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赫图阿拉之问

“赫图阿拉之问”这个“问”是怎样提出来的？20世纪90年代的一天，著名学者、中共北京市委主管文化的副书记王光先生，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高起祥院长的陪同下，来到我家。在谈话间，王光先生对所谈的问题做了自己的认知、理解和表述。他说：“当年，毛主席提出了一个问题：满族是一个只有几十万人口的民族，军队也不过十万人，怎么会打败有一万万人口、一百多万军队的明朝？而且满族人在中原建立政权长达268年。这个问题很长时间没有人回答，周总理也曾提出过这个问题让大家研究。这也是三百年来学界、政界、军界人士不断提出的‘历史之问’。”王光先生还说，“崇年同志，这个问题你回答一下怎么样？”我说：“书记，这道历史难题很重要，也应当回答；但我才疏学浅，知识和能力有限，回答不了。”他说：“不必着急，积累材料，慢慢思考，不设时限。”

此后，20年来，我时常思考这个“赫图阿拉之问”，即“历史之问”——读书时、行路时、品茶时、交谈时，甚至梦境朦胧时，也有意无意地在思考这个问题，试图破解这道难题。今天把我的思考先跟诸位汇报，并求教。

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应是“多因一果”。原因虽然多，但一定有主有次，我思考主要原因有三条：人事、天地和文化。

先说人事 事业取得成功，关键在人，在于得人，得英杰之人和贤能之人。越是伟大的事业，越需要有杰出的贤能之人。《尚书·吕刑》有一句话：“一人有庆，兆民赖之。”这句话过去有人说是不是英雄主义史观。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英雄与时势的关系，今天我们不讨论。但是，可以肯定，一人有庆，的确能给兆民带来福祉。

清朝很有幸，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清世祖顺治帝福临、清圣祖康熙帝玄烨、清世宗雍正帝胤禛和清高宗乾隆帝弘历（中期前），这6代150多年，其领导核心层比较优秀，也比较稳定。

一个人优秀和杰出并不够，还需要有团队和集体优秀。以清朝开国名将额亦都为例。他跟随努尔哈赤起兵，最主要特点有两个字：一是“勇”，二是“忠”。他曾在攻城时被箭射穿股部而钉在城墙上，却用佩刀把箭杆砍断，带着穿透骨肉的箭杆爬上城，率领官兵破城，取得夺城大胜。这个人不但勇而且忠。他有16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叫达启。努尔哈赤很喜欢达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少年得志让达启有些飘飘然，虽然还没到严重违法乱纪的地步，但额亦都注意到了。在一次家庭酒席上，额亦都怒斥达启骄纵妄为，将来一定会负国败门户，于是一气之下用弓弦将其勒死。事后他向努尔哈赤请罪，努尔哈赤虽然也很难过，但转念一想，额亦都是为了国家利益，应该适当表扬，最终免于刑罚。

额亦都等对努尔哈赤很忠诚。努尔哈赤后来到他坟前吊唁时痛哭流涕，怀念这位既勇又忠的助手。努尔哈赤的五个开国大臣都在他之前死去，每个人死，他都要亲自去吊唁，趴在坟头哭。这显示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坚强的集体。

我联想到了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玄烨、胤禛、弘历执政期间，都没有发生大的核心层的军事裂变。

我们国家从秦始皇到宣统帝，共2132年的皇朝历史，但200年以上大一统的皇朝只有四个：第一个是汉朝，214年；第二个是唐朝，289年；第三个是明朝，276年；第四个是清朝，268年。

汉朝“诛吕”是很大的宫廷政治事件，引起了庙堂震荡和社会震动。唐朝有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之变”，明朝有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都是惊天动地。而清朝没有，从天命到宣统，整个清朝最高执政集团有过矛盾和争论，有过吵吵闹闹，但没有内部军事政变，没有发生主体裂变，也没有大的军政分裂动乱。这是清朝能够入关建立统治并且长达268年的一个重要原因。

次说天地 清朝执政者既善于优化人事，又善于借天借地。这个“天”就是司马迁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天”，即天时。天时，有小天时，有大天时。魏源说：“小天时以决利钝，大天时以决兴亡。”因此，一个朝代的兴亡必有大天时。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个五百年是一个概数，也可以是三百年。满洲的崛起、清朝的入关正赶上了三百年一遇的大天时。这个天时主要表现在：中原大旱三年、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甚至人食人；蒙古各部分裂衰弱；李自成率农民军占领了北京；女真各部正处于由分裂走向统一的状态。这四点是努尔哈赤、皇太极遇到的大天时。

这个“地”就是《孟子·公孙丑下》所说的“地利”。光有天时并不够，还要有地利，他们很善于借用“地”这个条件。清朝兴起的基地是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赫图阿拉村。赫图阿拉是满语的汉语音译，原意hetu是横，ala是岗，汉语直译作“横岗”，也译作“平顶山”。赫图阿拉是一座平顶小山城。这是“女真多山城”的一例典型。赫图阿拉的地形罕见，呈椭圆柱形，平地凸起，像一个“高桩馒头”，高10～20米，上筑城墙，高约6米。它三面环山，四面临水，凭借天险，易守难攻。它漫山遍野森林覆盖，至今森林覆盖率达80%。它面积不大，经测算是246000平方米，合369亩，相当于故宫博物院面积的三分之一。山上只有一口井，千军万马和城中军民，都用这一口井的水。已历600多年，至今井口水离地面，约为10厘米，伸手可掬，常年充盈，到现在还在用。赫图阿拉气候相对温暖，土地比较肥沃，雨量充沛，物产较丰，宜于人们生存，是一个天然的好基地。

赫图阿拉的地理区位，西到抚顺约200里，远离辽河平原重镇沈阳和明朝辽东首府辽阳，有苏子河水汇入辽河。赫图阿拉这座山城，三面依山，四面环水，既封闭、有利于隐秘防守，暗自发展，又开放、有利于进兵开拓，图谋大业。他们很善于利用这个基地，如果这个基地不是在赫图阿拉，而是在如北京通州，不要说十三副遗甲起兵，就13000人起兵，也会很快被消灭。赫图阿拉距离北京远近适中，如果是以乌拉（今吉林省永吉县一带）作为基地，几万人长途跋涉，不要说打到北京，在半途就会被拦截歼灭了。

努尔哈赤以赫图阿拉作为满洲的发祥基地，统一女真，创立满文，创建八旗，建立后金——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黄衣称朕，建立后金，建元天命，奠定了清朝的基业。

所以说，清朝利用了三百年一遇的天时之机和非常难得的地理之利，善于借天借地。

再说文化 除人事、天地之外，赫图阿拉的背后，更有着大文化的支撑。

满洲文化有什么特点？一百年来，清史学界、历史地理学界、民族学界等普遍认为他们是草原文化、游牧经济。有学者认为蒙古和满洲都属于牧区，和中原农区对峙。当前学术界主流观点是满洲地区为草原文化、游牧经济。如果这样认识和判断的话，满洲文化与蒙古文化就没有大的区别了。我经过实地考察、研读文献、查阅档案和深入探索，提出满洲属于森林文化的观点。森林文化是一个新的历史文化概念，检索文献，前此未见。森林文化是指主要生活在森林地域的族群，人与森林暨人与人在互动中所产生的文化形态，称作森林文化。当然，一个新的概念或定义的提出，可能不够全面，但有比无为好。满洲文化就总体来说，不属于草原文化，而属于森林文化；不是游牧经济，而是渔猎经济。

这里面就牵涉中华文明的文化组成问题。我个人认为，从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21年）到清宣统三年（1911年），2132年的皇朝时代，中华文明是由五种文化形态组成：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和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上述这五种基本的经济文化形态，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在人类发展史上，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不是单一的、孤立的、固化的、绝对的，而是多元的、联系的、演变的、相对的。譬如，农耕文化区域也有森林、草地；草原文化区域，也有农耕、森林；森林文化区域，也有草地、农耕；海洋文化地域，也有农耕、草地、森林等，特别是在不同文化接壤和交错的地带，文化的多元性格外明显。关键之点是其主导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这五种文化形态中，其所分布的面积各有多大呢？

中原 农耕文化面积有多大？中原人一直觉得很大。我一个省一个省面积相加，加起来中原农耕文化核心地区面积约340万平方公里，比较来说，并不算大。

西北 草原文化面积有多大？包括现在的内蒙古，草原文化面积约116万平方公里，喀尔喀蒙古（今蒙古国），面积约156万平方公里，合起来是270余万平方公里。还有天山以北、阿尔泰以南，明清叫作厄鲁特蒙古，即西部蒙古，以及贝加尔湖以东以南的布里亚特蒙古，即北蒙古，在明清强盛时都是中国的。这么算起来，明清强盛时草原文化面积有300多万平方公里。

东北 森林文化面积有多大？在地球北半球冻土带以南存在的一条森林文化带，其各族群的部民，过着定居生活，为渔猎经济，兼以蓄养、采集、农耕，祭祀神树等。在明清强盛时期，它包括：（1）今辽宁省15万平方公里，（2）今吉林省19万平方公里，（3）今黑龙江省46万平方公里，（4）乌苏里江以东到海约40万平方公里，（5）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包括库页岛）60多万平方公里，（6）还有乌第河以西、尼布楚、齐洛台（现在俄国叫赤塔）等地带，总面积300多万平方公里。就是说东北森林文化范围约300万平方公里。

西部 高原文化面积有多大？青藏高原250万平方公里，云贵高原50万平方公里，西部高原文化面积共300多万平方公里。

以上四个面积合起来就是1200多万平方公里，还有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面积。总算起来，在明清盛时，中国的国土面积大约1400万平方公里。努尔哈赤、皇太极背后是300多万平方公里森林文化的支撑，和中原农耕文化面积大体上差不多。

那么，东北森林文化有什么特点？

第一，地域经纬度。打开世界地图，在北半球冻土带以南、草原带以北，北亚、北欧、北美有一条森林带。其亚洲的东北部，有一片广袤的土地，生长着茂密的森林，苍苍莽莽，遮天蔽日，居住着不同的族群，有着特殊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有独特的文化形态。这片广阔地带，处于东经120°～145°，北纬42°～70°之间。东北森林文化范围大体在大兴安岭以东到大海，长城以北到外兴安岭以南。明清盛时中国东北森林带的特点就是满洲族群等及其先人等森林文化的特点。这里，我说的只是文化，不牵涉其他。

第二，祭祀主神是神树——树木和森林。中原农耕文化祭祀主神是社稷——祭祀社（土地）和稷（五谷）之神。森林文化祭祀主神是索罗杆子。乾隆时《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中有一幅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图，图中竖立有一根一根的神杆，每根神杆留有九枝。这就是祭祀森林的写照。

第三，生产方式，满洲主要是渔猎采集经济，也兼有其他。森林文化的衣食住行主要来源于狩猎、鱼、采集的收获品。草原文化的主要生产方式是游牧，“食牛羊之肉，衣牛羊之皮”。

第四，生活方式，满洲及其先民生活定居，家家养猪，有的也养驯鹿。这不同于草原文化以游牧为主，逐水草而居的迁徙生活。

第五，贡品，主要是当地土特产。蒙古主要是进贡马匹、骆驼；满洲主要进贡品有海东青、人参、貂皮、虎皮、鹿茸、熊胆、木耳、松茸、蘑菇、蜂蜜等，基本是森林中的动植物产品。

以上说明，东北森林文化和西北草原文化的主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不同的。但是，中国东北部地域的森林文化与西北部地域的草原文化，经常被学人混为一体。森林文化的独特光芒，往往被掩映在草原文化的光影之下。实际上，森林文化和草原文化各具特色，各展异彩，对比鲜明，因而值得研究。

总之，从公元前17世纪到17世纪三千多年间，这里的森林文化，后来孕育出森林帝国。那么满洲怎样利用森林文化优势取得政权并且巩固政权？我主要介绍五个方面。

第一，森林文化统合的力量。满洲把东北森林文化约300万平方公里内各个族群统合，如努尔哈赤经过10年征抚统一了建州女真，又经过10年统一了海西女真，再加上皇太极经过7年，统合黑龙江女真和东海女真，并组成八旗满洲军队。总合起来共为50年时间，基本上把东北地区森林文化3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和部民，完全从明朝手里接收，变成自己的势力基础和政权基地。这是约300万平方公里蕴含的文化力量。

第二，实行“满蒙联盟”。清朝执政者的高明之处在于对满洲森林文化和蒙古草原文化进行文化统合。努尔哈赤先统合今内蒙古东部，采取联姻、赏赐、编旗、朝贡、重教（藏传佛教）等措施，把内蒙古东部绥抚。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遗业，征抚了漠南蒙古西部（察哈尔一带），打败林丹大汗，并设立八旗蒙古。顺治时间短，主要是对付李自成、张献忠及其余部和南明四王势力。康熙帝通过巧妙而智慧的策略，一矢不发，使喀尔喀蒙古（今蒙古国）完全绥抚。康熙帝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雍正时解决了青海蒙古问题。乾隆时解决了天山以北、阿尔泰以南的厄鲁特蒙古难题，设伊犁将军，编扎萨克旗，又统合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经过清初六代，草原文化和森林文化两种文化力量统合，面积总数约有600多万平方公里。册封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明修长城，清修庙。”长城不再是防御蒙古的屏障，蒙古却成了抵抗外来侵略的中华长城。皇朝史上两千多年没有解决的匈奴—突厥—蒙古难题，清朝基本解决了。

第三，清朝通过册封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西藏驻军，设驻藏大臣，尊教重俗，制定《西藏善后章程》等治策，以及在云贵川实行“改土归流”等举措，将高原文化3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完全纳入清朝版图。

第四，康熙时统一台湾，北从黑龙江入海口（包括库页岛），南到曾母暗沙，统合了海洋文化。

第五，清入关前，将或降或俘或投或附的汉儒、汉官、汉民、汉兵组成八旗汉军。入关后，推行“崇儒重道”国策，实行科举考试，学习和吸纳中原汉族传统文化，逐渐使中原广大汉族知识阶层稍息了反抗意识，统合中原农耕文化。

于是，中华文明五种文化力量——农耕文化、草原文化、森林文化、高原文化、海洋文化实现了文化统合，特别是满、蒙、疆、藏、台完全归入清朝版图，疆域达到1400万平方公里，这是过去没有过的。其中，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像鼎之三足，成为清朝政权的强力支柱。

上面说的是满洲怎么利用自身森林文化优势，逐渐统合各种文化，取得全国政权，并且巩固政权。

但清朝也有很多问题，我只讲两点。

其一，五种文化形态中，清朝不重视海洋文化。他们起于森林，长于骑射，缺乏海洋文化基因。海上防御薄弱，结果英国挑起第一次鸦片战争从海上打来，英法联军从海上打来，八国联军从海上打来，甲午战争从海上打来，后来，日本侵华还是海上打来。海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块短板，我们在这方面吃过历史大亏。

其二，清朝文化统合，没有处理好满汉关系，最后被孙中山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的辛亥革命所推翻。

我在20余年探索森林文化的格物致知历程中，广泛收集资料，广行实地踏查，做出逻辑分析，寻求理论探索，阐述以森林文化为特征的森林帝国的初生发展、崛起历程、兴盛衰落、分合聚散和历史交替的自然过程，而写成《森林帝国》一书。

我们开始提到的赫图阿拉，后被清尊为兴京，就是清朝兴起的京城。明天启元年即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夺取沈阳、辽阳，进入辽河平原。同年，努尔哈赤迁都原明朝辽东首府——辽阳。后清尊辽阳为东京，就是清朝东部的京城。明天启五年即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再迁都沈阳。后清尊沈阳为盛京，就是清朝兴盛的京城。明崇祯十七年即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又迁都燕京（北京）。从此，清朝定鼎北京，入主中原，统一全国，稳定政权，也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第一个由非汉族皇帝君临天下二百年以上的大一统皇朝，更是森林文化第一次在中华五种——农耕、草原、森林、高原、海洋经济文化类型中成为主导中华文化的历史时代。这里的问题是：清朝缘何由几十万人口、十多万军队，战胜明朝一万万人口、一百多万军队，并打败李自成、张献忠数百万农民军队，且巩固统治长达268年之久？满洲森林帝国的起点在赫图阿拉，所以我把这道历史难题称作“赫图阿拉之问”，即“历史之问”。

以上是我对“赫图阿拉之问”，即“历史之问”讲的一点粗浅见解，希望诸位贤达指正。

（本文系2017年9月29日在远集坊讲坛第一期的演讲稿，后略有修改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