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批银信的跨洋金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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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海外移民的主要动因

海外移民是华侨银信形成的基础,没有海外移民就没有华侨银信;华侨银信是海外移民的动力,没有华侨银信,海外移民就难以持续进行。

华侨出洋总是在充满矛盾和纠结中进行,真可谓“远别不归儿女怨,岂甘老死守寒窗?”司徒献:《少小离乡老大回》,《纽约华侨餐馆工商会游河特刊》,纽约华侨餐馆工商会,1922年。从民族情感上看,一个“数千年来靠农为活的民族,‘安土重迁’的观念已根深蒂固”,“如果非万不得已,谁愿意背离乡井?”区琮华:《劝导华侨投资几个问题》,《广东省银行季刊》,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1941年第1卷第2期。从家庭观念上看,“我国民族之乡土观念甚强,又以家庭制度之严束。而一朝远离祖国,远涉重洋,实乃一种不可思议之现象”今吾:《中国海外侨民述略》,《侨声》,北京华侨协会侨务科,1939年创刊号。。从个人安危上看,华侨“每视漂洋为畏途,非为了不得已的事,决不肯轻易冒险”《南洋侨乡状况》,(新加坡)《琴冈特刊》,1948年。而行。尽管如此,一批又一批的粤闽华侨还是不畏艰辛、前赴后继远渡重洋去往南洋和美洲。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因贫困被迫出洋求生存,另一种是因富裕而出洋谋发展。

一、因贫困被迫出洋求生存

近代中国“天灾频降,政局紊乱,商者顿于市肆,农者困于畎亩。故人民不得不舍其固有之资财,而向海外另觅生路”今吾:《中国海外侨民述略》,《侨声》,北京华侨协会侨务科,1939年创刊号。,以“寻求理想之世界”容华绶:《广东侨汇回顾与前瞻》,《广东省银行季刊》,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1941年第1卷第1期。。人多地少、自然灾害频发等恶劣的自然条件,经济动荡、民不聊生等残酷的社会现实,被认为是华人漂洋过海、出洋谋生的主要原因。例如,“韩江流域得天独薄,山多田少,地瘠民贫。因而居民生活困顿颠沛”。当地民众被迫“远涉汹涌重洋,跨过南洋地带的处女群岛,以血和汗去作不歇的工作”。《水客何娜娜归迟》,《中山日报(梅县版)》,1949年1月16日第3版。“一朝无路,便往搭铁船”成为潮汕民众的一种传统习俗。《勿坠“客头”骗局》,《南洋报》(第21期),1948年12月15日。“闽省地瘠,境内多属山地,岗岭杂叠。其耕地面积在中国各省份中仅比贵州省的耕地多一些。”人多地瘠加上社会动荡不安,使闽人“视汪洋巨浸为衽席”而纷纷出洋谋生,闽省华侨人数仅次于粤省,名列第二。因此,“海外移民最基本的动因是找寻食料”。区琮华:《劝导华侨投资几个问题》,《广东省银行季刊》,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1941年第1卷第2期。

部分华侨经过打拼很快便有银信寄回家中。道光二十年(1840),潮州前溪陈村沟头人陈少林因家贫“过番”来到暹罗。一年后便有“番批”寄回家乡。黄晓坚:《中泰民间关系的演进:以隆都镇为视域的研究》,《北美华工与近代广东侨乡社会》,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4页。清朝末年,马来亚彭亨邦金矿的矿工大部分是华侨。由于刻苦耐劳,华侨矿工的工资收入有的每天可达七八元马币,一般也有三四元马币。这种工资收入在当地生活相当富裕。沈太闲:《我所知道的马来亚同盟会》,《文史资料选辑》(第76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1年,第30页。而且海外华侨“善为亿中,以成巨富。乡里见猎心喜,束装渡海谋立事业”丘斌存:《华侨之今昔观》,《华侨问题专号》,广州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社,1937年。。而“华人在本国谋生艰难,每岁所得工资不及外洋一月”。悬殊的收入差距促使华人走上海外移民之路,“遂乃携兄弟,率亲友于于而来”到南洋和美洲。陈汝舟:《美国华侨年鉴》,中国国民外交协会驻美办事处,1946年,第341页。“1830年代,每年由中国到达马来亚槟榔屿的‘新客’约二千至三千人。”郭威白:《马来亚中国人在发展当地经济中的作用》,《中山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

华侨出洋需要一定的财产作支撑,以支付出洋途中的各种费用、入境时所需缴纳的名目繁多的税费,以及登陆后所需要的一切费用。一般而言,移民时间越晚,移民距离越远,入境的税收越高,出洋的费用就越多。

以华侨入境时向当地移民当局缴纳的税赋为例。在大洋洲,在光绪七年(1881),澳大利亚政府规定“每船一百吨,每次准载华工一人,并纳入口税十镑。后增至三百吨许载一人,而入口税增至百镑”。新西兰政府“限制华侨入境。每船十吨许载一人,纳入口税十镑。光绪二十三年(1897)则每船二百吨,始许载华侨一人,入口税一百镑”。在北美洲,加拿大政府“限制华侨登陆。凡船五十吨,许载华侨一名,纳税五百元”。在南洋,“华侨至爪哇(印尼)上岸时,必须纳二十五盾之入口税,且须商家担保其每月有二十五盾入款者,始给予暂居字”。丹徒、李长傅:《华侨》,中华书局,1927年,第119、141、101-102页。

因此,海外移民所需费用之高非一般人所能问津。特别是移民欧美等地,没有足够的财产作保证,即便是满腔热忱也难以成行。

二、因富裕而出洋谋发展

事实上,近代“广东素号首富之省”沈琼楼:《广州市濠畔街和打铜街的变迁》,《广州文史资料》1963年第1辑。,许多著名侨乡的自然条件优越,民众生活富裕。“中山一县每平方公里之耕地平均人口只有八百四十二人,全年产谷达六百三十五万市担。除供县民消费之外,还有余额推销邻近各县。”“许多乡村大耕户的富有程度都是普通华侨所不及的。”刘征明:《南洋华侨问题》,国立中山大学社会研究所编辑,金门出版社,1944年,第50页。富裕安逸的社会生活为中山人移民海外提供了经济条件。因此,中山县“向国外谋生的邑人相当多,与四邑潮汕等县同为本省最多侨胞的一县”朱深:《侨汇与邑民经济的关系》,《中山月刊》,广州市中山同乡会,1946年第2期。。而“新台开恩四邑位于本省之中南,商业繁盛,一水注入,商埠颇多”,各地“皆市廛繁盛,人烟稠密,经济状况极为充裕”。单“新会一县,年中输出之葵扇柑橙果皮等物不下百余万元”。“邑人除务农外,多向出洋谋生。”《今非昔比之四邑经济状况》,《广州日报》,1934年10月22日第3张。因此,“四邑是华侨之乡,往海外谋生者几占全部壮丁人数的五分之一,有些整条村(的人)都在海外谋生”。“华侨的子弟年龄十五岁至二十五岁间,已办妥出国手续(如领取护照、购置别人出世纸或入口纸等类),准备跟随父兄到海外谋生。”《四邑婚姻嫁娶多》,《针报》,1946年第100期第5版。

在珠三角地区,“广州为华南重镇,以与外洋通商最早之故,人民之移出海外为数极众”江英志:《广州市立银行的新使命》,1937年,第102页。,是近代中国最大的都市侨乡。广州华侨在海外的经济实力相当雄厚。美洲“檀香山华侨皆广东人,而广州人尤多。多经营商业”丹徒、李长傅:《华侨》,中华书局,1927年,第124页。。越南华侨“分为五大帮,即广州帮、客家帮、福建帮、潮州帮、琼州帮。其中以广州帮势力最大”《越南华侨生活之苦况》,《海口市商会月刊》,海口市商会,1936年第4卷第6号。。与广州接壤的“佛山为南海经济中心,地处西江下游。在昔向被称为全国四大镇之一,工商各业发达,尤以手工业著称”,而且华侨众多。人丁:《战后佛山银钱业之厄运》,《商业道报》,广东省商会联合会经济研究委员会,1948年创刊号。

粤东的“梅县位居岭东要地,交通发达,人民素称富庶”李绍文:《节约与储蓄》,《中山日报(梅县版)》元旦特刊,1939年1月1日第3版。,而且移民海外人数众多。

孤悬南海的“琼崖土地肥沃,人民生活非常安定”《琼侨汇业话兴衰》,《新加坡汇业联谊社特刊》,新加坡汇业联谊社,1947年,第119页。。“琼崖人民往南洋经商者以文昌琼东等县为多。”黄振彝:《琼崖东北五县实业之概况及其补救办法》,《琼崖实业月刊》,广东建设厅琼崖实业局,1934年第1期,第7页。“嘉积属琼东县管辖,是琼崖东部的物资集散地,以嘉积溪与博鳌港相连,经博鳌港与琼崖各港交易,是琼崖第二大商市。嘉积往南洋谋生的华侨很多。”李待琛:《海南岛之现状》,世界书局,1947年,第6页。

优越的自然资源、富裕的社会经济、与外洋密切的贸易往来、浓厚的商品意识和契约精神是海外移民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