与日记高度重合。日记所用的7种格纸中，有6种（格纸甲、乙、丙、丁、己、庚）见于古籍金石手稿，更为重要的是，古籍金石手稿极少使用这6种以外的其他格纸。理清这6种格纸的使用情况，对于判定古籍金石手稿的书写时段，有着至关重要的直接作用。
以下按格纸的使用先后，列举各件书写时间明确的古籍金石手稿，梳理这6种格纸的使用时段及其更迭。如表1，使用格纸甲的古籍金石手稿中，有16件书写时间可知。其中，《蜂衙小记》《燕子春秋》最早，抄写于“庚戌十一月”即1910年12月2～31日。最晚的是《出三藏记集》，该书分两次抄成，卷二至五抄于1914年9月，卷一抄于1915年7月。《出三藏记集》以外的其他15件，均写在1910年末至1912年秋，这一时段显然是格纸甲的使用高峰期。
表0-1 使用格纸甲的书写时间明确的古籍金石手稿[6]
续表
用格纸乙而有明确时间证据的古籍金石手稿，共有9件，绝大多数写于1913年春至1914年春。其中《谢承后汉书》手稿C最早，时间为1913年3月5日至27日。时间最晚的《百砖考》，写在1915年7月19日，与其他各件时间相隔明显较远。
表0-2 使用格纸乙的书写时间明确的古籍金石手稿
续表
值得注意的是，《沈下贤文集》手稿B的卷一〇至一二，有若干叶用格纸丙。结合下文所述格纸丙的使用情况，可知在1914年春，格纸乙与格纸丙混杂使用了一段时间。这或许会对判定某件手稿的时段造成困扰；但从宏观角度看，混杂使用，恰好说明正是在这一时段，格纸的使用出现了迭代。
再看格纸丙的使用情况。格纸丙在日记中连续使用6年（1915～1920），仅次于格纸庚的7年（1930～1936）。不过，1910年代后半，鲁迅在古籍与金石方面投入的精力渐减，书写时间明确的古籍金石手稿只有8件，时间跨度为1914年2月至1918年11月。
表0-3 使用格纸丙的书写时间明确的古籍金石手稿
此处需要说明的是，《会稽郡故书杂集》手稿I的总序、总目、每书小序及各书各卷正文首叶，版心被手描为黑口，看似与格纸丙不同，实则仍是一物。《淮阴金石仅存录》与之近似，用格纸丙，但版心处手描添加了鱼尾。乍看容易误判，须仔细观察并对比，方能辨别确认。读者宜加留意。
另有一些使用格纸丙的手稿，无法确定书写时间，但可判定时间上限或下限，它们与上述实例所示时段（1914年2月～1918年11月），不存在对立性冲突。如《越中典故书帐》记有“会稽郡故书杂集九卷周作人辑家刻本”。鲁迅刊刻《故书杂集》是在1915年，《越中典故书帐》的书写时间不能早于此。
又如，《岭表录异》手稿G是鲁迅抄录校理此书的最后手稿。日记1913年11月4日，称“下午得二弟所寄书一束，内《急就篇》一册，写本《岭表录异》及校勘各一册”[7]。所谓“写本《岭表录异》”，即表1列出的手稿A，“校勘”指手稿E与手稿F（详见第十二章）。手稿A订成一册，手稿E与手稿F合订为一册，日记乃称“各一册”。手稿G是以它们为基础而写成，时间必在周作人寄来前三件手稿之后。
当然，也有一些使用格纸丙的手稿，情况较为模糊。《唐宋传奇集》定稿本卷七《杨太真外传》，有5叶用格纸丙。据鲁迅日记与书信，定稿本最终编定，交稿给北新书局，是在1927年9月。此书篇幅不小，内中各篇未必皆写在当年。就此可举出一个旁证：1926年7月4日，鲁迅致信魏建功，称“其中抄出的和剪贴的几篇”，“想用北大所藏的明刻大字本来校正它”，托魏氏代劳[8]。覆案定稿本，有若干叶是剪贴《太平广记》刻本作为底稿，与此信所述相符，这些叶面的剪裁当然是在鲁迅致信魏建功之前。以此类推，若说使用格纸丙的《杨太真外传》在1927年前抄就，是完全可能的；但说它早至1910年代后半，又嫌过早。
使用格纸丁的古籍金石手稿很少，仅有《唐宋传奇集》初稿本《赵飞燕别传》《长恨歌传》，以及一件无题名手稿，内容是按东汉十三州刺史部抄录部分郡县名（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这3件均无文献证据可以确定书写时间。唯一能够明晓的是，《赵飞燕别传》与《长恨歌传》，因系《唐宋传奇集》初稿，至晚也要早于定稿本的1927年。
使用格纸己即“懿文斋”红色格纸的古籍金石手稿，仅有2件，即抄录《益雅堂丛书》与《六醴斋医书》细目（均藏国图），书写时间不详。这两种丛书购于1927年8月，时间紧邻，日记称：“买《六醴斋医书》一部二十二本，三元五角。”（8月2日）“下午修补《六醴斋医书》。”（12日）“在登云阁买《益雅堂丛书》一部廿本。”（13日）“下午修补《六醴斋医书》讫。”（17日）[9]因书有破损，鲁迅做了修补。抄录子目，颇有可能是修补时顺手为之。设使推测不谬，这两件的抄写时间，便与格纸己在日记中的使用时段（1926～1929）吻合。
用格纸庚即“松古斋”红色格纸的古籍金石手稿，只有2件（均藏国图），书写时间不明[10]。一是校勘《嵇康集》所用诸本诸书的清单，二是《嵇康集》抄本与刻本篇目异同比较表。前者列出的书籍中有《海录碎事》。鲁迅辑校《嵇康集》的4部校本手稿中，仅最晚的手稿D（写于1931年12月前）比勘了《海录碎事》，手稿A、B、C（均抄写于1910年代，鲁迅在其上批校，则延续至1920年代中期，详第五章）则无据此书校补之处。由此来看，这件清单手稿很可能写于1930年代初。
要之，在使用格纸书写的古籍金石手稿中，使用格纸甲、乙、丙者，占绝对多数，使用格纸丁、己、庚的极少；书写时间明确的古籍金石手稿，全数用格纸甲、乙、丙，无一使用格纸丁、己、庚。这是基数与概率的自然体现。然则，古籍金石手稿的时间推定，基本可以视同为格纸甲、乙、丙的使用时段问题。
三、格纸使用时段的构拟及其可信度
上述以时间明确的手稿为基准所归纳出的格纸使用时段，是否具有足够的可信度呢？这里需要引入日记作为参照物，做交叉验证，核验同一种格纸在日记与古籍金石手稿中的使用时段是否吻合，或退一步讲，有无对立性冲突。由于使用格纸甲、乙、丙的古籍金石手稿占绝大多数，接下来的考察主要围绕它们展开。
现存鲁迅日记以1912年为最早，用纸为格纸甲；在古籍金石手稿中，时间明确的格纸甲的最早用例，是1910年12月。格纸乙用于1914年的日记，在古籍金石手稿中的最早用例是1913年3月。格纸丙在日记中的使用始于1915年，在古籍金石手稿中最早见于1914年2月。简言之，同种格纸在古籍金石手稿中最初出现的时间，普遍早于日记，若以书写时间明确的手稿为基准，“领先”将近一年。表面来看，这似乎说明格纸在二者中的使用时段有错位。倘若果真如此，本稿的立论基础将被大大动摇，就此须做一番解说。
解决疑惑的关键，是前文提及的如下现象：1912～1921年的鲁迅日记（使用格纸甲、乙、丙、丁），每年一册，册末往往有空白叶，每种格纸至少用满一整年，更换格纸只发生在一年之始。综合考量这些现象，不难推知：这些年份的日记，并非先写在单张格纸之上，年末再将装订成册，而是在上一年末预先将空白格纸装订成册，作为次年的日记本。装订时，一方面会有意识地留出余地，多订一些纸张，以免中途用罄；同时又以取用同一种格纸为便。一种格纸至少用满一年、每册日记只用一种格纸、格纸更替绝不发生在年中、册末留有空白叶，都是预先装订所导致的结果。正因如此，即便本年年中，另一种格纸已成为新的常用格纸，开始大量用于古籍金石手稿，日记却只能继续写在“旧”格纸钉成的日记本上，直至年末。这是造成两者使用格纸的表面上“时间不同步”的根源所在。
缘此，某年日记使用何种格纸，取决于上一年年末的格纸使用情况及存量。基于这一前提，可做出如下构拟：1910～1912年，格纸甲是鲁迅最常用的格纸，存量与用量均大，此时段的古籍金石手稿往往用之；1911年末，鲁迅制作次年的日记本，便使用了格纸甲。1912年末，装订1913年日记本，情况未变，故而仍用格纸甲。至1913年春，格纸甲渐渐少用（或将用罄），格纸乙取而代之，成为常用格纸。这一变化的具体表现是：1913年3月，鲁迅辑录《谢承后汉书》手稿C已用格纸乙，其后的古籍金石手稿大多用格纸乙，用格纸甲者极少。于是，1913年末，鲁迅装订1914年日记本，就使用当时最常用的格纸乙。1914年春，情况又有变化，鲁迅开始用格纸丙，格纸乙的用例趋少。是年末为1915年制作日记本，便使用格纸丙。
至于之后的格纸丁、己、庚，也可循此类推，即它们在前一年已被较多使用，才会成为次年日记所用格纸，尽管使用格纸己、庚的1923～1936年日记写在散叶上，而非预先订成日记本。惟此时段的古籍金石手稿数量稀少，无法像格纸甲/乙/丙那样，推导出详细的时间框架而已。
上述格纸使用时段的起讫，是据书写时间明确的手稿总结出的。而在古籍金石手稿中，无法确知书写时间的手稿占绝大多数。书写时间明确的最早/最晚实例，未必是使用该种格纸的实际起讫节点；毋宁说，某件时间不明的手稿是实际最早/最晚的用例，才是更有可能的。换言之，各种格纸的实际使用时段，有可能长于上述推演所得。
兹以格纸乙为例。该种格纸用于1914年日记，多见于1913～1914年的古籍金石手稿，时间明确的最晚实例是在1915年7月19日。然而，还有若干件使用格纸乙的手稿，确切书写时间不明，但可确定晚于1915年。如《汉碑释文》，卷末抄录了作者周凤山民国五年长夏识语，鲁迅抄录该书只能在此之后。《汉石存目》《魏晋石存目》，系据罗振玉《雪堂丛刻》抄录，前者有乙卯（1915）六月罗氏序，后者有同年六月十八日罗氏跋；考虑到成书后排版印刷、流通售卖、鲁迅购买（借阅）直至抄录之间的时间差，这两件很可能抄录于1916年甚至更晚。
尽管如此，格纸乙的使用高峰无疑仍是1913～1914年。在确切时间可知的格纸乙的用例中，写于1913～1914年的手稿，远多于更晚手稿。依统计学规律，一定数量的样本所展现的趋势或者倾向，可代表整体而不至于出现颠覆性的偏差。鲁迅在手稿上标署日期、在日记中留下记录等，是一个随机发生的概率性事件。缘此，某时段内时间明确的手稿多，即意味着该时段的手稿总数多。此外，格纸乙的使用高峰，还可得到纸张用量的旁证。1913～1914年的手稿，有若干种篇幅较大，如《易林》（404叶）、《谢承后汉书》手稿C（149叶）、《沈下贤文集》手稿B（150叶）、《嵇康集》手稿A（116叶）、《云谷杂记》手稿B（46叶）；1915年以降的《百砖考》（24叶）、《汉碑释文》（31叶）、《汉石存目》（24叶）、《魏晋石存目》（4叶），篇幅明显较小。
要之，本文构拟的格纸使用时段，实际是各种格纸的使用高峰期。在某一时段内，会有一种“主力格纸”，被鲁迅较多使用；而这与他偶尔使用其他格纸，并不矛盾。所谓“其他格纸”，包括残存的上一乃至更早时段的“主力格纸”。事实上，现存的鲁迅手稿中仍夹有一些未用格纸，如国图藏鲁迅手稿中便有空白的格纸乙。在鲁迅生前，未用尽的早期格纸自然更多，他完全有可能在较晚时段偶尔使用某一早期格纸。缘此，既不能胶柱鼓瑟地认为，前一种格纸彻底用完，鲁迅才会改用别种格纸；同时也要承认某种格纸退出“主力”行列后，它被使用的几率的确大大降低了。
另一方面，鲁迅辑校古籍与金石文献，有时针对某种文献做了多次工作，留下多件手稿或曰“手稿群组”。通过文本修改增补的痕迹，可辨识出各件的先后序列。在同一“手稿群组”中，但凡所用格纸不同，手稿的先后必与前述格纸使用的先后次序吻合，未见有较后手稿使用较早格纸而较先手稿使用较晚格纸的情况。这从侧面进一步证明：将格纸的主要使用时段作为判定手稿书写时段的标尺之一，是可行且可信的。以下举出若干实例。
鲁迅辑校《谢承后汉书》，先后形成5部完整手稿。其中4部用格纸书写，写于1912年的手稿B、手稿F用格纸甲，写于1913年的手稿C用格纸乙，写于1914年的手稿G用格纸丙。手稿先后与格纸更迭，若合符节。
鲁迅辑校《谢沈后汉书》，初稿与定稿皆存。初稿手稿A用格纸甲，写于1912年6月27日；定稿手稿B用格纸乙，时间为1913年3月28日。《虞预晋书》的情况与之颇似，初稿手稿A用格纸甲，写于1912年6月30日至7月1日；定稿手稿B用格纸乙，写于1913年3月31日。
国图藏《六朝造象目》与《六朝造象目录》，后者系据前者修订增补而成。证据是：前者写成后，加标识调整条目排序，后者的条目次序与标识相符。前者用格纸乙，后者用格纸丙，同样是较早手稿用较早格纸，较晚手稿用较晚格纸。
由以上现象，还可推导出如下结论：若同一“手稿群组”内的两件（或更多）手稿，使用相同格纸，暗示着它们的书写时间在同一时段内；若用不同格纸，则意味着它们跨越不同区间，书写时间很可能相距较远（除非恰好前者在前一区间之末，后者在后一区间之首）。
四、利用格纸使用时段的手稿“时间推定”
明晰了格纸使用时段，便可用它推定时间不明的手稿最可能写于哪一时段。原先只能判定为早于或晚于某年某月的手稿，也可利用它进行“校准”，缩小时间范围。以下举出三个不同层面的实例，试做分析。
《古小说钩沉》现存手稿的件数很多，情况复杂。林辰根据《古小说钩沉序》发表于1912年2月的《越社丛刊》第一集，以及日记1912年10月12日、11月23日周作人两次寄来“《小说钩沉》草稿”的记录，指出该书辑录完成于1912年鲁迅赴南京前，或曰1911年末[11]。顾农基本同意林辰的观点，但他注意到草稿后还有最终稿本，提出：“1912年秋，鲁迅让周作人将存放在绍兴故家的《古小说钩沉》稿寄到北京来，估计在此后一段时间内曾加以补充整理，重新写成十本，基本上完成了现存的形态。此后虽然也许还有加工，估计改动不大。”[12]
装成10册的最终稿本，现藏北京鲁迅博物馆，总计546叶，正文通篇用格纸乙[13]。体量大，用纸多，将它视为格纸乙使用高峰期的产物，是最为合理的假说。然则，最终稿本很可能写在1913年春至1914年春间，1912年秋收到寄来的初稿后立即动笔的可能性较小。此外，《小说钩沉目录》（3叶，现藏国图），首叶用格纸乙，后两叶用格纸丙。《说目》（39叶，现藏国图），全用格纸乙。这两件手稿与最终稿本关系紧密，用纸又与之相同，推测它们也应写在此时段内[14]。
国图藏“汉画象”手稿（1叶），用纸为格纸乙，内容是记录当时山东省立图书馆所藏10种汉画像石的情况（原石所在地、前人著录等）。鲁迅在篇末题“前十石胡孟乐自山东来，以拓本见予”。日记1913年9月11日称，“胡孟乐贻山东画像石刻拓本十枚”[15]。若推测鲁迅得到拓片后，随即写成此件，看似颇合情理，但在逻辑上毕竟不能完全排除搁置多时方才动笔的可能。从用纸情况再加一层考量，此件使用格纸乙，鲁迅获得拓片的时间又在格纸乙的使用高峰之内，两相匹配。那么就可以说，此件手稿写于获赠后不久，不仅合乎情理，又符合格纸使用时段的“校准”，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假说。
抄校《弥勒重阁记》，篇前有鲁迅题字“乙卯（1915）十一月十八日，以精拓本校”。校勘自然是在抄成之后。这是一个时间不详但下限明确的实例。此件用格纸乙，依上文所论，便可给它添上大致的上限，称之为“约1913年春至1915年11月”。
结语
最后想要强调的是，鲁迅在不同时段使用格纸有所更迭的整体趋势是明显可感知的，但本文提出的格纸使用时间框架及各时段的起讫，只是一种假说。利用这一框架，推定手稿的书写时段，当然也只是推论。这种推论的实质，是指向某件手稿最有可能的书写时段。
受限于证据缺失，考证无法解决所有问题，这是文史研究难以回避的困境，不惟鲁迅手稿研究所独有。对于数量众多的书写时间不明的鲁迅古籍金石手稿而言，利用格纸时间框架，求得它们的“近似解”，由此将研究进一步细化，不失为具有一定信度的合理策略。以下各章，便将循以上所论办理，呈现鲁迅辑录各种古佚书的历时性过程。
[1] 萧振鸣认为“现存鲁迅日记使用的纸张只有四种”，“1912年至1921年使用的是18行朱丝栏宣纸册，中缝处下部有单鱼尾栏”，是不准确的。见：萧振鸣《鲁迅用笺考》，《上海鲁迅研究》2015年4期。
[2] 此点承陈子善先生示知。
[3] 冯雪峰《〈鲁迅日记〉影印出版说明》，《鲁迅日记》，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
[4] 刘哲民《〈鲁迅日记〉的影印工作》，《出版史料》第2辑，1983年。
[5] 个别例外有《游仙窟》的较晚稿本，用“北京大学日刊”绿色格纸；《嵇康集考》的定稿，用泱泱社格纸。
[6] 鲁迅辑校同一种古籍，往往有多件手稿。此按本书以下各章所述，称“某书手稿A”、“某书手稿B”。
[7] 《日记》，《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86页。
[8] 《书信》，《鲁迅全集》第11卷，531页。
[9] 《日记》，《鲁迅全集》第16卷，32～34页。
[10] 松古斋是北京琉璃厂的南纸店，鲁迅日记两次提及此店，一在1929年5月28日，“往松古斋及清
阁买信笺五种”，二在1932年11月25日，“至松古斋买纸三百枚，九角”。前者为信笺，与抄书写书用的格纸不同（传统的这两类纸张的形制区别明显），后者则有可能是抄书格纸。不过，1930年的鲁迅日记已用“松古斋”红色格纸，可见他在该店购纸（或托人代购）的实际次数，要超出日记的记录。
[11] 林辰《〈古小说钩沉〉所收各书及其作者考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56年10月21日、10月28日。林辰《关于〈古小说钩沉〉的辑录年代》，《人民文学》3卷2期（1950年12月）。
[12] 顾农《〈古小说钩沉〉的成书过程》，《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1期。
[13] 最终稿本所收的36种古小说，每种在正文前有一叶题写书名，这些书名页使用素纸，手描出版框。扣除这36叶，最终稿本实际使用510张格纸乙。
[14] 林辰考察《小说钩沉目录》，提出它的形成早于最后稿本，属于最后稿本的前期准备。参见林辰《鲁迅计划中〈古小说钩沉〉的原貌》，《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60年10月30日。至于《说目》，林辰未曾谈及；赵英认为，从字迹来看，“很象二十年代所写”。参见赵英《未曾发表过的鲁迅撰〈说目〉》，《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2期。笔者认为此件的性质及产生的时间与《小说钩沉目录》接近，将另文论述。
[15] 《日记》，《鲁迅全集》第15卷，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