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办公室的盲人接线员

按照南非政府新闻局提供的通讯录，我拨通了曼德拉总统办公室的电话。几声清晰的蜂鸣之后，传来了和缓热情的接话声：“你好，这里是曼德拉总统办公室……”“我想和阿萨比·迪加利先生谈一谈”“我就是……”

在此之前，我已经从南非《星报》的一则报道中知道阿萨比·迪加利是南非总统办公室的总机接线员，但他从来没有真正见过曼德拉，因为他是一位盲人。

1995年39岁的迪加利是在18年前失明的。事情发生在约翰内斯堡东南郊外黑人城镇索韦托。当时正值学生运动的高潮，当迪加利随着示威的人群涌出索韦托时，一个警察在极近的距离冲他的脸上投来了一枚催泪弹。一阵剧痛之后，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在他眼前消失了。

迪加利说，刚刚失明之后的一段时间，昏天黑地的世界给他带来的是极度的沮丧，但他最终又重新振作起来。对他帮助最大的是同样在索韦托学生运动中双目失明的约翰尼斯。约翰尼斯安慰他，鼓励他，兄长般地照顾他，还帮助他补习文化，一点一点地教他学会了盲文。1982年至1986年，迪加利又进入一所学校学习打字。走出学校大门后，他失业达3年。后来他在一家专事培训超级市场售货员的公司当打字员。1994年，不景气的经济迫使这家公司大量裁员，被裁减下来的迪加利摸到了位于约翰内斯堡市内的非国大总部大楼。在那里，有人向他透露了一个内部消息，曼德拉总统办公室正在招聘总机接线员。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得到这份工作，”迪加利说，“接到录用通知时，我激动极了！”但是，这种激动很快变成了即将面临的巨大困难带来的沉重压力。比勒陀利亚的联邦宫是南非政府所在地。这座位于山丘之上的建筑物气势恢宏，总统办公室就在联邦宫的西侧楼。生疏的环境会使任何一个刚到那里工作的人感到两眼一抹黑，更何况是一位盲人。迪加利忘不了1995年2月13日，那是他进入联邦宫西侧楼第16号房间总统办公室总机室工作的第一天。他说，那一天他真是紧张得无所适从。

4个月后的今天，在不知经历了多少次磕磕碰碰之后，迪加利闯了过来。现在，他对联邦宫西侧楼内各办公室的情况了如指掌。如同其他许多盲人一样，迪加利的记忆力和对声音的辨别力是惊人的。政府各部门内每个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和每个人讲话的声音早已储存在他的脑内。在他的办公桌上，除了那部电话交换机外，还有一台盲文打字机。每当政府工作人员外出时，他就把接到的电话内容用打字机记录下来，然后自己将这些信息送到有关办公室。

迪加利知道他每次拿起电话听筒时的分量。他和另一位同事平均每天要接300个电话。尽管他每次都以微笑和周到向对方传达一分和悦，但打来电话的人并不总是心平气和。“我每天都能接到从世界各地打来的电话，有些人很客气，另一些人就不是。还有一些人，大概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身份很不一般，一上来就硬邦邦地要求把电话直接转给曼德拉总统。另有一些人总是打错电话，认为这里还是德克勒克（原南非总统、现南非第二副总统）的办公室。每到这种时候，我都保持着冷静与和气，尽量使对方的火气消退。”迪加利说。

已经是两个孩子父亲的迪加利在恪尽职守的同时，正在利用业余时间攻读经济学学位，他还打算学习使用计算机。“我要做一些新的尝试。”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他能够得到目前的工作并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出色地完成工作，这一事实本身便是在鼓励其他残疾人也应愈挫愈奋、自强不息。

迪加利说：“我知道，按照常人理解，我不可能看见曼德拉，但就我来说，我真的见到了他。那天，我们彼此握手问候。曼德拉说他没有想到一个盲人也能做这个工作。我推着他的手，聆听着他的话语，感到他是一个极和善的人。”那短短的几分钟至今使迪加利激动不已。当被问及他现在最想实现的愿望时，他说，除了要为两个孩子攒钱盖房外，那就是能够再次“见一见”曼德拉，“我想和他再多待一会儿，或许他能多告诉我些关于大自然、人生、社会和那些我再也无法用眼睛看到的东西。”

（1995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