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医学的发展史

社会医学成为一门学科理论是近代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不断出现的社会卫生问题之必然结果，是随着工业化、都市化、疾病构成变化、科学技术进化和认识层次深化等过程逐渐形成的，又与法国政治大革命有密切关系。

一、国外社会医学发展史

（一）社会医学史前史

作为一门学科，社会医学是19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的兴盛而发展起来的，但关于社会因素与疾病的关系早就被关注。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前460-前370）就认为“知道是什么样的人患病比知道这个人患什么病更重要”“医生医治的不仅是疾病，更重要的是患者”。他在《空气、水、地域》一书中更是明确提出生活环境、习惯对健康的作用。古罗马医师盖伦（Galen，129-199）重视社会心理因素的致病作用，强调人体健康与心理因素的关系。阿拉伯医师阿维森纳（Avicenna，980-1037）认为土壤和水源可以传播疾病，而精神情感活动对机体也有影响。但是，限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及医学科技水平，古代医学家对于人类健康、疾病与社会因素的关系还缺乏客观证据来证明他们的认识，医学活动基本上是患者与医生间的个人医疗行为。

（二）社会医学的萌芽

18世纪60年代起，西欧进入了资本主义的确立时期，手工业生产方式逐步被大工业生产方式所代替。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厂、矿山等较大规模工业生产方式日益增多，社会卫生状况日益恶化，劳动卫生、职业损害问题日益增多，促使人们进一步注意到医学的社会性以及人类健康与疾病的流行与社会环境、社会条件的密切关系。一些进步医学家提出了国家、社会应该对人民健康负责的观点，在当时具有很强的启蒙作用。

瑞士医生巴拉塞尔萨斯（Paracelsus，1493-1541）在《水银病》一文对铜银矿山工人的职业病进行了分析。意大利的萨马兹尼（1669-1714）在其著作《论手工业者的疾病》中记述了52种职业工人的健康与疾病状况，论述了职业病的病因和职业的关系。德国卫生学家约翰·弗兰克（Johann Frank，1745-1821）提出了“居民悲惨的生活是疾病温床”的观点，并在《全国医学监督体制》一书中提出了用医学监督计划使政府采取措施来保护个人和公众健康的主张。这种观点认识到健康、疾病和社会因素的相关性，成为社会医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并从德国逐渐流传到苏联、意大利、法国、美国和英国等。因此，他被公认为公共卫生和社会医学杰出的先驱。此外，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提出了人口过剩与贫困之间的关系，而空想社会者欧文提出了限制童工劳动时间的建议。

对于这些社会卫生问题，依靠单个医生、机构的努力已经力不从心，必须动员全社会力量，采取社会行动，才能加以控制、解决。1841年，法国制订了《童工法》。1848年，英国通过了《社会保健法》。1847年，利物浦任命了第一位卫生局长邓肯。1848年，伦敦任命西蒙（Simon，1816-1904）为首任医官。他专门研究伦敦的食品卫生、住宅和工厂卫生，认为这些因素与英国工人的健康密切相关，并在《论伦敦的卫生状况》报告中建议设立卫生检查机构，改善下水道，将疾病防治列为国家任务。

（三）社会医学创立

19世纪，一批社会医学的倡导者目睹了工业化过程给人类带来的与传染病、职业病、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妇幼卫生等有关的一系列健康问题，对医学、健康和社会的联系有了更深的认知，尝试采取一些社会措施去应对这些社会问题，社会医学开始形成自己的理论、方法体系。

“社会医学”一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中叶。1838年，罗舒首先提出“社会卫生学”这个专用名词，并将卫生分为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两类。1848年，法国医生盖林（Jules Guerin，1801-1866）首次提出把医学监督、公共卫生学及法医学等学科构成一个整体，统称为“社会医学”，并将其分为社会生理学、社会病理学、社会卫生学及社会治疗学四部分，号召医务界自觉运用社会医学观点去考察社会卫生问题，这也成为社会医学真正诞生的标志。

19世纪后半期，细菌学的成就使医学家只重视生物病原体的致病作用，忽视了社会因素的作用，但是仍有不少医学家不同意过分夸大细菌的致病作用。德国医学家诺尔曼（Neumann，1813-1908）和病理学家魏尔肖（Virchow，1821-1902）都强调社会经济条件对健康和疾病的重要作用，提出“医学科学的核心是社会科学”“政治学是广义上的医学”“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任何社会都应对居民的健康负责”“实现医学目标的最好的办法是将医学和社会生活、政治活动结合起来”。

（四）社会医学的发展

社会医学首先在英国取得了发展和进步。1856年，英国第一次开设公共卫生课，由格尔豪任教。19世纪末，英国开设了公共卫生学课程，20世纪40年代改名为社会医学课程，泛指疾病的控制及有关增进或影响人群健康的科学。1943年，牛津大学成立了社会医学研究院。20世纪60年代以来，为适应英国国家卫生服务制度改革的需要，社会医学改为社区医学，内容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德国是社会医学的发源地。1912年，德国的格罗蒂扬（Alfred Gretjahn，1869-1931）在《社会病理学》一书中进一步指出：社会状况的恶化易导致感染疾病，疾病又通过它的后果来影响社会。他主张用社会措施来预防疾病或影响病程，并强调社会卫生调查中应该用人口学、统计学、经济学及社会学方法。他提出社会卫生学的一整套理论和概念，首次指出健康、疾病与社会的相互关系。1920年，他成为第一位社会卫生学教授，并在柏林大学（现柏林洪堡大学）开设了社会卫生学讲座。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社会医学”与“社会卫生学”两个词在德国并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改用“社会医学”。

在美国，社会医学的发展没有英国那般迅速，大多数学校开设医学社会学和社区医学，开设社会医学的不多，其内容通常都在卫生管理、卫生政策课程中。近年来，针对医学的日益专业化和保健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的问题，家庭医学（family medicine）得到了不断发展。

在苏联，莫斯科大学医学院于1922年成立了社会卫生学教研室，并于1941年改名为保健组织学教研室，后又在1966年改为社会卫生与保健组织学教研室。1923年，国立社会卫生学研究所成立，后更名为社会卫生学与保健组织学研究所。

二、社会医学在中国的发展

（一）中国社会医学的萌芽

中医学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并早已注意到社会因素、精神因素对健康与疾病的影响。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提出政治地位、经济条件、气候变化、居住环境、饮食起居和精神因素等与疾病有关的论点。西周初期，我国建立了社会医事组织，制定了医师考核制度。汉代设立了为贫民看病的机构。南北朝宋元嘉二十年（443）设“医学”，成为我国最早设置的医学学校。但是，卫生机构设置和医事制度主要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广大人民的医疗事业主要靠民间医生。由于我国处于小农经济环境下，生产手工化导致医学的社会化程度低，社会医学不可能真正形成，而只能以部分学者、医者的零星社会医学思想体现出来。

19世纪，随着西方医学、医事组织的输入，社会医学进入我国，并促使服务于大众健康的卫生服务体系逐步建立。1898年，上海公共租界工商部设立卫生处，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地方卫生行政机构。1905年，清政府在警政部警保司下设卫生科，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中央卫生行政机构。1910年，伍连德医师在山海关设立检疫所，实行卫生检疫，这是我国自主创立的卫生防疫机构。1925年，北京市左一区卫生事务所成立，是我国最早的城市基层卫生机构。1928年，上海吴淞区农村卫生实验区成为最早成立的农村基层卫生机构。193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央卫生设施实验处，下设社会医事系，负责社会医务人员的登记和考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很快就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全国性卫生行政组织和卫生服务机构。发展社会卫生事业、保障人民健康真正上升为国家的职责与任务。1949年，中国医科大学建立了公共卫生学院并设立了卫生行政学科。1952年，引进苏联的《保健组织学》，作为医学生的一门必修课。1954年起，先后在一些医学院校举办卫生行政进修班，培训卫生管理干部。20世纪50年代中期，各医学院校普遍成立保健组织教研组，开展教学研究工作。1956年，卫生部成立中央卫生干部进修学院，负责培训省市卫生管理干部。1957年，第一届保健组织学师资讲习班举办，并组织编写了《保健组织学》教材。1964年7月，在上海举行了全国保健组织学教学研究交流会，提出了加强学科建设的建议，但因当时条件的限制，一度发展的保健组织学科被迫中断。

（二）中国社会医学的创立与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教育事业顺利发展，社会医学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社会医学的发展逐渐步入正轨。

1.组织机构与杂志的发展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社会医学的组织机构和学术教育、交流平台逐步搭建起来（表1-2）。全国各级各类（中）医药院校普遍开设社会医学课程，并形成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和质量的社会医学教学、科研队伍。

2.学术研究发展及其成绩　自社会医学创立以来，社会医学工作者就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并与卫生行政部门密切合作，参与城乡卫生服务调查，制订区域卫生规划和预防保健计划，制订社会病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治策略等，促进了社会医学学科和卫生事业的发展，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服务体系、健康保障体系和卫生监督体系中起到了参谋、咨询作用。

三、社会医学研究内容的演变

历史上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经历了3次不同目标和任务演变的卫生革命，不同国家、不同时期面临的任务、重点和目标有所不同。

第一次卫生革命以防治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为主要目标，主要采取抗生素、免疫接种、消毒、杀虫、灭鼠等社会卫生措施，即通过“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等传染病控制措施，控制传染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延长平均寿命。

第二次卫生革命以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糖尿病、精神疾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为主攻目标，主要通过发展早期诊断技术、提高治疗效果、加强疾病和健康危险因素监测、改变不良行为和生活方式、合理营养和体育锻炼等综合措施，降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第三次卫生革命以提高生命质量、促进全人类健康长寿、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为目标，并力图通过树立健康新观念和大健康观念、加强健康促进和健康教育、坚持可持续发展策略、保护环境和发展自我保健、家庭保健、社区保健等综合性措施实现。

我国目前正处于三次卫生革命的交叉时期，第一次卫生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第二次卫生革命的任务即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成为主要的威胁，又面临第三次卫生革命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