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康熙盛世的历史思考
尊敬的各位领导，今天是农历戊子年正月初七，还在过年期间，我想起了一条拜年的手机短信：“生活顺治、家庭康熙、人品雍正、事业乾隆、万事嘉庆、前途道光、财富咸丰、内外同治、千秋光绪、万众宣统。”最后还有一句拜年的话，我借用它给大家拜年——“我率大清全体皇帝给大家拜年！”我恭祝诸位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学习进步，家庭幸福！
我今天同大家交流的题目是《康熙盛世的历史思考》。分作三个小题目——《盛世景象》《盛世缺憾》《盛世原因》。
大家知道，康熙帝是清朝的第四位皇帝，8岁登极，在位61年，享年69岁，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点燃战火，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南明最后象征——台湾延平王郑克塽归清，时间跨度，整整百年。这一百年间，君王与民众、官员与百姓、贵族与平民、地主与农民、业主与工匠、士绅与商人，他们在痛苦、磨难、战乱、灾荒之后，最需要什么呢？是国家统一，民生富裕，文化融合，天下太平。康熙帝就是在国际与国内既有利又有挑战的历史条件下，面临“从打天下到坐天下”的历史与现实的课题。而“坐天下”又经历“乱世”“治世”“盛世”的艰难历程。康熙帝驾驶大清帝国的航船，在汹涌波涛的海洋上，经过“乱世”—“治世”—“盛世”半个世纪的航行，开创康熙盛世的局面，留下盛世历史的思考。
一、盛世景象
古今中外的伟大人物，都有其杰出的过人之处，也都有其突出的历史贡献。康熙帝以其才华与天赋，智慧与胆识，勤政与谦虚，好学与著述，顽强与坚韧，宽容与简约，在人生旅途中，克服诸多艰难，完成重大使命。康熙帝的文治与武功，学养与行事，都令人称道，也都有特殊贡献。他幼年登极，以智取胜，亲掌朝纲；他崇儒重道，治理中国；他奖励农桑，蠲免田赋；他重视治河，兴修水利；他重视士人，缓和民族关系；他提倡学术，编纂群书；他勤奋好学，于诗文书法深有造诣；他决心撤藩，消除割据，巩固中原统一；他重用施琅，统一台湾；他悉心筹划，打败俄军，签订《尼布楚条约》；他善抚蒙古，巩固北部长城；他进兵安藏，加强对藏区管理——是两千年帝王文治武功所罕见的。
但是，对康熙帝的历史评价，辛亥以来，众说纷纭。我先举一个例子。20世纪90年代初，香港回归之前，香港大学要做一个历史课题：《论黄金时代——康乾盛世》，并成立一个由香港、北京两方面学者合作的课题组，约我参加这项课题研究。但课题组主持人说，这个课题要经过一个专家委员会审议通过。事后这位教授对我说，没有被通过，其理由是——康乾时代不是历史的盛世，而是专制黑暗时代。课题虽没有被通过，却启发我思考一个严肃的课题：康熙朝的历史地位怎样评价？
对康熙帝历史功过的评价、对康熙朝历史地位的评价，清朝人的评价是肯定的；辛亥革命反满派观点是否定的；当代学者又是怎么看的？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康熙朝的历史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黑暗的时期；第二，康熙朝的历史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盛世的时期；第三，康熙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一次落日的辉煌。
先说第一种观点，界定康熙“黑暗”说的观点，主要论点说康熙朝是“封建专制”。封建君主专制从秦始皇到宣统帝，其间300多位君主，不可一概而论，不可不加分析。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洪宣之治”等，也都是“封建专制”。因此，以“封建专制”作为否定“康熙盛世”的观点值得商榷。
次说第三种观点。论者认同康熙朝是“辉煌”，却认为是落日的辉煌。这个提法很有道理，但终究是一次辉煌。日出的辉煌与日没的辉煌，就“辉煌”这一点来说，都是辉煌。《尚书大传·卿云歌》曰：“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其实，康熙朝也好，大清朝也好，其他朝也好，都像日出日没，月升月落一样，既要观察其是日出或月升，日没或月落；更要观察日出月升时，是被乌云遮蔽，还是光亮天下。本文讨论的是学术界存在的第二种观点。
再说第二种观点。我个人不提“雍正盛世”，因为雍正朝十三年，时间太短；也不提“乾隆盛世”，因在国内外争议较大。我赞成“康熙盛世”的说法，有什么根据呢？我想，康熙盛世有五点景象，同大家交流。
康熙帝61年的君主生涯，做了许多事情。在历史的天平上，对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康熙帝作出的重大贡献是什么呢？康熙帝留给后世的历史宝鉴又是什么呢？概括说来，主要有五——中华版图奠定、民族关系稳定、中华文化承续、经济恢复发展、社会秩序安定。
第一，中华版图奠定。我们打开中国地图和东亚地图，看看当时的清朝疆域。
在东南，统一台湾，金瓯一统。明天启四年（1624年）荷兰人侵占中国台湾。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1662年2月1日），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郑成功死后，其子郑经奉南明正朔（即承认南明的正统地位）。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帝抓住郑经死后，其子郑克塽年幼、部属内讧、政局不稳的时机，以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文武兼施，征抚并用，统一了台湾，设台湾府，隶属于福建。台湾府下设三县——台湾县（今台南）、凤山县（今高雄）、诸罗县（今嘉义），派总兵官一员、率官兵八千，驻防台湾。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台湾的管辖并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
在东北，抵御外侵，缔结和约。黑龙江地域在皇太极时已经归属清朝。清军入关后，沙俄东进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地区，占领雅克萨（现在俄国称阿尔巴津）、尼布楚（现在俄国称涅尔琴斯克）、呼玛尔（现在俄国称呼玛）等城。康熙帝统一台湾后，调派军队进行两次雅克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同俄国在尼布楚签订《尼布楚条约》，规定：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以东至海，外兴安岭以南，整个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土地，归中国所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同外国签订的边界条约，表明康熙帝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清朝加强了对黑龙江地区管辖，初步奠定了后来黑龙江等行省的规模。
在正北，多伦会盟，善治蒙古。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解决了漠南蒙古问题，康熙帝则进一步解决漠北蒙古、初步解决漠西蒙古的问题。从秦汉匈奴到明朝蒙古2000年古代社会史上的北疆难题，到康熙帝时才算真正得解。康熙帝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秦汉以来，长城是中原农耕民族，用来防御北方骑兵南犯的屏障；康熙之后，蒙古成为中华各个民族防御沙俄南进的长城。
在西北，三次亲征，败噶尔丹。康熙帝先后三次亲征，遏制噶尔丹势力东犯，不仅稳定漠北喀尔喀蒙古局面，也稳定了漠南内蒙古的社会，更有利于中原地区的社会安定。
在西南，进兵高原，安定西藏。清初，顺治帝册封达赖喇嘛，西藏已完全归属于清朝。康熙帝又派兵平定西部蒙古势力对西藏的扰犯，册封班禅额尔德尼，任命西藏政务官员，在西藏驻军，设驻藏大臣，维护西藏的社会安定。
康熙朝国家一统、国力强盛，周边国家没有出现威胁，也没有出现动荡（俄国侵犯被击退）。这既是康熙帝治国的功绩，也是康熙盛世的表现。
第二，民族关系稳定。清代民族关系，从康熙朝开始，是中国皇朝史上最好的时期。在东北，打败俄国的侵略，解决并巩固了自辽河到黑龙江流域各民族的问题，东北的达斡尔，前代所谓的“边徼”之野，清朝则成为“龙兴之地”。在北方，中国自秦汉以来，匈奴一直是中央王朝北部的边患。明代的蒙古问题，始终未获彻底解决。己巳与庚戌，蒙古军队两次攻打京师，明英宗甚至成为蒙古瓦剌的俘虏。清朝兴起后对蒙古采取了既完全不同于中原汉族皇帝的做法，也不同于金代女真皇帝的做法。先后绥服了漠南蒙古（内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今蒙古国）、漠西厄鲁特蒙古（西蒙古）。清朝对蒙古的绥服，“抚驭宾贡，敻越汉唐”。在西北，到乾隆完成对南北疆维吾尔族等统一。在西南，进兵安藏，加强了对西藏的统治。后乾隆《钦定西藏章程》设驻藏大臣、在西藏驻军、册封达赖和班禅、设立金奔巴瓶制度，西南云贵川的苗、瑶、彝等民族，改土归流，加强了对这些地区民族的管理，实现了中国皇朝史上多民族国家新的和谐。
康熙朝国家一统、国力强盛，多民族协合在一个中华大家庭中，没有出现大的民族动荡、民族分裂。这既是康熙帝治国的功绩，也是康熙盛世的表现。
第三，中华文化承续。清朝帝王为了钳制知识分子的思想、镇压异端、打击政敌，实行文字狱。清代文字狱始于顺治、康熙，发展于雍正，大行于乾隆，约计近百起。康熙帝主要有一起《南山集》案。这是应当批评的。但在文化方面，康熙帝主要做了几件有意义的事情：其一，兴文重教，编纂典籍。他重视文化教育，主持纂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律历渊源》《全唐诗》《清文鉴》《皇舆全览图》等，总计60余种，20000余卷。其二，移天缩地，兴建园林。康熙帝先后兴建畅春园、避暑山庄、木兰围场等，雍正、乾隆又大兴“三山五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后改名颐和园）、圆明园、畅春园，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推向高峰。其三，引进西学，学习科技等。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的文字中断，中国的中华文明在清朝不仅没有中断，而且得到传承，并激发了活力。
康熙朝国家一统、国力强盛，中华文化在交融中传承、在曲折中发展。这既是康熙帝治国的功绩，也是康熙盛世的表现。
第四，经济恢复发展。清军入关后，最大的弊政，莫过于圈占土地。跑马占田，任意圈夺。康熙帝颁令，停止圈地，招徕垦荒，重视耕织，恢复生产。治理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并兴修水利，培育新的稻种，取得很大成绩。蠲免田赋，赈济灾荒，没有见到“人食人”现象的记载。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十一月，户部库存银5000万两，“时当承平，无军旅之费，又无土木工程，朕每年经费，极其节省，此存库银两，并无别用，去年蠲免钱粮八百万两，所存尚多”（《清圣祖实录》卷二四〇）云云。上年十二月，征银27804553两，加上课银295728两，共征银28100281两。（《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六）康熙朝强调藏富于民，普免天下钱粮共545次之多，其中普免全国钱粮3次，计银1.5亿两。
康熙朝国家一统、国力强盛，社会经济经过战乱、灾荒后，有所恢复，也有所发展。这既是康熙帝治国的功绩，也是康熙盛世的表现。
第五，社会秩序安定。我说康熙朝社会安定，主要是指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之后，虽然社会矛盾也有，民族纠纷也有，但没有大的、严重的社会动荡。康熙帝很有幸，他生活的后40年，中国社会处于由乱到治、由动到静的历史时期。原有的社会冲突、原有的动乱能量已经释放殆尽，新的社会冲突、新的动乱能量还没有积聚起来。康熙朝的社会安定，我举三个例子：
（1）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到六十一年（1722年），中原地区41年间，没有大的厮杀争战，没有大的社会动荡，也没有大的社会危机。在中国两千年皇朝史上，统一王朝皇帝在位40年以上的有汉武帝（天汉民变）、唐玄宗（安史之乱）、明世宗（庚戌之变）、明神宗（萨尔浒大战）、清圣祖和清高宗（王伦起义）6位，而中原地区连续40多年无战争的只有康熙朝。
（2）秋决死刑比较少。死刑的案件，康熙十二年（1673年），“死犯共有八十余名”（《康熙起居注册》康熙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后来，“决一年之罪犯，减至二三十人”（《康熙起居注册》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康熙十六年（1677年），终岁决断死刑，“不过十数人焉”！当时有多少人口呢？当在一万万以上。当时有多少个省呢？全国设18个省，包括直隶、江苏、安徽、山东、陕西、河南、陕西、甘肃、福建、浙江、江西、湖广、偏沅、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以康熙六十年为例），平均每省每年死刑不到一人。对一个上亿人口大国来说，一年死刑十余人，死刑数字算是很少的。这就说明：当时社会，相当安定。
（3）康熙帝多次四方出巡。他三次东巡、六次南巡、五次西巡、三次北征，还48次去木兰秋狝、53次到避暑山庄。试想：如果社会动荡，康熙四方出巡，这是不可能的。如康熙帝第五次南巡，到山东，民众扶老携幼，随舟拥道：“夹岸黄童白叟，欢呼载道，感恩叩谢者，日有数十万。”（《清圣祖实录》卷二一九）到江南，缙绅士民数十万人，夹岸跪迎（《清圣祖实录》卷二二八）。
以上难免有官员组织民众夹道欢呼以博得圣上喜欢之举，也难免有官方夸大舆情的现象，但可以透露当时社会比较安定。
康熙朝国家一统、国力强盛、民族协合、文化发展，社会秩序比较安定。这既是康熙治国的功绩，也是康熙盛世的表现。
“盛世”的“盛”有强盛、繁盛、兴盛的意思。康熙朝的后40年，在中国皇朝史上，的确是一个相对强、繁、兴的局面——“强”，当时是世界上强大的帝国；“繁”，当时是比欧洲国家繁荣的帝国；“兴”，当时是东亚兴隆的帝国。康熙帝国有内在矛盾吗？有潜存危机吗？有。具体地说来，有五项缺憾。
二、盛世缺憾
康熙帝既有功绩，也有缺憾。康熙帝的缺失，可以列出很多。如台湾内附后开放海禁，但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突然宣布商贾“南洋不许行走”，此一决策显然有失误。又如晚年禁止天主教传布，则切断了中国与世界文化的联系。再如禁止采矿使国家财政收入减少，也使手工业材料缺乏，对社会经济影响很大。另如限制新武器的试验、制造、配置，影响军力的强盛等。但归纳来说，主要在五项制度方面有缺失。
清朝开国“二祖一宗”，即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和世祖福临（还有多尔衮），在建国时、在入主中原后，于制度的设计，存在严重缺失。康熙帝在位时间久、皇权威望高，他应当、也可能对其弊端做出重大改革。康熙帝对这些问题的解决缺乏原始创新，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他的长处主要是解决传统的问题，比如勤政、治河、农桑、尊儒，善于在前人走过的道路上再前进一步，或者恢复起来，或者更加完善。他没有对自己遇到的各种新问题进行整体的认识、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回应。最后清朝灭亡正是新问题交织而严重的结果。
第一，八旗制度没有彻底改革。八旗制度在打天下时起过积极作用，但对治天下呢？这就表现出清朝“二祖一宗”（还有多尔衮）在八旗制度的设计上有严重的缺失。当时只考虑旗人政治、经济、社会利益而埋下隐患。主要表现在：
其一，在政治上，旗人贵族特权。如权力决策层核心的“五大”——内大臣（上三旗各2人）、领侍卫内大臣（上三旗各2人）、议政大臣（满洲贵族）、大学士和军机大臣（雍正设），主要是满洲贵族。如大学士，康熙十六年（1677年）到二十七年（1688年），满洲大学士中除觉罗勒德洪外，全是满洲正黄旗。康熙朝大学士48人，其中满洲22人，汉军4人，汉人22人，旗人占55%，汉人占45%。康熙朝12位河道总督，旗人占了10位。
其二，在经济上，旗人生计问题。八旗群体生计由国家包下来，缺乏旗人创业与谋生的机制，从而腐蚀了整个八旗群体。
其三，在社会上，旗民矛盾难题。旗人与民人、满洲贵族与汉族平民，分城居住，同罪不同罚，同刑不同法，享有特权，终世不变。
康熙帝对八旗制度缺乏原创性的改革和创新（八旗制度是他碰到的极少无法从前人那里学习解决方案的问题之一），只是解决了一些枝节问题。八旗贵族集团，在清政权巩固之后，其保守性大于进取性，顽固性大于创新性，安逸性大于勤奋性，寄生性大于谋生性，因此，这是一个拒绝分割部分利益给平民的集团，拒绝改革的保守集团。
八旗制度是清朝立国的根本制度。清朝有些制度是学习明朝的，如六部设置、内阁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等，但八旗制度是明朝所没有的，也是以往皇朝所没有的。八旗制度的根本特点是维护八旗群体的政治特权和物质利益。清朝不同于明朝的关键一点，就是旗民矛盾。这是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清朝的死结。康熙帝首先代表八旗贵族的利益。要进行八旗制度改革，根本一点就是分割出一部分旗人利益，特别是满洲贵族的利益，分给民人。孙中山先生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将旗民矛盾提到了政治高度。
这个难题，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并不突出；顺治时期，已经突出，但顺治帝年轻，在位时间短，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康熙帝不同，他在位时间长、政治上成熟、威望也很高，有条件、也有可能进行修正，或加以解决。但他没有这样做。从这种意义上说，康熙帝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位改革家。尔后，雍正帝在位时间短，乾隆帝缺乏魄力，也都没有解决这道难题。再往后，内忧外乱，矛盾丛生，失去了解决的机会。
第二，皇位继承没有建立章法。清朝的皇位继承，没有采取明朝的“嫡长制”。它在清太祖、太宗朝是“贵族公推制”。顺治朝用的是临终“皇帝遗命制”。康熙帝则采取“立皇太子制”。他将两岁的胤礽册立为皇太子，就是皇位的接班人。事与愿违，康熙帝对太子“两立两废”，闹得朝廷纷争，个人健康受损。英国在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发生“光荣革命”，走向君主与议会共同统治的历史。清朝却在“家天下”的圈子里转悠。其结果，雍正帝实行“秘密立储制”，慈禧太后实行“懿旨确定制”，路子越走越窄，最后走向亡朝。
第三，吸纳西学没有进行推广。康熙帝时期的主要矛盾不是东西问题，而是满汉问题。康熙帝是中国历史上既了解西方科学文化，又精通中华传统文化的唯一的封建君主。他学习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生物学、音律学、医药学、解剖学、测绘学等，还建立蒙养斋，被西方称为“皇家科学院”。但他仅仅局限在个人兴趣、个别皇子、个别官员的研修上，没有成为政府政策，也没有形成国家行为。
这一点，康熙帝同俄国彼得大帝相比，显得有一定的差异。彼得大帝建立近代工厂，建立海军，康熙帝却始终没有产生对近代工业的狂热，也没有使社会越出封建经济一步，始终没有表现出某种跳出农耕经济向工业文明的尝试。彼得大帝面临的是向工业文明的过渡，康熙大帝面临的却是由牧猎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过渡。如果康熙帝能够再完成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自然是美好的。然而，毕竟受当时历史条件、社会条件、文化条件的局限，在中国不能产生俄国的彼得大帝，只能产生中国的康熙帝。
第四，人口发展没有长远之见。清承明制，丁纳银，地交赋，丁银与地赋分征。康熙朝的人口，随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开始较快地增长。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规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九）这个规定的积极意义是，减免新增人丁的“人头税”。他的儿子雍正帝又规定“摊丁入地”，从此免除了“人头税”。这项政策的正面影响是，免除丁银，减轻人身依附，促进人员流动；负面影响是，刺激人口，过快增长，乾隆时达到3亿，道光十七年（1837年）全国人口达到405923174人。人口猛增，解决的一个方法是奖励垦荒，而大量垦荒又破坏生态平衡。一项重大政策的制定，要考虑长远的后果。这点康熙帝当时是不能认识到的，只是后人回顾历史，从中取得一点教训。
第五，文化差异没有根本协调。康熙帝为了解决满汉之间的文化冲突，采取许多措施，做了很多事情。弱化议政王大臣的权力，就是削弱满洲贵族权力的一项措施。康熙朝有过两起文字狱，皆因民族问题而起。清朝最后还是没有根本解决民族问题，特别是八旗群体特殊化、八旗贵族特权化的问题。孙中山“驱除鞑虏”的纲领，虽然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却反映了埋在汉人心中的积怨。清朝最后还是在“民族”问题上翻了船。
清朝的近300年间，在全球竞赛中黯然落后，欧美则因制度创新和工业革命而卓然崛起，最终改变了全球格局。总起来说，康熙帝有功有过，有对有错，有成就，也有缺憾。他晚年在悲苦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三、盛世原因
康熙盛世出现，主要原因有五：
一是，国际环境有利，恰好处于西方大国两次崛起高潮之间；二是，周边国家关系协和，如果周边环境不好，清朝也难以独善其身；三是，国内有利因素，处在两次社会大动荡之间相对平静的时期；四是，满洲民族新兴，满洲民族共同体是一个上升的、有朝气的族群；五是，康熙个人素养。
这里引出一个古老的话题：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我认为是英雄与人民共同创造历史。大家设想一下：如果康熙帝是一个荒淫无道的皇帝，或是一个穷兵黩武的皇帝，或是一个懦弱无为的皇帝，或是一个懒惰怠政的皇帝，尽管有上述四个客观有利条件，也不能出现康熙盛世！康熙帝的个人素养，对想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有所作为的人，都会得到有益的启发。
因此，康熙盛世出现的诸因素中，我着重探讨康熙帝的个人因素，特别是探讨康熙帝的个人素养。我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中，分析清兴的根本原因时，突出讲一个“合”字；在《明亡清兴六十年》中，分析明亡的根本原因时，突出讲一个“分”字；在分析康熙帝个人素养时，也突出讲一个字，就是“一”字。在这里，我想起《论语·里仁》里，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里，孔子又说：“予一以贯之。”孔子在《论语》中两次强调“一以贯之”。我说，康熙帝个人素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一”，就是“一以贯之”。
康熙帝修养“一以贯之”，其表现，举五例——知敬、知仁、知勤、知止、知学。
（1）知敬：一以贯之。康熙帝认为，君子修德，在于知敬。知敬，就是要敬天、敬地、敬人、敬事、敬己，要有敬畏之心。康熙帝，地位至高，权力至上，怎样约束自己？皇帝的“敬”，就是对自己的约束。敬天，康熙帝说：“朕自幼登极，凡祀坛庙、礼神佛，必以诚敬存心。”（康熙《庭训格言》）又说，曾因干旱，在交泰殿前圈席墙，斋戒祈祷，虽盐酱小菜，一毫不食，长跪三昼夜，至第四日，步诣天坛虔祷，油云忽作，大雨如注，“朕自谓精诚所感，可以上邀天鉴”。我在这里不是讲迷信，而是讲要虔诚敬天。敬地，必须敬畏养育我们的脚下这片大地。敬人，康熙帝说：“人生于世，无论老少，虽一时一刻不可不存敬畏之心，……我等平日，凡事能敬畏于长上，则不得罪于朋侪，则不召过，且于养身亦大有益。”（康熙《庭训格言》）敬事，康熙帝说：“凡天下事，不可轻忽，虽至微至易者，皆当以慎重处之。慎重者敬也！当无事时，敬以自持；而有事时，即敬以应事务，必谨终如始，慎修思永，习而安焉。”（康熙《庭训格言》）敬己，康熙帝说：“节饮食，慎起居。”这都是敬身、敬己。敬己，要从小事做起：“凡人修身治性，皆当谨于素日，朕于六月大暑之时，不用扇、不除冠，此皆平日不自放纵而能者也。”（康熙《庭训格言》）敬，不要时断时续，而要“一以贯之”。总之，康熙帝认为“敬”就是“正”，他说：“念念敬，斯念念正；时时敬，斯时时正；事事敬，斯事事正。君子无在而不敬，故无在而不正。”（康熙《庭训格言》）
（2）知仁：一以贯之。知仁，就是重视仁爱。《大学》曰：“为人君，止于仁。”康熙帝的庙号“仁皇帝”，说明后世对他一生用一个“仁”字来做总评价。康熙帝的仁爱之心，源自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说：“己逸而必念人之劳，己安而必思人之苦。”（康熙《庭训格言》）俗话说：“俭以成廉，侈以成贪。”所以，康熙帝主张君子五戒：“勤修不敢惰，制欲不敢纵，节乐不敢极，惜福不敢侈，守分不敢僭。”（康熙《庭训格言》）人有一颗仁爱之心，对人就会比较宽容。他对臣下宽和：“人生于世，最要者惟行善。”（康熙《庭训格言》）
知仁要律己。大臣赞扬他书法“神化之妙，难以名言”；他则说：“方将勉所未逮，非谓书法已工也。”大臣赞扬他的文章，他说：“虽间有著作，较之往代，自觉未能媲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九月二十四日，两江总督阿山上奏说地方粮食丰收都是皇帝洪福与施恩的结果，真是“天心灵感，屡显丰饶景象”。康熙帝不接受他的奉承，反而给他一个批答：“若云此皆皇帝洪福齐天，恩播遐迩所致，则江北属数地及山东数处，皆被水灾，民游食者亦多，抑非福不与天齐，恩未能传布所致耶？”
（3）知勤：一以贯之。勤，就是勤奋，而不懒惰；以劳为福，以逸为祸。康熙帝的勤奋，从8岁继位，到69岁病故，终生勤政，终生勤学。他的勤，包括勤奋、勤俭。他说：“祖宗相传家法，勤俭敦朴为风。”（康熙《庭训格言》）他认为一个人的贫与富，重要的因素不在命运，而在勤勉：“惟患人之不勤不勉。”（康熙《庭训格言》）因此，每一个人：当读书乐志，惟勤学力行。康熙帝的一生，是勤奋的一生。以他勤政为例，50余年，从不懈怠，御门听政，始终如一。他练书法，也极为勤勉。他每天至少写1000个字，说：“善书法者，虽多出天性，大半尤恃勤学。朕自幼好书，今年老虽，极匆忙时，必书几行字，一日亦未间断，是故犹未至于荒废。人勤习一事，则身增一艺；若荒疏，即废弃也。”（康熙《庭训格言》）如何读书？他借用朱子的话：“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
（4）知止：一以贯之。一个人，既要知浮知沉，又要知合知分；既要知进知变，又要知足知止。知浮，可以不骄；知沉，可以不馁；知合，可以不孤；知分，可以不败；知进，可以不衰；知变，可以不僵；知足，可以不辱；知止，可以不殆。康熙帝作为君王，特别自勉自戒，知足知止。康熙帝说：“世人衣不过被体，而衣千金之裘，犹以为不足，不知鹑衣袍缊者固自若也；食不过充肠，罗万钱之食，犹以为不足，不知箪食瓢饮者固自乐也！朕念及于此，恒自知足。虽贵为天子，而衣服不过适体；富有四海，而每日常膳，除赏赐外，所用肴馔从不兼味，此非朕勉强为之，实由天性自然，汝等见朕如此俭德，其共勉之。”（康熙《庭训格言》）康熙帝知足知止，既不立碑记功，也不自上尊号。他拒绝大臣请求为他立碑记功，说：“凡立碑者，惟为一时之名，并不能与永载实史可比，此事理应停止。”他更不允为他上尊号。康熙二十年（1681年），因平定三藩大乱，大臣奏请加上尊号，他认为“此奏无益”，一不准；两年之后，台湾划一版图，大臣请上尊号，他认为“不愿烦扰多事”，二不准；后大臣又上奏请求，他说“不必行”，三不准；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喀尔喀蒙古首领等联合上书，请加尊号，四不准；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在三征噶尔丹胜利之后，大臣请上尊号，五不准；后王公、官员等一齐到畅春园再度请上尊号，命以后“毋复再奏”，六不准；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五十大寿，王公官民又请上尊号，回答“终不允”，七不准；康熙五十年（1711年），大臣赞扬他功超三王、德越二帝，请“上尊号”，他答复道：“若侈陈功德，加上尊号，以取虚名，无益治道，朕所不喜”，八不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群臣以六旬万寿，请加上尊号，九不准；康熙六十年（1721年），诸王大臣等以御极一甲子，亘古所无，纷纷吁请恭上尊号，并称：“皇上参天赞地，迈帝超王，手定平成，致海晏河清之盛；身兼创守，备文谟武烈之全。道德已贯乎三才，福寿更高于千石。”他说：“这所奏无益，不准行。”十不准。康熙帝之文治武功，之出众才华，在中国历代帝王中确实是罕见的。而他十辞群臣上尊号，一贯坚拒别人的赞誉、恭维，更是难能可贵的。康熙帝在位61年，一直谦逊不骄，从不喜欢别人对他过分的阿谀与赞美。
（5）知学：一以贯之。知学就是重视读书学习。康熙帝立志高远。他说，圣人一生，只在志学。“志之所趋，无远弗届；志之所向，无坚不入。”（康熙《庭训格言》）凡人、俗人与贤人、圣人的区别在哪里？在于志学，就是读书学习，持之以恒。“初学贵有决定不移之志，又贵有勇猛精进之心，尤贵有贞常永固不退转之念。”（康熙《庭训格言》）康熙帝读书，终生坚持，手不释卷。他读“三百千”——《三字经》（1122字）、《百家姓》（568字）、《千字文》（1000字），读《大学》（1753字）、《中庸》（3567字）、《论语》（15876字）、《孟子》（35261字），共计59147个字，都能念诵120遍、背诵120遍，直到老年，还能背诵。康熙帝终生读书，手不释卷，甚至老年，好学不辍。他还有《御制文集》《御制诗集》和《几暇格物编》。康熙帝是一位学习型的皇帝，也是一位学者型的皇帝。
总之，康熙帝的这些素养，不是一曝十寒，也不是浅尝辄止，而是“一以贯之”。康熙帝素养的可贵在于“一”字。但是，康熙帝突出“一”字，又产生了“僵”字。这个“僵”字的连带影响，则是“五项缺憾”。康熙帝自己说：“公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康熙帝的一生，历史怎样评价？
千年一帝 康熙帝在位61年，是中国两千年皇朝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君主。康熙帝的主要三大贡献是：奠定中华版图、协和民族关系、传承中华文化。他的三个缺憾是：八旗制度未能彻底改革、文化差异未能深入弥合、学习西学方未能形成国策。但是，这些缺憾有其历史、民族、文化、地理的局限，不可苛责。从总体上说，无论就中国历史作纵向比较，或就世界历史作横向比较，都可以说康熙帝是中国皇朝史上的千年一帝，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千年名君。他与同时代的俄国沙皇彼得大帝、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同列世界伟大的君主。
（本文系2008年2月13日在太原的一次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