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学与中医国学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其本义指国家设立的学校。《周礼·春官宗伯·大周乐小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国学是我国古代设于京城的最高学府的统称，历代均有建制，但名称不一，或称太学，或称国子学、国子监、国子寺等。现在所用“国学”一词之内涵与其本义有别。

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是在“西学东渐”、本国文化式微的历史大背景下提出来的，是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本土文化反击自保的产物，是当时知识界出于对中华学术和文明拯亡救危的忧患意识的反映，其在国内出现的最初面目即是以“保存”国学为显著特征的。1904年，邓实在上海的《政艺通报》发表《国学保存论》，论述了保存“国学”的重要性。次年，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发行《政艺通报》《国粹学报》，标志着“国学”在国内的立足。故而现代意义上“国学”一词的出现载负着促进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历史重任，就这一点来说，其与本义倒是一脉相承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国学”概念，更多的是一种应激性的产物，其提出之时缺乏深入的学理上的探究，故而至于何谓“国学”，其内涵与外延究竟该如何界定，自此概念提出之日起，学界就一直存在争议，当时提出的与此相类的概念还有“中学”“国粹”“国故”，等等。

对于“国学”概念内涵之争，学界多有论述，在此不再一一赘述。学界较为统一的看法是“国学即中国固有的或传统的学术文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释“国学”云：“称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出于应激性自保提出的“国学”概念，有其内守性和狭隘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当前国势的强盛，应赋予这一概念更为自信和开放的内涵。“国学”既是一个知识系统，也是一个价值系统，同时还是一种学习方法与治学门径。首先，“国学”研究之目的，不仅为保存传统学术，更要具有发展进步的眼光，以弘扬发展为己任。其次，国学研究之方法，绝非闭门造车、故步自封，更应与世界文明相碰撞，在融会贯通中提升传统学术和文化之内涵与品质。再者，国学之研究，绝非自我完善，更要汇入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潮，推动世界文明的进步。目前学界又指出，国学不应仅仅局限于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内涵，而应包括自然科学，提出“自然国学”之概念。中国文化学术是涵盖天地人之学，“国学”之内涵当然既包括人学，也包括天学、地学以及天地之间万物自然规律之学。

中国医学与中华国学一体未分，既是中国科学的典范，同时也是中华国学的典范，可以说是与近代以西方为主导建立的科学体系双峰对峙。传承弘扬中医离不开国学，缺乏国学这一根基，中医则有精髓渐失、只余皮毛之虞。古人云“秀才学医，笼中抓鸡”，语虽浅俗，其理则极其深邃。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大医习业》云：“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曜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者矣。”《儒门事亲》邵辅序云：“医家奥旨，非儒不能明。”正因为如此，所以历代名医多是大学问家，起码是通儒，如华佗兼通数经，皇甫谧博综典籍、百家之言，葛洪广览群书、记诵万卷，孙思邈通百家说，庞安常凡经传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贯，朱丹溪得朱子四传之学，喻昌博极群书、精力过人。徐大椿于百家诸子、星经地志、音律武技无不研究，因而他得出一个结论说：

今之学医者，皆无聊之甚，习此业以为衣食之计耳。孰知医之为道，乃古圣人所以泄天地之秘，夺造化之权，以救人之死，其理精妙入神，非聪明敏哲之人不可学也。黄帝、神农、越人、仲景之书，文辞古奥，搜罗广远，非渊博通达之人不可学也。凡病之情，传变在于顷刻，真伪一时难辨，一或执滞，生死立判，非虚怀灵变之人不可学也。病名以千计，病证以万计，脏腑经络，内服外治，方药之书，数年不能竟其说，非勤读善记之人不可学也。又《内经》以后，支分派别，人自为师，不无偏驳，更有怪僻之论，鄙俚之说，纷陈错立，淆惑百端，一或误信，终身不返，非精鉴确识之人不可学也。（《医学源流论·医非人人可学论》）

中医学源远流长，几千年来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被誉为人类科技发展史上的奇迹。这都要归功于它拥有一套符合中医学规律的传承发展体系。作为独具民族传统特色的中医学，创新的前提是继承，必须“古为今用”。中医学的改革、创新，虽然绝非传统思想的自然延伸，但一味照搬外来文化与文明成果，而不与传统文化相融合，不与中医几千年来所形成的独特医学思想相融合，即使是最先进的文化，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求“传承精华，守正创新”，首先要以科学的、理性的态度对待传统中医学，汲取具有价值的内核，积极加以继承和弘扬，以推动中医学的实践和发展。中医国学以研究中医学术的源流及其发展基本规律为核心，以推动中医学术的进步和发展为最终目的，积极开展与中医学术思想紧密相关的传统学术文化的研究，在厘清二者逻辑关系的前提下，明晰中医学的国学内涵。一代有一代之学，原始巫文化、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清代朴学，天文历法、地理农学、语言文字学等，无不对中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早期的巫医不分跨入中国医学学术的科学建构，离不开先秦子学的理性精神，诸子之学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原始巫术传统，重在以人、以社会为中心建构学说体系，以积极有为的学术态度宣告了先秦理性精神的诞生。从各家而言，诸子各有侧重，儒家之仁爱、中庸思想，道家之自然、整体观，墨家之科学精神，阴阳家之阴阳学说，兵家之用兵之法等皆对中医学术影响颇深。中医学理论范式的建构、中医典籍地位的确立和中医典籍的经学式传承则与两汉经学的兴起密切相关。中国医学中的自然主义养生观、重术尊方的发展理论和“医者意也”的思维方式等，皆与玄学有涉。四大不调、贪嗔痴毒等病因学说，八术总摄诸医方、金针拨障术、七十二眼方等诊疗思想与技术，医家普度众生的慈悲思想、医学规范和戒律，以及具有佛学智慧的中医养生思想和方式，与佛学的进入和中国化密不可分。理学对中国哲学史上许多问题，诸如太极、阴阳、理气、道器、本末、体用、动静、心性等重要范畴，都提出了新的论述，促进了中医基本理论的研究，使其达到了新的水平。尤其是在理学影响下命门学说兴盛一时。理学的思想争鸣则是中医学派形成的哲学背景，同时又为各家学说提供了哲学依据。格物致知、纲目分类等理学认识论对中医治学精神和方法亦颇有影响。清代乾嘉朴学对医籍的整理编纂、医学学术的进步与争鸣皆有影响。总之，不明了中医学形成发展背后的学术文化背景，正确认知中医国学内涵，对认识中医而言恰如雾里看花，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