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做活

“劳动”，本地人称为“做活”，这里的“做”读音为“zou”。

“做活”是农村人的生存状态和谋生手段。做活这件事，一直伴随我到了三十六七岁的年纪，才基本告一段落。

小学阶段的“做活”，是放牛。专职的放牛是在每年的假期，整个假期天天放牛，我成了专职的牧童。通常是，每天早饭后，把几头牛从圈里赶出来，开始一天的放牧。牧场有相对固定的几处，位于我家门下的洞盖子、偏坡梁、塄坎底、大槽，以及陈家沟、三涧河的几处河道。这些牧场都处于本生产小队的地界之内。

坡上的放牧之地，植被稀少，草不及长起来就被牛啃掉了。可怜的牛用它们的宽嘴，紧贴地面，艰难地撕扯那短短的草茬。有的牛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一天放牧下来，肚子仍是瘪的，肋骨凸显，走起路来，两个后腿肩骨突起，一耸一耸，着实可怜。但我那时并不省事，对牛的饥饱不甚同情，关心的是太阳尽快落山，尽快赶牛回家了事。赶牛回家的时间刻度线是对面山上的太阳阴影线，只要太阳的影子线越过了对面的王家院子，就盼着它快快上升。待影子上升到山顶，就迫不及待赶牛回家，而全然不顾放牛的责任是否尽到。

牧牛期间，牛的饮水也是一个难题。山上的“牧场”只有两处饮水点，一处是洞盖子附近的小水沟里的几个小水潭，一处是塄坎以下老远的一个水泉。若两处水源因旱无水可饮，牛群就会自行奔下山去，到下面的沟道里去畅饮。当然，如果在河滩放牛，牛群可以随时就地饮水。后来，父亲为“饮牛”方便，在我家院坝坎下挖了一个大池子，称为“涝池”，下雨时引来雨水，牛就可以就近饮水了。涝池的建成，意义重大，除了饮牛，它的另一用途，是在旱时从中挑水浇灌自留地里的蔬菜。同时还有一个大用途，就是用来稀释勾兑“茅矢”（厕所）中的大粪，增加粪的产量，在生产队集体组织劳力前来“挑粪”时，增加大粪的担数，记上更多的工分。2000年，我在一度的苦闷中写了一首“诗”，开首的两句是：我本一牧童，田野任意行。说的就是幼年的这段经历。

初中阶段，步入少年，力气渐长，这时的升学政策是凭“政治表现”由生产队和公社推荐，其中劳动方面的表现是主要指标。于是，我就把课余时间、假期、星期天全部投入到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之中。课余时间的劳动，主要是利用每天早上上学之前和下午放学之后这两个时段。早晨起一个老早，先到工地干上“一火烟”农活，再出发去学校。下午放学先直接去工地，把书包往树上一挂，就投入劳动，干到天黑收工，才回家吃饭。虽然苦不堪言，但有“推荐”的信念和动力支撑，倒也坚持了下来。星期天和假期更不用说，与大人们一道，早出晚归，整日“做活”。除了人小无法掌犁吆牛耕地外，其他大小农活全部干过，本队区域内所有的大小地块都参与过耕作。由于十分卖力，挖的快，扛的重，手脚勤，不叫苦，赢得纷纷称赞，工分也由每天四分一直升到了七分。须知，那时候的一个强壮劳力，最多也只能评到十分。一天能挣到七个工分，在同龄少年中是最高的。

当时，工分是一个家庭的生命，决定着全家的年终分配分红。工分的来源，主要是家里劳动力参加集体劳动所累积，还有参与运送公购粮、饲养耕牛、积攒肥料的折合工分。为了挣到更多的工分，我们家用尽了心血和脑筋。父亲和二姐是家里的主劳力，每年几乎是全勤。肥料的积攒有许多“诀窍”，大粪的“增产”技巧不必再说，干粪中的牛粪是大头，增产的方法是勤用干草垫圈，勤出粪“出圈”，出圈之后的干粪要“翻粪”“拶粪”，以免粪堆内部气脉不畅造成“烧粪”，失去肥效，降低干粪的等级，影响折合的工分。当集体组织劳力来背粪上田时，要搞好与“上粪人”的关系，背篓不可筑得太实，不然就会减少“回数”（一背篓干粪的计量单位）。还有一个增加“粪工”的办法——烧火粪。通常是选择一个离村庄较远、人畜粪肥不易人力运到的地方，花上几元钱向集体“典”一块长满灌木的丛林，几个人站成一排，手握柴刀，自上而下，边退边砍，地毯式、剥皮状，将地上大小植被一次撸下，然后一层植物一层土，堆成一个锥体状，底部留几条火道，表面用土封住，从底部点火，连烧几天几夜，待堆内杂木杂草全部烧过烧透，火熄温降，用粗网竹筛子除去渣滓，得到一堆黑土，堆放一段时间，便黑的流油，即可就近上田使用，变成可观的工分。此即通常说的“烧火粪”。这种片甲不留式的积肥方式，放在今天，足以酿成一场“环保事件”。

小学、初中阶段的学校生活，始终贯串着劳动，劳动课也正式列入了课表。小学时，学校拥有一块大队划拨的校地。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在校地里种了一季红苕，成熟挖出后，老师蒸了一锅红苕，让我们在操场上排成队，逐人发红苕，吃着自己的劳动成果，的确有一种收获的快乐。初中时，劳动的主要方式是去附近的生产队参与收割。学校校园上方的坡上也有一块校地，各个班级轮流劳动，种一些蔬菜之类。每逢劳动课，劳动工具要靠学生从家里带来。有一次，第二天要上劳动课，老师给我分配的任务是从家里拿一只粪桶。我家距离学校有十里路，粪桶因长年水浸粪泡有不下十斤的重量，还要搬一个来回，十分为难，也很抗拒，但又不敢明说。当天回家，思前想后，最后私自决定逃学一天，待在家里。因这个粪桶，我付出了惨痛的“政治代价”，取消加入“红卫兵”的资格，直到初中毕业也未被吸纳加入。故而，我的档案履历中，少了同时代人普遍具有的“红卫兵”这一项政治头衔。这是一只粪桶惹的祸。

其实，我这个阶段在劳动上的极力表现，后来并没有派上用场。初中毕业前，“文化大革命”已告结束，升学考试恢复，不再实行推荐升学了。

劳动，一直伴随我到了21世纪初。

1982年参加工作后，土地已经划归农户分户经营，姊妹陆续出嫁，父母年岁渐高，我也娶妻生子，负担不轻，家里吃饭过日子还得依靠土地。一年两季种收时节，我都要请假回家，帮助父母种地、收获，做活最重的要数夏天割麦子。头上太阳火辣高照，地面热气蒸腾，麦秆林立，麦芒锋利，在麦地里匍匐潜行，挥镰如飞，挥汗如雨。同时还要随手捆扎麦把子。收工时，还要把麦把子捆成大梱，架在背篓上背运回去，一连串都是重活。“连割带背”的俗语说的就是割麦这件事。这对于已经渐渐习惯坐办公室的我而言，是一场大考验，但为了减轻父母的压力，我还得咬牙坚持。何况，收割完后，后面还有一系列的犁地、送肥、播种等活计靠父母来完成。这种候鸟般的劳作，年年如此，一直持续到我结束镇党委书记任职，调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之时。此时，父亲已年过七十，又接连发病，确实干不动了，而我也因步入本县“中枢”，常年忙得不可开交，无力也无时间再去耕田。我家土地或租或让，退出了家庭的“历史舞台”。

从此，我才完全脱离了体力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