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批银信的跨洋金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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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海外移民的实现方式

“华侨出国其始多属只身前往,无力携眷同行,故眷属多留家乡。”《革新侨务建议》,(广州)革新侨务促进会,1948年,第3页。华侨在海外艰难创业,“每有所获辄呼朋引类,举族而来”容华绶:《广东侨汇回顾与前瞻》,《广东省银行季刊》,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1941年第1卷第1期。,形成了“随父随夫或妇女寻夫”的“新客”《返国华侨居留证延长有效期》,《中山日报(梅县版)》,1941年6月18日第2版。。1900年,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男女比例是12:1,1910年的比例为10:1,1947年为2:1。《旧金山唐人街女子数量大增》,《前锋日报(六邑版)》,1947年1月8日第2版。大批妇女儿童远渡重洋与家人团聚。1946年10月底,一批共有370余人的四邑籍“赴美侨胞中女性计八十三人”,其中“新娘四十人”。这些女性中“多数为夫君在美(国),原欲返国,乃阻于(战争)烽火,而函嘱(妻儿)赴美团聚,故携稚儿稚女与共者颇有其人”《华侨一批明日赴美》,《前锋日报(广州版)》,1946年10月20日第3版。

民国学者刘征明“曾经在一个南洋华侨侨眷的区域作过一次简单的调查。调查的131名华侨中,有42名华侨是因为在南洋先有内戚关系而由内戚引带出国的,有37名华侨是在南洋有外戚关系而由外戚引带出国的,有32名华侨是因为在南洋已有同乡关系而由同乡引带出国的,又有19名是由朋友的引带而出国的,只有一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而受征聘去当小学教师的”刘征明:《南洋华侨问题》,国立中山大学社会研究所编辑,金门出版社,1944年,第50页。。由此可见,海外移民的分布与血缘、地缘和方言有关。

南洋与粤省近在咫尺、关系密切,移民南洋可以通过海外亲友的引导或资助。而移民美洲因路途遥远、文化相隔,所需资金要比南洋多得多,而且受到海上交通工具的制约。因此决定海外移民分布的主要因素,一是华侨出洋资金的筹措,二是海上交通工具的使用。

一、华侨出洋资金的筹措

出洋资金的筹措是海外移民的关键。家庭经济富裕的华人可以自由移民的身份进入美洲。家庭经济枯竭的华人则可以通过民间借贷、变卖家产、出卖劳动力成为契约劳工等方式获得出洋资金。

光绪二十三年(1897),关如裕在香港向银号借银312元前往美国旧金山。根据约定,关如裕“限搭花旗公司毡拿火船到金山大埠。上岸拾日即如数附回”所借款项,“不得拖欠。如无银交抑或交不清,照每百元每月加息银叁元算。向担保人取足,无得推诿,立单为据”。刘进:《五邑银信》,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页。由此可见,1897年前后从香港前往旧金山所需费用约为312元。借款人须乘坐指定的火船,并在约定的时间内归还借款,否则需要支付3%的借款月息。宣统二年(1910)七月,汇丰银行广州分行的存款利率:三个月周息为二厘半,六个月周息为三厘半,十二个月周息为四厘。《汇丰银行广州分行广告》,《广东七十二行商报》,宣统二年八月十八日第一版。经换算,华侨出洋的借款月息为一年期银行存款月息收入的1.8倍,处于相对合理的借贷区间。华人可通过民间借贷出洋谋生。

契约劳工可以说是特殊的借款出洋群体。以契约劳工的身份出洋谋生在珠三角地区由来已久。嘉庆十年(1805),英国驻马来半岛槟榔屿总督下令英属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代表,在广州一带拐骗了300名粤人从澳门出发,经过海路抵达特立尼达岛,作为契约劳工充实各行业。嘉庆十五年(1810),南美洲的“巴西试种茶树,继欲经营茶叶,乃招致中国茶工数百人赴巴从事种殖”区琮华:《美洲华侨与侨汇》,《广东省银行季刊》,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1941年第1卷第1期。

契约劳工的招募地主要是在香港和澳门。在“香港开埠初期,已有人设机关从事宣传,大量招募粤人出洋的工作。有招募往南洋的,有往澳洲或美洲的”陈汝舟:《美国华侨年鉴》,中国国民外交协会驻美办事处,1946年,第386页。。“南洋客馆需要工人,即通知香港客馆遣派客头(水客)亲赴内地招聘工人。诱以甘言动以小利,甚至有出以武力的。”招募的新客被“带到客馆,待船南渡。一切食住旅费”由水客代垫。到达南洋后“交新客于雇主”,水客因此而获得每人20~24元不等的介绍费。香港开埠之初“能够迅速地繁荣发达,广东人的出洋是一个大原因”李景新:《广东人的出洋》,《闽侨月刊》,中南旅运社,1939年第2、3期合刊。。“道光二十六年(1846),西班牙人贩黑奴之故技,至香港澳门等地托言招契约工人,定期八年,运至古巴后发往各烟草糖厂工作。”丹徒、李长傅:《华侨》,中华书局,1927年,第145-146页。咸丰元年(1851)从香港招募到达美洲及大洋洲的粤籍华侨为8000人,翌年便超过3万人。李景新:《广东人的出洋》,《闽侨月刊》,中南旅运社,1939年第2、3期合刊。1856—1871年,从澳门贩运到古巴的契约劳工为946451人;贩运到秘鲁的契约劳工为83192人。澳门当地的中介公司因此而获得的商业利润高达3100万~4000万元。《澳门曾是“猪仔”中转站》,《广州日报》,1999年12月20日第17版。

因此,相对发达的金融业、完善的履约监督机制,以及合理的借贷成本是海外移民的基础。

二、海上交通工具的使用

海上交通工具的使用对华侨的海外分布起到间接作用。受造船工艺水平和文化习俗等影响,不同地域的华侨出洋所使用的海上交通工具并不相同。“下南洋”所需要的船只比较简单。“1850年华侨之由四方帆船及沙艇移往”南洋。姚蔚生:《英属新加坡历届人口统计中之华侨地位》,《南洋华侨》,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80页。由于海上交通工具的落后,“华侨南渡的都只得用帆船,这种出洋的帆船在汕头俗称‘红头船’,在闽南俗称‘青头船’,在广州香港一带称‘大眼鸡’,又称‘二枝桅’,又称‘桅棒船’。”由于帆船的远航能力差,因此“广东人之多殖南洋者,首推东江区”民众。刘征明:《南洋华侨问题》,国立中山大学社会研究所编辑,金门出版社,1944年,第47-48页。“侨居南洋一带者多属潮梅籍或琼崖籍”华侨。容华绶:《广东侨汇回顾与前瞻》,《广东省银行季刊》,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1941年第1卷第1期。“闽侨多半集中于南洋,在澳洲美洲的极少。”刘征明:《南洋华侨问题》,国立中山大学社会研究所编辑,金门出版社,1944年,第224页。

1828年的槟榔屿《星洲十年》(星洲日报十周年纪念特刊),星洲日报社,1940年。

金山船启碇《新加坡汇业联谊社特刊》,新加坡汇业联谊社,1947年,第7页。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造船工艺先进、海洋贸易繁荣,除了有航行于南海的“大眼鸡”外,还有远渡重洋前往美洲的“金山船”。金山船的运载能力和远洋能力是同时期机动帆船所无法比拟的。“金山船”不受海洋洋流和季风等的影响而到达海洋的每一个角落,拓展了粤人海外移民的地域,使“海水到处有华侨”成为现实。《海水到处有华侨》,《大同日报》,1942年2月25日第2版。

乘坐金山船移民美洲所需要的时间相当漫长。清道光年间,金山船需“经珠江而过香港”,“从香港出发又经月余,然后抵沪”,“由沪解缆,从兹便出国门”,“扁舟如叶,日夕向西而行,约数旬之久才抵达金门港”。司徒献:《少小离乡老大回》,《纽约华侨餐馆工商会游河特刊》,纽约华侨餐馆工商会,1922年。而且乘坐“金山船”的手续也相当烦琐,需要集中在广州等候出航通知,“侨胞在穗候轮有时逾两个月者”。需要获得出洋贷款资助的侨胞还需提前到广州“沙面(美国)领事馆候取”出洋贷款金。《华侨一批明日赴美》,《前锋日报(广州版)》,1946年10月20日第3版。乘坐“金山船”移民美洲的华侨不但需要准备一些额外的费用,而且要留有充裕的时间,因此,“闯金山”的华侨主要来自广州及珠三角其他城镇。“美洲华侨以本(粤)省之台山、开平、恩平、新会、鹤山、中山六邑为数最多。”刘佐人:《当前侨汇问题(上)》,《广东省银行月刊》,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1947年第3卷第1期。由于“美洲的侨民大部分籍属四邑、中山、鹤山及番禺诸县,非洲的侨民大多隶属花县一带”姚曾荫:《广东省的华侨汇款》,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2页。,因此“粤侨比闽侨(在海外)分布的区域更广阔”刘征明:《南洋华侨问题》,国立中山大学社会研究所编辑,金门出版社,1944年,第224页。。“而广东人之侨居美洲的汇款能力又特别大”,“广东的侨汇远非福建的所可及”。吴承禧:《厦门的华侨汇款与金融组织》,《社会科学》1937年第8卷第2期,第209页。

海上交通工具的更新换代使华侨的海外分布日益广泛,也推动了华侨汇业的形成与发展。海上“交通工具开始使用蒸汽机制造轮船(后),(由于航行)速度加快,四季都可以往来。(华侨出洋)再不用‘看风驶帆’了”,因此“南来谋生的侨胞日见众多”,“侨胞的银信往来自然激增,于是民信局应运而生”。曾一鸣:《民信局与侨汇的由来》,《新加坡汇业联谊社特刊》,新加坡汇业联谊社,1947年,第78-79页。一些船行在货运的同时为华侨免费传递银信。“北海的船行经常有船只往来于安南及北海之间。安南侨民送款至钦(州)廉(州)各地,即将款交船行之安南分号代为拨回。”而“送信款的侨民多属船行的亲友。故船行带款系义务性质,并不收佣”姚曾荫:《广东省的华侨汇款》,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30页。

三、海外移民的区域分布

民国有学者以“地球上日光照得到的地方都有中国的华侨”龚淑娴:《琼崖改特与华侨》,《琼崖建设》,琼崖建设研究会宣传部,1929年。来形容近代中国海外移民区域的广泛法。“吾粤踞交通之冲,握贸易之枢纽”云照坤:《发刊词》,《广东省银行季刊》,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1941年第1卷第2期。,在海外移民中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因此“粤侨胞足迹”遍布“世界上任何角落”容华绶:《广东侨汇回顾与前瞻》,《广东省银行季刊》,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1941年第1卷第1期。。“粤省侨胞分布海外为数之众,甲于全国各省。”刘佐人:《当前侨汇问题》,广东省银行经济丛书,1946年,第17页。

由于历史传统不同,加上海上交通工具等因素的制约,粤人出外谋生的地域亦各异”,粤省华侨“以散居在南洋各地者为最多,美洲次之,欧洲及非洲又次之”姚曾荫:《广东省的华侨汇款》,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2页。。“旅居南洋的侨民各县皆有”姚曾荫:《广东省的华侨汇款》,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2页。,其中“荷属方面以嘉属人为多,暹罗则以潮属人为多”黄枯桐:《侨胞与经济建设》,《粤侨道报》,广东省政府粤侨事业辅导委员会,1946年第1期。。美洲华侨“以广州附近为多。分为三邑(南海、番禺、顺德),四邑(新会、新宁、恩平、开平)等”帮派。丹徒、李长傅:《华侨》,中华书局,1927年,第131页。在粤省,同一个县不同的乡镇,华侨“出外谋生的地域亦各异”姚曾荫:《广东省的华侨汇款》,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2页。。例如,新会崖西一带华侨“以南洋、澳洲为最多,旅英属加拿大的也不少”。而古井一带“旅外(华侨)的范围多为美属”。《新会华侨近况》,《民会日报(一周年纪念册)》,1949年。粤东华侨也有移民非洲的,梅县华侨在南非洲坡埠设有梅县侨商公会。《梅县中国银行交款迟缓》,《中山日报(梅县版)》,1940年5月7日第2版。1947年,梅县信安庄代理从香港开往“毛哩寺、南斐洲等埠”的船票。《南斐洲船期告白》,《中山日报(梅县版)》,1947年1月13日第1版。

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本书将近代华侨海外移民的区域分为南洋和美洲两大区域。使用引文时尊重原文。

(一)下南洋

“世界各国均有我粤侨足迹,且以聚居南洋一带尤多。”《广东金融》,广东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1941年,第20页。“南洋真是一个好地方,它真像一连串的珍珠!到处触目的是凰尾似的棕榈,点缀在大小的岛屿上,火赤的天空与碧蓝的海面形成一个明显的对照。远处的海滨,稀疏的棕树、椰林嵌在皓白的天版上,构成种种美丽的图案。”黄堃繁:《荷印与华侨》,《中山日报(梅县版)》,1940年6月6日第2版。这是民国时期粤人对美丽富饶的南洋群岛一段精彩描述。“潮梅民众如果要离乡别井的话,南洋是他们理想的目标。”克功:《谈本省东区移民垦殖》,《汕报(梅县版)》,1943年8月27日第1版。

但“南洋”具体包括哪些岛屿和水域并没有准确的定义。1918年出版的《中国与南洋》杂志认为,南洋“其名称至宽泛也,其范围至广漠也,今欲与我国人研究南洋,不可不先立一确定之解释”。该杂志根据当时的研究成果和习惯给“南洋”下了四种定义:“第一义:亚洲大陆之东南、澳大利亚洲之西北,海洋之上岛屿罗布,凡此岛屿总称南洋。第二义:澳洲之北与东,凡散布太平洋之上各岛屿,东不属美洲,西不属亚洲者,概属南洋。第三义:凡散布太平洋之上各岛屿,东不属美洲,西不属亚洲者,如马来群岛也,马来群岛以东之大小各群岛也,以南之澳大利亚也,新西兰也,皆谓南洋。广义之南洋,今更质言之,则马来群岛与大洋洲合言之谓也。第四义:北自印度支那半岛与马来半岛起,南迄澳洲及新西兰止,中包太平洋上马来群岛内外之无数岛屿,即所谓南洋也。简言之则南洋云者,印度支那半岛与马来半岛马来群岛大洋洲各部之总称也。”赵正平:《南洋之定义》,《中国与南洋》,暨南学校,1918年第1期。

对南洋的定义“有广义狭义之争论。广义之南洋包括澳大利亚洲以南诸岛,以及缅甸、安南、暹罗、印度、斐济群岛、犹君群岛等,其面积几占全地球四分之一强。狭义之南洋,则为英属马来亚半岛及东印度群岛”朱镜宙:《南洋群岛》,1917年,第2页。

也有的将南洋分为里南洋和外南洋两部分,“后印度半岛、马来半岛、马来群岛接近中国,关系较切,可谓之里南洋。澳洲、纽丝伦(即新西兰)、太平洋群岛、印度离中国较远,关系稍疏,可谓之外南洋”李长傅:《南洋华侨史》,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1929年,第1-2页。

日本学者竹并十郎甚至认为:“南洋即太平洋,而太平洋也就是南洋。”[日]竹并十郎:《南洋的重要性与其资源》,《江声报》,1947年4月13日第6版。因此“南洋”是一个范围相当广泛的地域概念,主要区域为今天的东南亚地区。

粤省与南洋近在咫尺,地域相邻、文化相通、经济相融。数百年来一批又一批的“华侨为生活鞭策,远离故乡,梯山航海,南来拓展”沈时霖:《编印前言》,《新加坡汇业联谊社特刊》,新加坡汇业联谊社,1947年,第7页。。“华侨之初赴南洋者多为一时之移民。彼由商船至(马来)半岛经商,当一定时间于季风转移时乘船回国。”李长傅:《南洋华侨史》,商务印书局,1934年,第45页。粤人成为“下南洋”海外移民的主要支系。“马来华侨皆闽粤人”,“上自富商大买,下迄车夫、苦力、乞丐皆有之。故游英属南洋各埠除官史兵警外,熙来熙往皆闽粤人,并不觉得身在海外也”。丹徒、李长傅:《华侨》,中华书局,1927年,第74页。

“我国人移殖南洋虽渊源甚古,然实盛于十九世纪初期,此时欧人初至南洋,令人开垦,乃广招华工,南来垦植”。《星洲十年》(星洲日报十周年纪念特刊),星洲日报社,1940年,第636页。“我侨远渡重洋,椰风沐雨,离别乡井,寸丝粒积”《发刊词》,《新加坡汇业联谊社特刊》,新加坡汇业联谊社,1974年。,“将衣服尽入典当”《邹金盛所收信潮汕侨批复印件》(第二部),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藏,第8页。,赤手空拳艰苦工作。“南洋群岛之气候长年如夏。土人终日昏睡,白人亦委顿无聊。而华侨独行所无事,作工如恒”丹徒、李长傅:《华侨》,中华书局,1927年,第14页。,刻苦耐劳,“虽短褐破衲,汗渍垢污,奇臭迫人,不可向迩”也在所不惜。《粤省府黄委员文山上罗主席书》,《粤中侨讯》,广州中国银行侨汇股,1947年第3期。

除应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外,南洋华侨还要面对各种文化习俗的冲击。在荷兰殖民地印尼的爪哇岛,“一百人中至少有九十人,其脑海中认为‘爪哇以外无天地,荷兰以外无国家’。若与之论爪哇之地与中国之地孰大,则更茫然”。在菲律宾“西领时代,(华侨将)区区一洋布衫且视为非分”。“葛衣布裤,结辫于顶”的华侨“每遭外人之讥笑”刘继宜、东世微:《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国立编译馆,1934年,第207-208页。。而“我侨南来的动机”,“除求其个人之生活以外,还需要寄银信到家里去”曾一鸣:《民信局与侨汇由来》,《新加坡汇业联谊社特刊》,新加坡汇业联谊社,1947年,第78-79页。。银信习俗往往不被侨居国官方认可,甚至被课以重税。“越南之欧美人营业甚巨,而纳税反比华商为廉。他国人不纳人头税,而独征于华侨”。当华侨与当局论理时,“法人(越南殖民统治者)藉口拒绝:华人粗衣粗食自甘,所储蓄之金较他国人为多。若不科以身税,殊失公平征收之理”。丹徒、李长傅:《华侨》,中华书局,1927年,第53页。

“华侨多赤手空拳漂泊至海外,先为人作苦工,稍有积蓄即改为小商贩”,在南洋各地“欧美人为生产者,土人为消费者,华人为贩卖者”。《禁止叫卖的条例》,《江声报》,1935年5月26日第2张第6版。1794年正月二十五日,马来亚“槟城之建立者”赖特大佐致函孟加里总督提到,南来槟城之华侨“操种种职业。如木匠、泥水匠及铁匠等之类。另外则有小商人及种植人”《槟屿华民护卫司巴素博士追述若干年槟城华侨状况》,《星华日报》,1937年5月13日第9版。。华侨将国内一些先进的工艺技术带到南洋,在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在缅甸,“粤人聪慧技巧,长于建筑。在缅甸木工中为首屈一指。无论政府(还是)私人,凡筑造屋宇桥梁,罕不假手于粤人”。粤侨木工匠“大约为包工制,故获利颇厚。散工每日亦须三四盾,(与缅甸商店店员相比较)其工资可谓昂矣”。当地商店“买卖”(即店员)“自晨六时至夜八时或十时,均须鹤立待客,月薪在三十盾与五十盾之间”。而商店“总铺”(即杂工)“月薪少在三十盾多至四十盾”。黄泽苍:《英属缅甸华侨之概况》,《南洋华侨》,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58页。因此,即便是做散工,粤侨木工匠每月的工资收入也是当地商店店员月工资的三倍。如果能揽到整个屋宇桥梁工程的话,其工资收入更加可观。

“华侨在海外的发展可分三个阶段:劳动者之阶段,商人之阶段,产业家资本家之阶段。”梁亚平:《南洋华侨之现在与今后》,《侨声》1942年第4卷第4期。在南洋,“华侨经济好似一个雪球愈滚愈大。欧美资本则似一个皮球,滚来滚去总是那么大,赚到的钱统统寄回欧美,与本地繁荣没有多大关系。华侨赚到了钱大都扩充营业。本地赚来本地用”吴世璜:《爪哇华侨经济的发展》,《新加坡汇业联谊社特刊》,新加坡汇业联谊社,1947年,第123页。,其“经济上之势力实凌驾于土著人与欧美人之上,商业及大小之事莫不藉此华侨之势力。南洋经济界可谓归华侨”刘继宜、东世微:《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国立编译馆,1934年,第207-208页。。1787年间,马来亚槟城“市中所有规模较大之店铺均为华人所开设”《追述昔年槟城华侨状况》,《星华日报》,1937年5月13日第9版。。清末民初,印尼爪哇全岛乡僻之区均有华侨所设商店。越南“提(堤)岸之米厂、布店、砖瓦厂、石灰厂、木船厂、墨滑店、石匠、木匠、缝衣铺、屠户,以及河内之航行均为广州帮所经营”《越南华侨生活之苦况》,《海口市商会月刊》,海口市商会,1936年第4卷第6号。

(二)闯金山

“华侨大量移殖美洲实自十九世纪中叶始。”此时开始勃兴于北美洲和大洋洲的淘金热,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华人穿越茫茫大海,来到美洲和大洋洲等地。由于“华侨之初抵美国,在道光末(年),登陆地为加省(加利福尼亚)之旧金山”丹徒、李长傅:《华侨》,中华书局,1927年,第128页。,“继始散布(美洲)各岛”丹徒、李长傅:《华侨》,中华书局,1927年,第145-146页。,因此“闯金山”成为近代华人大量移民美洲的代名词。

与南洋相似,美洲也是一个相当广泛的地域概念。1941年底,参加泛美洲会议的国家有22个。

“远天连水水连天,愁坐舟中日拟年,回首故乡何处是,洪涛骇浪望无边。”这是清道光年间,一名粤人从珠江口出发,乘坐“金山船”经过香港、上海等地到达美国旧金山后留下的诗句。他所乘坐的“金山船”在茫茫大海中,“扁舟如叶,日夕向西而行,约数旬之久才抵达金门港”司徒献:《少小离乡老大回》,《纽约华侨餐馆工商会游河特刊》,纽约华侨餐馆工商会,1922年。

19世纪初广府人漂泊美洲时写的一首诗《纽约华侨餐馆工商会游河特刊》,纽约华侨餐馆工商会,1922年,第14页。

根据美国移民局记载,1820年便有华人来到美国。在此后的28年间美国华人只有40人左右。陈汝舟:《美国华侨年鉴》,中国国民外交协会驻美办事处,1946年,第340页。1849年“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时”,该处只有323名华人,两年后便达到2500余名;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贯通东西的两条铁路大干线开始修筑,美国在华大量招募华工,1880年留美华侨已达10万人。区琮华:《美洲华侨与侨汇》,《广东省银行季刊》,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1941年第1卷第1期。

“旧金山为美国太平洋海岸之重大商港”,“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始有第一艘(海轮)驶入。其后逐渐繁荣”。“华侨及留学生赴美者均由旧金山登陆。”《闲话旧金山》,《广东商报》,1948年4月17日第2版。“华人初来甚罕。”“新客”到埠后一般“在埠中华人所设之杂货店当杂工,月薪极微,殊不敷出”。司徒献:《少小离乡老大回》,《纽约华侨餐馆工商会游河特刊》,纽约华侨餐馆工商会,1922年。但无论是华人餐馆还是杂货店,其“资本取自工人之积蓄,由集腋以成裘。管理基于分工之便宜,是随才而器使。故工也商也同为一体,雇也佣也尤难区别,事无大小均能通力合作”《发刊词》,《纽约华侨餐馆工商会游河特刊》,纽约华侨餐馆工商会,1922年。。这种亲密无间的乡里情谊使美洲的华侨商号成为沟通信息、联络感情、传递银信的场所。因此“三藩市(即旧金山)为加利福利亚州华人劳工市场。失业期间美(国)境(内)各地华人俱来三藩市找寻职业。”《旧金山唐人街女子数量大增》,《前锋日报(六邑版)》,1947年1月8日第2版。

当时“墨西哥与我国无直接之船路。华侨前往者,多假道美国之旧金山或罗省技利(即洛杉矶)”。“旅墨(西哥)华侨皆粤人。”丹徒、李长傅:《华侨》,中华书局,1927年,第143页。19世纪末20世纪初,数以千计的华人来到墨西哥北部边镇墨西卡利,参加南太平洋铁路的修建。墨西哥政府在墨西卡利修筑科罗拉多河引水工程后,大批华人从美国来到墨西卡利。墨西卡利粤籍华侨人数众多,粤语成为当地的通行语言,粤人在当地进行商品交易可用中文签发票据。王骁波,李强:《墨西哥有座华侨城》,《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0日第7版。

“巴拿马有航路通我国,惟华侨前往者多假道美国”,由旧金山前往巴拿马。“华侨初至西印度皆在古巴岛,继始散布各岛。”丹徒、李长傅:《华侨》,中华书局,1927年,第145-146页。

华人移民加拿大的时间“较美国稍后,约在同(治)光(绪)之际。其初至地为太平洋彼岸之哥伦比亚”。而华侨移民加拿大的主要原因也与修建铁路有关。由于“哥省太平洋铁路之建筑全恃华工之力”,因此,“旅坎(加拿大)华侨多粤人”,而且“皆居南部太平洋线路附近”。1803年,第一名华人进入悉尼,移民澳大利亚。1851—1857年移民澳大利亚的华人约45000人。“澳洲华侨皆广东人,全属昔日金矿工人之后裔,经商者少,做工者多。”丹徒、李长傅:《华侨》,中华书局,1927年,第142-143、148、139、116页。

“四邑人得之美洲者,皆类劳苦工资。潮梅人得之南洋各地者,多为经商溢利,且以此而成数千万之富豪其数亦不少。”参见《新汕头》,汕头市市政厅编辑股,1928年,第1页。“美国虽号称黄金之国,但华侨之拥有百万美金资本者,只中山邑人梁某一人而已。彼已算旅美国华侨之首富。”由于“南美侨胞多从事小农业工作,北美(侨胞)多洗衣及餐馆两业,(因此美洲侨胞的)经济力远逊色于南洋侨胞”。某华侨“服役纽约一华人餐馆,四十年还未尝一履第五街(纽约最繁华街市),汇款则委托他人代理。修发亦自备刀剪,起居饮食委促厨下”区琮华:《美洲华侨与侨汇》,《广东省银行季刊》,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1941年第1卷第1期。。在澳大利亚,华侨“就是有钱的人也是穿着褴褛的衣裳”刘元亨:《澳洲与澳洲华侨》,《南洋华侨》,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99页。。但美洲华侨“汇款额则殊巨大”区琮华:《美洲华侨与侨汇》,《广东省银行季刊》,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1941年第1卷第1期。,虽然“华侨散居地域以南洋一带最多,但汇归款项则以美洲侨胞为多”区琮华:《英美封存中日资金后对我侨汇的影响》,《广东省银行季刊》,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1941年第1卷第3期。。1930年“美洲华侨对港汇款”“占全国侨汇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而当时“美洲侨胞人数只占侨胞总数二十分之一”。区琮华:《美洲华侨与侨汇》,《广东省银行季刊》,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1941年第1卷第1期。抗日战争期间,南非华侨“对于救国及赈灾各种捐款尤为热烈,按月认捐”。“捐款总额达七十余万英金镑。”人均捐款数量“为各地华侨之冠”。《叶委员汎抵梅谈南斐洲华侨概况》,《中山日报(梅县版)》,1945年6月16日第3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侨汇“便为美洲(侨汇)进居首位”刘佐人:《当期侨汇问题(上)》,《广东省银行月刊》,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1947年第3卷第1期。。“彼等之捐输与汇款全从节衣缩食挪来,住破旧房屋,食粗粝饭菜,穿陈旧衣服。”区琮华:《美洲华侨与侨汇》,《广东省银行季刊》,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1941年第1卷第1期。

美洲华侨将“节衣缩食挪来”的款项存入当地银行择机寄汇国内接济侨眷。1944年1月“华侨存放于加省美国银行之款”为872万余元,到了7月增至960万余元。1945年11月再增至1618万余元。华侨在当地广东银行的存款也达到1000万余元。陈汝舟:《美国华侨年鉴》,中国国民外交协会驻美办事处,1946年,第357-359页。经过不断积累,华侨经济日益深厚,檀香山“有所谓米王者,即华侨大米商也”。巴拿马华侨“商业以米商及杂货商为著,亦有丝商及其他营业。在经济上颇占势力。全境大小商店凡千余家”。危地马拉华侨“多经营商业,颇称富裕”。丹徒、李长傅:《华侨》,中华书局,1927年,第124、148、149页。

美洲华侨“好聚居一地,因身处异域、乡土情深,(况且)时受人种歧视,故(华侨)群处之性更烈”。“凡侨胞居留较多之城市,皆有一所谓‘唐人街’者,其中以三藩市及纽约两地‘唐人街’最著名。”区琮华:《劝导华侨投资几个问题》,《广东省银行季刊》,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1941年第1卷第2期。由于美洲唐人街的居民主要来自粤省,因此,粤语在当地相当流行。纽约莫特街的纽约中文学校,在其建校的100多年间一直以粤语为教学语言。孙凤仙:《美国唐人街的黄昏》,《世界博览》2011年第23期。

粤文化随着粤侨的迁移而传播。1975年,在旧金山萨直曼多街的一处工地中发掘出700多张19世纪末的粤剧演出剧照。余勇:《明清时期粤剧在海外的传播》,《扎根岭南》,花城出版社,2016年,第211页。直到现在秘鲁人仍称中餐馆为chifa,为粤语“吃饭”的发音。王尧:《秘鲁侨胞:从契约华工到文化使者》,《人民日报》,2018年4月19日第2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