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医文化自觉的历史演进与当下新特点、新趋势
中国医学是中华文明的必然产物和天然一体的存在，中医国学研究的开展是中医文化自觉的历史产物。谈到中医国学研究，则不能不谈到近代以来中医文化自觉的产生及其历史演进。中医文化自觉源于西方入侵历史场域下民族文化危机意识和文化自觉的产生，其肇端于20世纪20年代，开拓于20世纪80年代至世纪末，兴盛发展于21世纪。当前，身处中华民族致力于伟大复兴的时代，中医文化界学者提出“以中医药文化助中华文化复兴”的建议（杨柳.张其成委员：以中医药文化助推中华文化复兴.中国中医药报，2016年3月4日2版），彰显出中医文化的高度自觉和自信，也预示着中医文化研究开始迈入新的历史时期。但是中医文化研究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记自己的初心和根本，中医文化学者要始终保持应有的学术定力和理性思考。
（一）民族文化危机与中医文化自觉
欲谈中医文化自觉，首先要谈文化自觉。欲谈文化自觉，首先要谈民族文化危机。正是基于民族文化危机的意识，才有了文化的自觉，而中医文化自觉则是文化自觉的产物。
1.民族文化危机与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的概念是费孝通先生1997年提出来的，其内涵非常丰富，体现了对民族文化的反省、定位、自信与展望。但究其根源，“文化自觉”是中国近代衰落历史进程下的产物。正如费孝通在《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中所言：“‘文化自觉’，正是在追求现代化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开始产生的。”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较完整意义上的文化自觉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产生和发展，历经戊戌维新时期、辛亥革命前十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等四个阶段”［张昭军.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郑师渠则认为梁启超在《欧洲心影录》（1920年3～6月在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连载）中已郑重揭出“中国人之自觉”这个大题目，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郑师渠.欧战后梁启超的文化自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文化自觉”之所以会产生，是出于精英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危机的深刻认识。历居世界文明顶端的中华文明于近代以来危机重重，军事、政治、经济皆危若累卵，拨开重重迷雾，中国学人清醒地意识到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最根本的危机是文化危机。“无论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都不仅感受到了民族的危机，而且还看到了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一致性，相信文化危机是更本质、更深刻的民族危机。他们认为，一个国家所以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仅在于武力，更重要还在于有赖以自立的民族‘元气’，这就是各国固有的‘文化’……西方侵略者不仅致力于政治、经济、军事侵略，更可畏的是还试图从文化上亡我中国……一旦文化澌灭，民族‘元气’尽消，中国所面临的将不仅是亡国，而且是亡天下，即陷于万劫不复的灭种之灾”（郑师渠.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对此，贺麟在《文化与人生》一书中透过现象直指中国危机本质之所在：“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正是出于对文化危机的深刻认识，中国有识之士致力于文化重建，如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位知名教授即联合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2.民族文化危机下的中医危机
中医危机是民族危机的历史性呈现，但导致中医危机的根本要素仍在于民族文化危机。近代以来，中医屡遭攻讦，但一开始并未触及中医的文化内核，而在于器不如人、技不如人。颇具影响力的《申报》曾在1872年4月刊文《医论》于医学上扬西抑中，其云：“今夫治疾之法，至于西医可谓详且备矣。其于人之一身，内而心肝五脏，外而筋骨四肢，上而耳目各孔，下而阴阳等窍，无不详辨其形，细察其隐，以观其受病之处，以究其得病之原。较之中国医书之所载与夫中国医士之所知，奚啻详细千百倍哉。”后来对中医的抨击则渐及中医学所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层面。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汝纶对中医阴阳五行理论予以质疑，“平心察之，凡所谓阴阳五行之说，果有把握乎？用寸口脉候视五脏，果明确乎？本草药性，果已考验不妄乎？五行分配五脏，果不错谬乎？”陈独秀则直斥中医学“不知科学”“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更是对“气”予以彻底否定，认为是一种神奇的想象，“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气’之果为何物也”。细细考察历史，“从根本上来说，中医的危机是文化的危机”（张其成.“失语的中医”急需文化复兴.中国中医药报，2006年5月27日7版），可谓一语中的。正是在这种民族文化危机和文化自觉的时代背景下，中医文化自觉开始萌生。在“西学东渐”之前，中医学与国学紧密相融，是中国文化学术的天然产物，有着自身的理论根基和发展轨迹，哪里有什么“科学”与“文化”的纷争？“最初，受‘科学’思潮的影响，中医界面对西学挑战所带来的窘境和困惑，并没有从文化品性来释读中医，而是着重于从技术层面寻找原因。对中医学进行文化解读，正是中国学人面对民族文化危机、受文化自觉的影响所进行的深层次自我观照和文化救赎”（王明强.用文化守护中医.中国中医药报，2017年10月12日8版）。
（二）中医文化自觉萌生发展的历史脉络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医文化自觉历经萌生、开拓与繁盛发展三个时期。
1. 20世纪20～80年代：中医文化自觉的萌生期
与从文化层面攻击中医针锋相对，有识之士则从文化上维护中医。余云岫著《灵素商兑》以阴阳学说之谬对《内经》从根本上予以全盘否定，认为《内经》“无有一节可以为信”。对此，恽铁樵著《群经见智录》对医家阴阳五行学说予以阐明，据理驳斥了余云岫之流的虚妄谬论。医界哲学家杨则民“承恽氏之余绪”著《内经之哲学的检讨》，主张从哲学的视角来审视衡量《内经》，首次提出“辩证法”是《内经》的思想方法。恽、杨二氏张扬文化大旗维护中医，可以说是中医文化自觉之肇端。随后，任继愈的《中国古代医学和哲学的关系——从〈黄帝内经〉来看中国古代医学的科学成就》、冯友兰的《先秦道家思想与医学的关系》等皆关注到中医学术中所体现出的文化思想，为从文化视角释读中医学术打开了一扇窗。
2. 20世纪80年代至世纪末：中医文化自觉的开拓期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思想文化的活跃，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文化热”，面对中西方文化的碰撞，讨论中国文化何去何从的问题。庞朴先生认为大致以1989年为分水岭呈现出两种趋势：前一个阶段“否定传统、呼唤西化比较多”，出现了很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典型代表就是“河殇现象”；后一个阶段则“肯定传统、再造传统比较多”。有学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在激越喧闹的反传统潮流的深层或背后，各种中国文化传统正在各个层面上悄悄地、自发地复归”（傅铿.论八十年代中国文化传统的复兴.当代青年研究，1990年第3期）。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学界开始大量关注中医学的文化性问题。刘长林《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赵洪钧《内经时代》《近代中西医论争史》、李良松和郭洪涛《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薛公忱《中医文化溯源》《论医中儒道佛》、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等学术著作相继出版。
3. 21世纪初至今：中医文化自觉的繁盛发展期
21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对传统文化认识的提高，尤其是“国学热”的兴起，中医文化界越来越多的研究意识到中医的问题在于文化冲突，在于中医的灵魂被西方文化挤占。解决中医问题的根源在于继承与弘扬中医文化，中医文化研究的价值和作用日益凸显。学术研究的兴盛催生了独具特色的“中医文化学”，在2005年8月召开的全国第八届中医药文化研讨会上，首次明确了中医文化的初步定义，将之定位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2009年，中医文化学被列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作为重点培育学科进行建设。中医学的文化品性得以明晰，中医文化的学科地位得以确立。近年来，随着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的深入开展，尤其是传统文化复兴的时代推动，着眼于中医文化思想内涵的研究日渐增多，主要是从中提炼出一些彰显文化特质的观点、理念，比如“天人合一”、整体观念、仁、和、精、诚、辨证论治、道法自然，等等。2010年，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医文化界与此相呼应，相继提出“中医文化价值体系”和“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概念。2012年年初王旭东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了“关于开展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及其现代转型研究的建议”，同年，以王旭东为首席专家的“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及其现代转型研究”获得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立项。学界致力于探讨中医文化核心价值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统一性，彰显中医文化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和意义。中医文化研究不再局限于医药行业，而是从整个社会的建构，甚至立足于国家战略来挖掘和发现中医文化的价值与使命。
综上所述，面对从文化底蕴上对中医的质疑和否定，受中国文化自觉的影响，中医文化自觉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萌生，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中开拓前进，21世纪“国学热”的浪潮又促使其不断深化、繁盛，近年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要求和时代呼唤则有力地推动了中医文化思想内涵的研究。
（三）当前基于民族复兴的历史场域，中医文化自觉呈现出新特点、新趋势
时至当下，随着中医文化研究的深化，基于对中医文化独特价值的认知，置身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场域，在学界对中医药多有瞩目的情况下，中医文化研究呈现出新特点、新趋势，并提出了“以中医药文化助推中华文化复兴”的历史性命题。这种新特点、新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1.从传统文化对中医的价值转向中医在传统文化中地位和价值的探讨
中医文化的自觉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导向对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21世纪以来中医文化界对传统文化复兴的呼声日益高涨。学界有识之士提出传统文化复兴方是中医生存发展的根本，“具有浓厚文化底蕴的中医药在西方唯科技主义的侵蚀下，一旦被抽取了文化的内涵，离开了传统文化的孕育和滋养，也就斩断了中医药创新和发展的原动力和根基。面对发展中医药的重任，我们必须明确地认识到传承中华文明，弘扬传统文化，是振兴中医药的根基工程”（王明强.论传统文化的兴衰对中医药事业的影响.中医药学刊，2006年第12期）。2009年，在第十二届全国中医药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潘朝曦提出《振兴中医的大政方略是复兴中华传统文化》，认为导致中医衰亡的总病根在于“近百年来我们民族文化自信的丧失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面衰亡”，真可谓振聋发聩。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展，中医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地位和当下价值得到重新审视和评判。楼宇烈在《中国的品格》中认为：“中国的中医，特别是中医理论，最全面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观念和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思维特点，最充分地体现在传统文学艺术和中医理论中。”有学者将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定位为“特殊与一般的关系”，认为中医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的子系统”“目前，就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典型、最生动、最完整的符号或载体而言，就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操作与运用而言，除历代哲学文化典籍之外，便非中医学莫属了”（李如辉，王静波，张卓文，等.论中医学、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华中医药杂志，2015年第6期）。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努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随之中医文化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地位和作用成为中医文化界关注的焦点。2008年2月，在“第二届健康与发展中山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认为，中医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国软实力的代表，美国靠大片、靠麦当劳、靠可口可乐，中国靠什么呢？应该说靠的是文化，特别是中医药。据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9》，有47%的海外受访者认为中医药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元素，占比位居第二。
2.从呼唤传统文化复兴以振兴中医药转入对中医药在文化复兴中地位和作用的探讨
基于对中医文化品性的深刻认识和文化自信的增强，学界逐渐认识到中医文化不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杰出代表，而且对当前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曹洪欣提出“中医是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认为“中医理论与实践体现了中华优秀文化的核心内涵，如能发挥中医药在养生保健、防病治病中的作用，将对弘扬中华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曹洪欣.中医是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中医药报，2012年1月20日3版）。许嘉璐在2013年举办的中医养生论坛上指出：“中医药最全面、最系统、最具体、最切身地体现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翅膀有很多，如书画、餐饮、服饰、节日、民俗等，但最重要的翅膀是中医和茶道……要想中华文化得到传承，要想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必须重点地依托这两个翅膀。”孙光荣认为，2010年6月20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出席由南京中医药大学与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合办的中医孔子学院授牌仪式上的讲话，“全新、明确地界定了中医药学在中华文化复兴新时期的关键地位，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虽然，蕴含体现中华文明特色的瑰宝数不胜数，但能担当‘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的唯有中医药学。因为只有中医药学全面、系统、完整地保有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只有中医药学在基本观念、实质内容、思路方法、表述方式等方面，能够全面、系统、完整地保有中华文明的基因；只有中医药学在凝聚中国古代哲学智慧、健康养生理念、防病治病的理法方药等方面，能够全面、系统、完整地保有中国古代科学的成果。所以，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就是这一把：中医药学。换而言之，中医药学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开路先锋”（孙光荣.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熔铸中医观之辑释——关于中医药学在中华文化复兴和国际交流合作中的重要地位、意义与作用.中医药通报，2014年第5期）。2016年，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上，张其成提交的“以中医药文化助推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提案，标志着中医文化界致力于中华文化伟大复兴迈入新阶段。仔细梳理中医文化自觉的历史演进和当下发展景况，我们可以大体得出一个结论：中医文化以往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中医学术的文化性解读，当下的一些研究则呈现出一种社会学（甚或是政治学）转向，将中医文化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场域，力图跳出中医学术的局限而融入浩荡的时代大潮。面对这种新特点、新趋势，我们自豪于中医文化的自信自强，并为中医文化界的社会担当和使命意识而骄傲。但是学术研究只有保持自身根底和定力，方能拥有长久的生命力。虽然历史造就了中医文化的自觉，但中医从其本源上说是一门应用技艺，是“工”，其之所以几千年来代代相传、绵延不绝，正是由于其实用的理论和技术，其赖以自守和生存的根基是现时中存在的健康与医疗需求。所以，中医文化研究虽可在当前历史场域中融入宏大的历史叙事，但开展中医文化研究的要义仍在于对中医学的解读、阐释和发展，在于提高中医的学术水平和临床疗效。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对此，中医文化界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