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背脚

“背脚”是我们这个山区人力背负货物长途运输的专有名词，是较早的时候本地与关中（简称山外）之间人力运输的代称。它所用的工具是一只背篓，一条捆绳，一个“搭柱”。背篓和捆绳用来安置、包扎货物，“搭柱”是一个“T”型台柱，在货不离肩时，用以搭载背篓，就地休息，也可打蛇、探路，行走时就成了手杖。

“背脚”的极端称谓是“背盐”。盐是背脚者从关中返回时的主要背负物，来回用时一个月，路途充满危险与不测，死亡率高。所以“背盐”慢慢演变成“人死了”的代名词，若说“某某背盐去了”，就是在说“某某死了”，可见“背脚”“背盐”之苦之险。

关于“背盐”，我于1988年写了一篇题为《清代安康的食盐供应》的小文，刊于《安康日报》，引用其中一段，可以明晰“背脚”“背盐”的大背景。

清初盐政，沿明旧制，实行招商专卖，即政府将一地食盐运销之权，授予商人，由该专商到户部划定的盐厂（即引岸）购盐，运回销售，严禁专商以外人员私贩。当时兴安州属各县食盐的固定引岸是山西安邑解池盐厂。产销两地相距千里之遥，运输几经周转，十分艰难：先以车载至山西临晋县黄龙镇，入黄河，船装至陕西咸宁县草滩地，再改用骡马驮运，翻越秦岭，方运抵各县。清乾隆年间以前，盐税较轻，食盐供应尚称平稳。乾隆年间，清廷因盐商多“勇于报效”，除对盐商封官许衔外，还特许盐商所销盐加价耗，盐价日增，贫苦人便不惜铤而走险，冒禁私贩，禁而不止。“恐生事端”，嘉庆十五年（1810），经陕西巡抚两次奏请，清廷始准兴安府食盐“听民贩运”，并准其食用距离较近的甘肃花马池盐。从此，兴安府通往关中的崎岖山道上，便出现了一群群背负山货特产出山，满载食盐而归的青壮男子，沉重的负担，迫使他们缓缓而行，步履维艰，有的甚至不能生还。

（引自《安康日报》1988年10月6日第3版）

山路崎岖，负重缓行，艰难跋涉，挥汗如雨，这是一个靠气力、靠耐力、靠脚力吃饭的“职业”，这是一个除出卖“劳动”之外，没有其他选项的贫苦群落。

我的两个父辈，就是这个大群体的一员。“背脚”的时代早已过去。而我，则切实切身受恩惠于“背脚”。

文政大爹，父亲的叔伯大哥，我们称其“大爹”。民国年代，大爹正值青壮年，因家赤贫，以“背脚”为生，长年往返于旬阳与关中之间。在20世纪60、70年代我们见到他时，因早年“背脚”双手长期委地，他的脊梁已弯曲如弓。即使体态如此，但令人称奇的是，他竟脚力不败，行走如风，语音洪亮，刚气十足。他津津乐道于“背脚”，反复讲述自己的“背脚”见闻与故事，十分讨人喜欢。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提着一个“鱼嘴”罐，到我家来“罐酒”。他有酒瘾，生活中离不开酒。恰好我家每年都自酿柿子酒，全家人又都不喝酒，颇有富余，又是本家，住得不算太远，于是我家就成了大爹的酒馆。每当大爹到来，爹妈就要先从酒缸里舀上一碗柿子酒，端于他饮。大爹见酒，喜笑颜开，每抿一口，嘴巴就要“吧嗒”一下，既是在品赞这酒，也在展示过瘾与满足。一碗酒下肚，他的话语开关就势打开，绘声绘色，手舞足蹈开聊“背脚”的往事，劫道土匪、黑人店、掌柜娘，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刀光剑影，一个个惊险的场景，不由敬佩这“背脚”的见多识广，让不谙世事的我们震惊，不住瞪眼张嘴，又惊异又刺激。对“背脚”那远去的“背”影充满好奇与想象。“背脚”者的机智、仗义、豪爽的形象由此烙进脑海。大爹慢慢品完酒，提着装满酒的“鱼嘴”罐起身要走，我们却意犹未尽，把大爹送出老远，继续听他讲“背脚”的故事，并盼望他赶紧地把酒喝完，再来装换新酒讲故事。嗜酒，成就了大爹苦中求乐的豪气和豁达，也给他带来了隐患。大爹的两个儿子，一个是哑巴，只会放牛，推磨；一个智力不全，只能由别人领着干简单的体力活。大爹大妈过世后，哑巴儿子也很快亡了，另一低智儿子靠给他人打零工混口饭吃，最后被一家人收留，用作“长工”。一代“背脚”人就此惨淡谢幕。

大爹的经历和故事，烙印深刻，一直不忘。80年代初，我在安康师范学校读书，在一次作文作业中，我以大爹为原型，用心写了一篇名为《驼背大叔》的作文，获得语文老师肖老师的好评。临毕业分配时，本县县政府办公室准备从应届毕业生中挑选一名秘书。学校和老师向考察组领导推荐了我，考察组的领导调看了我的作文本，最终我被选上，顺利入职。过后，参与考察的县上两位领导告诉我：你的那篇《驼背大叔》写得很感人，所以我们就选了你。

文政大爹对我确有大恩！

到了70年代，“背脚”并未停止。公路未通之前，最后的“背脚”大军中，父亲是其中的一员。只是这时的“背脚”，运距缩短，变成了县城至金洞公社供销社之间的往返，那是大集体时代除过可怜的集体分红外，用来“换钱”的一个路数，也是无奈之举。

这个“背脚”的过程不知延续了多少年，它几乎成了父亲的“第二职业”。通常的情形是：从家里到县城这一路，背的是木柴，柴在县城里卖掉后，返程时去县供销社的批发部，凭公社供销社开的单子背上一背篓“百货”，耗时一天，来回脊背都不“空载空放”，一个往返来回，路程有五十多里。幼时，我曾多次随父亲卖柴背货，眼见父亲背着一百多斤货物，低头弯腰，艰难而行，压得头上青筋暴起，身上汗流浃背。须知，那艰难的负重，每趟只能换来区区的两三元钱。因长期的“背脚”，父亲两个肩头被背篓襻子勒出了两道红印，背部磨起了大包，而不省事的我，只是沉浸于跟随进城看热闹稀奇，盼望父亲从可怜的钱袋里掏出几个“分分洋”，到国营食堂给我买上两个好吃的粉条小包子。

那是一个永远“定格”的场景。一日，父亲又去“背脚”了。下午时分，我们姊妹几个正在三涧河边的地里干活，老远见父亲背着已“卸货”的背篓，沿着河道回来了。待到见面，父亲从背篓里取出几个小包子递给我们。吃着父亲用汗水换来的柔软喷香的包子，感觉真是幸福无比。

“背脚”的收入，不可小觑，供应了我们一家九口人的食盐、煤油，供应了我们一人一年一身新衣布料，供应了我们的学费，还有偶尔少许的“糖果”改善。汗水换来的小钱，加上精打细算，竟使我们这一大家人，在特殊的年代，渡过了重重难关，有了难得的衣食无忧的生活。父亲像一团火，照亮了我们，燃烧了自己。

“气力是用不完的，歇一会儿就又有了。”这是父亲“背脚”时，常对自己、对他人、对我们说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