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位置，位置

“传记的艺术不同于地理学，”幽默作家爱德蒙·本特利在1905年评论道，“传记是关于人物的，而地理则是关于地图的。”很多年来，大人物（英国人所说的上层阶级男性）主宰了史学家们讲述的故事，以致历史与传记相差无几。这一状况在20世纪得到了改观，史学家们把女性、下层阶级男性和孩子也算进了人物之列，在一团混杂之中加入了他们的声音，但在此书中我想更进一步。我认为，一旦我们把人物（在新的、更为宽泛的定义下的更大群体的人物）看作大致相仿的，剩下的便只有地图了。

很多史学家被这一论断所激怒，就如同公牛看到红色的斗牛布一般。其中有几个史学家对我说，拒绝几个伟人就可以决定东西方历史走向的陈词滥调是一回事，拒绝承认文化、价值观和信仰的重要性，仅在无理性的物质因素中寻找西方主宰世界的原因，又是另外一回事。但这基本上就是我的主张。

我将试图说明，在过去的15 000年中，东西方以相同的次序经历了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因为东西方由相同种类的人组成，而正是这些人创造了相同种类的历史。但我也试图说明，他们并非以同样的频率和速度完成这些事情。我的结论是，生物学和社会学能解释全球范围内的相似之处，而地理学则能解释区域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地理学解释了西方为何主宰世界。

坦率地讲，这听起来可能像长时段注定论的强硬路线，当然有些历史学家是这样看待地理学视角的。这一观点至少可以上溯到希罗多德，这个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常被誉为“历史学之父”。他坚称：“土质松软的国家养育生性软弱的人民。”[15]并且，正如由他所开启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传统，他得出的结论是，正是地理环境决定了他的祖国的伟大。或许最值得一提的例子是埃尔斯沃思·亨廷顿，这位耶鲁大学的地理学家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收集了大量统计数据，用以证明他的家乡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有近乎完美的出产伟人的气候条件。（只有英国的气候条件要更好些。）作为对比，他总结道，加利福尼亚州“过分整齐划一的刺激性气候”（正是我居住的地方）只出产了大量疯子。“加利福尼亚州的人民，”亨廷顿向他的读者保证说，“可以被比作不堪驱策的马，他们中的一些因筋疲力尽而垮掉。”[16]

人们很容易嘲讽这类说辞，但当我说地理学解释了西方的主宰地位的时候，我的想法颇为不同。地理差异确实有长期的效果，但这些不是注定的。并且，在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的地理优势，在另一阶段可能是毫无影响的，甚至可能转化为劣势。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虽然地理推动了社会发展，但是社会发展决定了地理的意义。这是双向的。

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一点，也为了给本书的内容做一下快速导航，我要回溯两万年，上溯到最后一个冰期最为寒冷的时刻。那时，地理环境至关重要：一千多米厚的冰川覆盖了北半球的大部分地区，冰川边缘是干燥而不适宜居住的苔原地带，只有靠近赤道的地方，才有零星人群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南方（人类可以居住的地方）和北方（人类不能居住的地方）的差异巨大，但在南部地区，东西差异则相对较小。

冰期末期改变了地理的意义。当然，两极地区依然很寒冷，赤道地区依然很炎热，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六处地方，即我在第二章中所指的原始核心地区，更温暖的气候条件配合当地的地理环境，为适宜人类驯化的动植物的进化（即改变它们的基因使之更能为人类所用，最终使得经过基因改进的生物只能与人类共生）提供了有利条件。驯化的动植物意味着更多的食物，这样就能养育更多的人，从而产生更多创新。但是，驯化同时也意味着施加给推动这一进程的资源更大压力。发展的悖论在这里起了作用。

这些核心地区一度是冰期极为典型的相对温暖、适宜居住的地区，但是现在，它们彼此之间以及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了。地理眷顾了这些地方，但对其中的某些地方更为偏爱。欧亚大陆西部一个叫侧翼丘陵区的核心地区，是可驯化的动植物的集中之地。由于人群大致相似，因此在这片动植物资源最为丰富、驯化最为便捷之地，人类开始了对动植物的驯化过程。那大约是在公元前9500年。

遵循常识，我用“西方”一词描述所有从欧亚大陆核心地区最西端演化而来的社会。很久以前，西方从西南亚[17]的核心地区开始扩张，包括地中海盆地乃至欧洲，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又囊括了美洲和澳大拉西亚（在16—17世纪泛指澳大利亚、新西兰及附近的南太平洋诸岛）。希望以常识的方式来界定“西方”（而不是挑出一些所谓独特的“西方”价值观，诸如自由、理性、宽容，然后论证这些观念来自何方，以及世界的哪些地方有这些观念）能更清晰明了，这对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有重大影响。我的目标是解释为何从原始的西方核心地区沿袭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首先是北美洲——如今主宰地球，而不是西方其他地方的社会，即沿袭自其他原始核心地区的社会为何没有主宰全球。

遵循相同的逻辑，我使用“东方”一词指代自欧亚大陆核心地区最东端（古老程度仅次于西端）演化而来的社会。也是在很久以前，东方从中国的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原始核心地区开始扩展，那里对于植物的驯化大约始于公元前7500年，今天的东方包括了北至日本，南至中南半岛的广大地区。

发源自其他核心地区的社会（位于今天的新几内亚的东南核心地区、位于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北印度的南亚核心地区、位于东撒哈拉沙漠的非洲核心地区，以及分别位于墨西哥和秘鲁的两个新大陆核心地区），都有各自令人神往的历史。在下文中，我将反复提到这些地区，但着眼点还将落在东西方对比上。我的主要根据是，自从冰期末期以来，世界上最为发达的社会要么发源自原来的西方核心地区，要么发源自原来的东方核心地区。阿尔伯特亲王在北京，与京巴狗洛蒂在巴尔莫勒尔堡相比，是个貌似可能的选择，而阿尔伯特亲王在库斯科、德里或者新几内亚则不然。因此，要想解释西方缘何主宰世界，最有效的方式是聚焦东西方的对比，这正是我所做的。

这样撰写本书是有局限的。通过更为全面的全球性论述，审视世界上的每一个地区，这种处理方式在内容上将会比本书更为丰富，并注意到细微差别，也将为南亚文化、美洲文化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对整个人类文明所做的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是这种以全球视野论述的书也会存在不足，尤其是将会导致失去焦点，篇幅较之本书也将会更为冗长。18世纪英国最机智的作家塞缪尔·约翰逊曾经评论道，虽然人人都喜爱弥尔顿的《失乐园》，“但没人希望它更长”[18]。这一评论适用于弥尔顿，更适用于我将要着手论述的一切。

如果在解释历史方面，地理真的提供了一个希罗多德式的长时段注定论解释，那在指出对动植物的驯化在西方核心地区始于公元前9500年，在东方核心地区始于公元前7500年之后，我便可将本书匆匆收尾。如此说来，西方社会的发展便会简简单单地领先于东方2 000年，在西方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东方还在发明文字。当然，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们将看到，地理并不能决定历史，因为地理优势最终往往适得其反。它们推动了社会发展，但在此过程中社会发展又改变了地理的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核心地区的范围扩大了，有时是通过移民，有时是通过邻近地区的效仿或者独立创新。在老的核心地区非常有效的技术——不管是农业技术，还是关于村庄生活、城市和城邦、大帝国/帝制国家或者重工业的技术——会扩散到新的社会和新的环境。有时候，这些技术在新的背景下兴旺发达；有时候，它们无功无过；还有的时候，它们需要经过重大调整才能发挥作用。

尽管这看起来有些奇怪，但社会发展中的最大进步往往发生在这些无法很好地应用从更发达的核心地区所引进或效仿的技术的地方。有时，这是因为使旧方法适应新环境的努力迫使人们取得突破；有时，则是因为在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无关紧要的地理因素，在另一个发展阶段变得举足轻重。

例如，5 000年前，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从欧洲大陆延伸至大西洋中，是地理上的一大劣势，意味着这些地区远离美索不达米亚（亦称“两河流域”）[19]和埃及的文明。但500年前，社会的发展改变了地理条件的意义。人们有了新型的舰船可以横渡原先无法通行的海洋，于是突然间扭转了形势，延伸到大西洋的地理条件变成了一大优势。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舰船，而不是埃及或者伊拉克的舰船，开始驶向美洲、中国和日本。西欧通过远洋贸易将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欧的社会发展也因此蒸蒸日上，超越了原先地中海东部的核心地区。

我将这一模式称为“后发优势”[20][21]，它同社会发展一样历史悠久。当农业村寨开始转变为城市（在西方是公元前4000年之后不久，在东方是公元前2000年后），拥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某些特定土壤和气候条件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更为重要的是拥有可以引水灌溉或作为商路的大河。当国家不断扩张，拥有大河的重要性也下降了，后来居上的是拥有金属矿藏、更长的贸易线路，或者人力资源。随着社会发展的变迁，所需资源也发生了改变，那些原先微不足道的地区可能会发现，落后之中也蕴藏着优势。

蕴藏于落后之中的优势是如何逐渐展现出来的，往往很难预见，并不是所有的落后都可以等量齐观。比如，400年前，在很多欧洲人看来，加勒比海地区欣欣向荣的种植园要比北美洲的农场更有前景。事后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海地变成了西半球最为贫困的地区，而美国则最为富裕，但要预见到这样的结果十分困难。

然而，这种后发优势的一个非常清楚的结果是，每个核心地区最为发达的地区总是因时而异的。在西方，在早期农业时代，最发达之处是侧翼丘陵区；随着国家的出现，它南移至美索不达米亚河谷地区和埃及；再后来，随着贸易与帝国地位的凸显，又西移至地中海盆地。在东方，最发达之处先是从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地区北移至黄河流域，然后又西移至渭水流域的秦地。

第二个结果是，西方在社会发展中的领先地位时起时伏，部分是因为这些至关重要的资源——野生动物和植物、河流、商路、人力——在每个核心地区的分布各不相同；部分是因为在这两个核心地区，扩张和抢占新资源的过程既猛烈又动荡，将发展的悖论推演至极致。例如，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内西方国家的发展，使得地中海不仅成为商贸要道，而且成为毁坏之源。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西方国家失去控制，迁徙、国家崩溃、饥荒和瘟疫引发遍及核心地区的崩溃。而没有这种内海的东方，则未经历类似的崩溃，到了公元前1000年，西方在社会发展中的领先地位已经严重被动摇。

在后来的3 000年中，同样的模式一而再再而三地起作用，造成的结果不断变化。地理因素决定了世界哪个地方的社会发展脚步最快，而社会发展又改变了地理的意义。在不同的时刻，连接欧亚大陆东部和西部的那些大草原、中国南部肥沃的稻田、印度洋和大西洋都是极为重要的。当17世纪大西洋的重要性日渐显露的时候，那些处于开发利用大西洋最佳位置的人（最初主要是英国人，后来还有曾是英属北美洲殖民地的美国的人民）创造了全新种类的帝国和经济，并释放出蕴藏在化石燃料中的巨大能量。我将会论证，这正是西方主宰世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