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鉴戒历史 反腐倡廉
人类自从有了公权和私有之后，反贪腐、倡清廉成了个永恒的课题。
中国自《周礼》以降，从秦汉、隋唐、两宋，到明清，一直重视反腐倡廉问题。当然，古代的反腐倡廉，同当代的反腐倡廉，特别同当下的反腐倡廉，性质不同，内容不同。但是，历史上一些反腐倡廉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借鉴，可供参酌。我今天同大家交流反腐倡廉的机制、尚廉、反贪和思考四个问题。
一、监察机制
清朝是中国最后的帝制朝代，吸取历代官吏监督与反腐倡廉的机制经验，又不断加以完善。所以我重点以清朝为例，做简略介绍。
明清主要的中央监察机构为都察院。主官为左都御史，其官品有变化，从正一品到正二品，满汉各一；其下为左副都御史，满汉各二人，官三品，以及左佥都御史等。中央设两个独立机构：都察院和给（jǐ）事中。
都察院下设：
（1）御史（官由三品到七品），明设十三道御史，清设十五道御史，即京畿、河南、江南、浙江、山西、山东、陕西、湖广、江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后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增设辽沈道，析江南为江苏、安徽二道，湖广为湖北、湖南二道，并增甘肃、新疆二道，共为二十道。各道的职能是交错的，如江南道稽查户部、宝泉局、仓储、漕运，磨勘三库奏销等。
（2）巡视五城御史，一年更替。有兵马司指挥等，兼有公安职能。
（3）巡按御史，每省一人，后裁撤。也有临时差遣。
（4）专设御史：如巡盐御史、巡漕御史、巡视京仓和通州仓御史、巡视屯田御史、巡农御史，以及茶马御史、河工御史等。
（5）内务府御史（内御史），雍正二年（1724年）设，其机关称内御史衙门，在今北海公园东门外。
（6）宗室御史。
六科给事中。秦始设，后历朝有变化。以清为例，六科即吏、户、礼、兵、刑、工，掌印给事中满汉各一人，官四至七品；给事中每科10至15人。六科自为一署。职责为侍从、进言、谏诤、监察、封驳等。后与都察院合，称科道。
御史有几个特点：
（1）机构独立，直属最高，上下垂直，个人负责。
（2）官品不高，谏言为主，风险很大，成仁成鬼，在于片纸。
（3）“许风闻言事”，后取消。
（4）左都御使与刑部尚书、大理寺卿合议死刑案件，可以封驳，称三法司。
（5）原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不议政，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开始列为议政大臣。“故事，二院长官俱不豫议政，豫议自此始。”（《清史稿·职官志》卷一百五十）
（6）御史和给事中，规定“言官言无罪”，但皇帝生气也可处罚。
又，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右佥都御史，为督、抚坐衔，不是实职，而是名义。（《清史稿·职官志》卷一百十五）
二、三类官员
历史上官员太多，我选择廉官、贪官、言官三例，同大家探讨。
（1）廉官：张英（1637—1708），安徽桐城人，康熙进士，入翰林院。康熙十六年（1677年）设南书房，召张英入直，并在皇城西安门内赐第，清朝汉官住在皇城里的这是首例。时平定三藩之乱，战务繁忙，军报多时一天三五百封。康熙帝每日乾清门听政后，就来到懋勤殿，与张英等儒臣，讲论经史诗词。张英随侍左右：“辰入暮出，退或复宣召，辍食趋宫门，慎密恪勤，上益器之。幸南苑及巡行四方，必以英从。一时制诰，多出其手。”（《清史稿·张英传》卷二百六十七）官做到文华殿大学士，奉敕主编《渊鉴类函》，454卷。张英家训：务本力田，随分知足。张英性格：性情和易，不务表襮（bó，表露）。不去随意讨好，做善事不张扬：有所荐举，终不使其人知，推荐他人做官或升官，始终不使别人知道——做好事，不宣扬。
张英任宰相时，有一个“六尺巷”的故事。说的是：安徽桐城张家和吴家为邻，吴家要拓展院墙，影响张家，张家不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是显宦，吴家是豪富，谁也得罪不起，知县非常为难。张家写信给当朝宰相张英，希望他修书给知县关照。张英见信后，提笔写道：“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六尺巷石碑）张家见信后，主动让出三尺。吴家受感动，也让出三尺。于是出现了至今犹在的“六尺巷”。
张英退休回乡后，更加谦逊低调。相传，晚年他在家乡西山居住，有条山间小道，他出来散步时，遇见挑柴的樵夫，总要退到路边草地上，让樵夫先行。
张英的妻子姚氏，也是桐城人，节俭贤惠。张英初官翰林时，薪水很低，家里很穷，有人馈送千金，不接受，并告诉妻子姚氏。姚氏说：“穷人家或得馈赠十金五金，童仆都欣喜相告。今无故得千金，人问是从哪儿来的，能不惭愧吗？”有时，家里经济拮据，典当衣物，买米做饭。后张英俸禄稍丰裕，姚氏勤俭之风不改，一件青衫，数年不换。张英做了宰相，姚氏更加谦卑。亲友派丫鬟来问起居，姚氏正在缝补旧衣，来人问她：“夫人安在？”姚氏恭敬起应，来的丫鬟大为惭愧。张英60岁时，姚氏仍亲手缝制棉衣、棉鞋给宰相丈夫御寒。儿子张廷玉，继入翰林，直南书房。有一天，康熙帝环顾左右说：“张廷玉兄弟，母教之有素，不独父训也！”张廷玉母亲得到康熙皇帝的赞扬。姚氏还喜读书，工诗文，有《含章阁诗》传世。（《清史稿·列女传》卷五百八）
张英的儿子张廷玉（1672—1755），官做到军机大臣、大学士，死后配享太庙。史评：“终清世，汉大臣配享太庙，惟廷玉一人而已。”（《清史稿·张廷玉传》卷二百八十八）张廷玉也有古大臣之风。雍正十一年（1733年）殿试时，雍正帝钦点一甲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考卷是密封的，拆卷时知一甲第三名张若霭为张廷玉之子，荣登探花，众臣敬贺。按例一甲可以免试庶吉士三年学习和散馆考试，即授为翰林院修撰、编修、检讨。但张廷玉没有顺水推舟，玉成其事，却叩谢皇恩，跪下坚辞：若霭是臣子，这万万不可！雍正帝说，卷子是密封的，你又回避，钦点之前并不知道是谁的试卷，此事与你无关。廷玉仍跪地不起，雍正帝说，这次科试，你已回避，是朕主意，你快起来！廷玉跪奏道，臣家两代辅臣，已经蒙恩了；天下寒士很多，应该让给别人。雍正帝稍加思索，说，好吧，让二甲第一名（第四名）升为一甲第三名，若霭降为二甲第一名。
桐城张家为清代书香门第典范。张英四个儿子——廷瓒、廷玉、廷璐、廷彖都是进士，廷璐子若需、若需子曾敞都是进士，廷玉子若霭、若澄也都是进士。张英之家为书香门第：“以科第世其家，四世皆为讲官。”张英、张廷玉父子大学士，是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代帝师。张氏一门，前后六代十二位翰林，共有二十四位进士——这在清代是绝无仅有的。史称：“自祖父至曾玄十二人，先后列侍从，跻鼎贵，玉堂谱里，世系蝉联，门阀之清华，殆可空前绝后矣。”（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五）张英、张廷玉父子都享年84岁，算是高寿。
读书要有一个家庭环境。由张氏一门可见，书香家庭对一个青年、一个学子的成才是多么重要！
（2）贪官：王亶望（？—1781），山西临汾人，江苏巡抚王师之子。亶望考取举人后，没有参加会试和殿试，虽没取得进士功名，但花钱买了个知县。后升为云南省武定府知府。乾隆帝引见后，命他仍然去甘肃，等待分配，后任宁夏府知府。再升任浙江布政使，就是副省级，并暂署巡抚，就是代省长。王亶望虽然学历不高，又不是正途，但会做官，官运亨通。王亶望喜欢拍马屁，却拍到马蹄子上。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帝到天津巡视，王亶望借机向乾隆帝献上金如意，金如意上嵌饰珠宝，非常贵重，但遭拒绝。一年后，王亶望由浙江布政使兼代理巡抚，调任甘肃布政使，这显然是明调暗降。
王亶望到甘肃就职后，做了一件事，令乾隆帝发怒。原来规定：允民用豆和麦，可捐纳国子监的生员，可以应试入官，这叫作“监粮”，乾隆帝曾下令废除。他向陕甘总督勒尔谨申请，以内地仓储未实为由，代为上疏申请甘肃省诸州县都可以收捐；随之，又请于勒尔谨，令民众改为输纳白银。王亶望又虚报旱灾，谎称以粟治赈，就是直接或变相贪污赈灾粮银，以饱私囊。他们做得很巧妙，自总督以下官员都有份，王亶望获取更多。议行半年多，王亶望疏报共收捐（卖名额或卖文凭）19017名，获得豆麦827500余石。（《清高宗实录》卷九百七十一）
事发，乾隆帝说：“甘肃民贫地瘠，安得有二万人捐监？又安得有如许余粮？今半年已得八十二万，年复一年，经久陈红（陈粮），又将安用？即云每岁借给民间，何如留于闾阎，听其自为流转？”（《清史稿·王亶望传》卷三百三十九）因发“四不可解”（《清高宗实录》卷九百七十一）诘问勒尔谨。勒尔谨巧辞回复。乾隆帝没有深究，只是告诫说：“尔等既身任其事，勉力妥为之可也。”尔后，王亶望升任浙江巡抚。
猴改不了爬树，狗改不了吃屎。王亶望任浙江巡抚后，迎驾乾隆帝南巡。王亶望在杭州迎驾，建造屋宇，点缀灯彩，华缛繁费，极为奢侈。乾隆帝既喜欢豪华铺张，又不愿显得奢华，告诫下不为例。
王亶望案由突发事件引起。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循化（今属青海）撒拉族苏四十三率众起事。陕甘总督勒尔谨督师兵败，被逮捕下狱。大学士阿桂、尚书和珅先后出师甘肃，因雨延期入境。乾隆帝因疑甘肃连年报告大旱不实，令调查据实奏闻。阿桂等上奏王亶望等卖官、虚报旱灾等罪。乾隆帝大怒，命逮捕陕甘总督勒尔谨、原巡抚王亶望、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兰州知府蒋全迪等下狱。此案受牵连的勒尔谨，满洲镶白旗人，乾隆初以翻译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后升任陕甘总督。下刑部论斩，命改斩监候，死于狱中。此案也受牵连的陈辉祖，为两广总督陈大受之子，时任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以查抄王亶望家时匿藏金玉器，后赐自裁，其子戍伊犁。（《清史稿·陈辉祖传》卷三百三十九）此案还牵连已故乾隆三年（1738年）状元、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四库全书馆正总裁、上书房总师傅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于敏中，时敏中已死，并入祀贤良祠。乾隆帝命“于敏中著撤出贤良祠”（《清史稿·于敏中传》卷三百十九），遭身后之辱。
经审：诸州县贿赂数以千万计；抄王亶望家得金银100余万两。审结：总督勒尔谨自裁（死于狱中），巡抚王亶望论斩，布政使王廷赞论绞，兰州知府蒋全迪斩首，州县官贪污赈济银2万两以上者22人俱斩首。还有，王亶望之子王裘发伊犁，幼子下狱到年满12岁时逐个流放。尔后，又发现并诛杀闵鹓元等11人，获罪董熙等6人。
王亶望之案，总督勒尔谨、巡抚王亶望等贪污腐败，激发了甘肃苏四十三民变。此案杀总督勒尔谨和陈辉祖二人，巡抚王亶望一人，布政使王廷赞一人，知府和知县等33人，其他受处分官员多人。
此案，乾隆帝早有耳闻，派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袁守侗，觉罗、刑部左侍郎阿扬阿前往，盘查甘肃监粮。不料，这位大司寇上奏称“仓粮系属实贮”。乾隆帝信以为真，不再追查。这次案发之后，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问讯阿扬阿当年前往甘肃盘查粮仓之事。阿扬阿奏称：“在甘省盘查时，逐一签量，按州核对，俱系实贮在仓，并无短缺。”乾隆帝对此毫不相信，他认为：此必当地官员一闻查仓之信，挪东掩西，为一时弥缝之计，其签量人役，均系地方官所管，易于通同弊混，而袁守侗、阿扬阿等受其欺蔽，率称并无亏短。为此，下谕：此等签量人役，即系地方官所管之人，阿扬阿当时“虽逐仓查验，亦止能签量廒口数尺之地，至里面进深处所，下面铺板，或掺和糠土，上面铺盖谷石，此等弊窦，阿扬阿能一一察出不受其蒙蔽乎？”乾隆帝此谕问得很好，把袁守侗、阿扬阿的受骗失职实际情况，揭示清楚。在短时间内，他们开销监粮600余万石，又销去旧存常平仓130余万石，合计730余万石，为何并未察及——是官官相护，或是知情不举，或是敷衍塞责，或是确受蒙蔽？乾隆帝说，袁守侗、阿扬阿查办此案，均难辞咎，著交部严加议处。部议袁守侗夺官，命留任治河，两年后病死，阿扬阿革职。
（3）言官：郭琇（1638—1715），字瑞甫，号华野，山东即墨人，出身诗文之家。他9岁丧父，10岁丧继母，幼年坎坷，曾在即墨城东40里深山仙姑庵苦读。庵在山中，高崖绝壑，榛莽满布，樵牧之迹，也为罕见。他居住茅舍三间，没有围墙。每当风雨之夜，狐啸狼嚎，悲凉吓人。郭琇却夜以继日，学习不辍，“宿火中宵，且泣且读”。康熙八年（1669年）考中举人。第二年，中进士，年32岁。考中进士后，未分配工作，乡居8年，读书待仕。康熙十七年（1678年），为江南吴江县（今苏州市吴江区）知县。郭琇“居心恬淡，莅事精锐”，励精图治，关切民生，9年县令，两袖清风。后来，康熙帝南巡时说：“郭琇前为吴江县令，居官甚善，百姓至今感颂。”（《清史列传》卷一〇《郭琇》）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六月，皇太子师傅汤斌任江苏巡抚，很欣赏县令郭琇。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汤斌推荐，经过考试，部议驳覆，康熙帝特批，郭琇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后升左佥都御史。从此，郭琇开始了一生中最为辉煌、最为人们称道的监察官员生涯。郭琇最突出的事迹是弹劾当朝宰相明珠。
明珠是康熙朝六十一年48位大学士中最有权势者之一。明珠出身叶赫部（慈禧娘家所在部），部灭亡后，明珠父亲尼雅哈投降努尔哈赤，后来立功，做了佐领，随军入关。明珠随父入关后，初任侍卫，迁内务府郎中。后升为内务府总管（二品）、刑部尚书。康熙十年（1671年），康熙帝擒鳌拜、掌朝纲后，明珠充任给皇帝讲解经典的经筵讲官，和康熙帝有较多的接触。不久，在撤藩平叛过程中，明珠力主撤藩、坚决平叛，受到康熙帝的信任。他担任兵部尚书，每天处理紧急军务，深得康熙帝的器重。康熙十四年（1675年）转吏部尚书。康熙十六年（1677年），正当平叛高潮时，明珠为武英殿大学士[从康熙十六年（1677年）到二十七年（1688年）共12年]，入阁办事。明珠从区区宫廷侍卫，升为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说明他才智非凡。恰在这时，御史郭琇挺身而出，弹劾权相明珠。
郭琇弹劾明珠，奏章恐被拦截，反遭杀身之祸。有资料记载：一日，明珠寿诞，宾客满堂。依惯例，御史不给当朝官长贺寿。这天，郭琇来到明珠相府。明珠格外高兴，将郭琇迎到大堂。郭琇当众从袖中取出弹章，示意要弹劾当朝大员，说完转身而去。随后立即奏上弹章。满朝哗然，不便拦截。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二月，郭琇上《纠大臣疏》——大臣背公结党、纳贿营私、仰请乾断、立赐严谴、以清政本一疏，弹劾大学士、权相明珠等，举朝震惊。这是郭琇御史生涯中当时轰动、后人称颂的大过人之处。郭琇弹劾明珠，疏文，要点如下：第一，把持阁务。明珠指麾大学士余国柱秉承其意向，草拟圣旨。即有错误，同官不敢驳正。满洲则佛伦、葛思泰及其族侄傅腊塔、席柱等，汉人则余国柱等，结为死党，寄以腹心。凡会议、会推，他们把持，戴德私门。第二，市恩立威。明珠凡是奉到谕旨，或称某人贤，就向彼说：“由我力荐。”或称某人不善，则向彼说：“上意不喜，吾当从容挽救。”市恩立威，挟取贿赂。第三，卖官鬻爵。凡督、抚、藩、臬、学道缺出，按缺论价，辗转卖官，任意派缺，无端索取，欲满而止。贿赂公行，士风大坏。第四，控制言路。每日退朝后，出中左门，明珠同拱立以待的部院大臣及心腹密语多时，泄露机密。明珠还与余国柱等交结，糜费河银，大半分肥。第五，内心阴毒。明珠见人柔颜甘语，百般款曲，而阴行鸷害，意毒谋险。对上奏本章，必须先行请问；对参劾自己的人，借事排陷，闻者骇惧。郭琇奏章上去之后，直声振天下，人称“铁面御史”。不久，郭琇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
康熙帝得到郭琇弹劾明珠奏疏后，可以采取的办法：一是，当众公布；二是，大开杀戒；三是，置若罔闻。但康熙帝没有这么做，他举重若轻，半年之间，做了以下处置。
第一，解除大学士。当时有大学士7人，解职4人——明珠（满洲正黄旗）革职，勒德洪（觉罗、满洲正红旗）革职，余国柱（户部尚书迁）革职，李之芳（吏部尚书迁）退休回乡。
第二，处置诸尚书。革职或解职5位尚书、1位都御史——户部尚书佛伦（满洲正白旗）解任，吏部尚书科尔坤解任，刑部尚书徐乾学调职，工部尚书熊一潇革职，左都御史徐元文调职。
第三，其他的大员。有民谣：“五方宝物归东海（徐乾学），万国金珠贡澹人（高士奇）。”徐乾学已解任，其弟徐元文为状元、徐秉义为探花；徐乾学与南书房师傅、礼部侍郎高士奇为子女姻亲；高士奇与王顼龄结亲，王顼龄与左都御史王鸿绪为兄弟，王顼龄之弟王九龄为日讲起居注官、礼部侍郎；还牵扯地方大员，如湖广巡抚张汧等。
这是一个盘根错节、休戚与共的朝廷官僚集团。这个集团不仅影响皇权，而且事关皇位继承。所以，康熙帝决定削弱明珠集团，以加强皇权。
但是，重大弹劾，必遭报复。明珠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团；被郭琇打击的，不是明珠一个人，而是明珠集团。因此，明珠集团必然反扑，也必然报复。他们打击报复郭琇，先后制造了“三案”——“私书案”“冒名案”和“钱粮案”。
第一案：私书案。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九月，山西道御史张星法疏参山东巡抚钱珏贪黩劣迹，命钱珏明白回奏。钱珏大怒，反咬一口，说郭琇曾写信给自己，嘱荐关照山东知县高上达等人；并揭发郭琇的私人信件，称郭琇致书嘱托推荐未遂，便衔恨唆使张星法诬劾自己。康熙帝命左都御史马齐审理此案。马齐严刑逼供，再三用夹棍审讯张星法，迫其供认“堂官郭某（郭琇）”指使。十月，郭琇上疏抗辩，并指出这样做，或为若辈主使，或为钱珏主使，目的是肆行罗织罪名，欲致臣于死地。
不久，刑部等衙门定拟题复：都察院左都御史郭琇，为教官刘奉家等曾寄书嘱托山东巡抚钱珏，缘此不便自行纠弹，故嘱御史张星法将钱珏题参，有玷大臣之职，应照例革职，杖一百，准其折赎。张星法既听郭琇之言，将钱珏纠参，且多方巧辩，亦照例革职，杖一百，准折赎。知县高上达等，央求郭琇等寄书钱珏，俱应革职。
康熙帝曰：郭琇本当依议处分，念其耿直敢言，屡经超擢，从宽免革职治罪，降五级调用。后郭琇被休致回乡。张星法从宽免革职治罪，著降二级留任。凡官员理应各尽职业，不得扶同结党，钱珏既接私书，彼时不行具题，今被纠参，始行举出，殊属不合，可以原品解任。（《康熙起居注册》康熙二十八年十月初十日）
私书嘱托有玷官箴，是郭琇获咎之源。嘱人纠劾事宜，虽自陈心迹，矢口否认，但部议仍作为罪状之一，尚难辨析。以郭琇的性格、名声、地位，参一巡抚并非难事，毋需假手于人。但私书嘱托，有隙可乘，确在情理之中。此案之定谳，不能排除明珠党羽暗中左右之可能。因此，“私书案”成为郭琇仕途中的重大转折点。这里可以看出，作为言官，疏参别人，必严律己。
第二案：冒名案。郭琇既被降调，在京等待工作。时前明珠案内被参革职的户部尚书佛伦，已改任山东巡抚。他对郭琇仍怀恨在心，寻找机会报复。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五月，佛伦诬劾称：郭琇的父亲郭景昌，原名尔标，曾经在明末清初倡乱伏法，郭琇私改父名，冒请诰封。这是一个有欺君之罪的大罪名。疏入，礼部不待核实，就将诰命追夺。康熙帝接到佛伦揭发郭琇的奏章后，命大学士伊桑阿于无人之处，询问郭琇实情。郭琇回答伊桑阿：是诬告。回答时，他边流涕边述说：臣祖父耀横，被尔标之乱挟仇谋害，指仇为亲，实属罗织。康熙帝虽知道了实情，但诰封没有发还。10年后，郭琇以湖广总督入京陛见，为“冒名案”上《辨白冤诬疏》云：臣本生父郭景昌，系即墨县学庠生。郭尔标乃只身光棍，横赌街坊，为宗族之所不齿，并无妻室，何有子嗣？因而投充宗昌家仆，是阖邑之所共知者。当尔标甲申（顺治元年）作乱之时……后尔标被柯永盛拿获正法。臣父与臣顺治三年始得回籍。时臣已九岁，臣伯父郭尔印乏子，过继臣承嗣。本生父于是年九月内病故，过继父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正月内病故，有丁艰呈词可查。是事迹之彰明较著者也。况臣生父与尔标，固系远族；即臣过继父与彼亦系远堂，各有宗谱支派，又何能掩人耳目？（《郭华野先生疏稿》卷三）郭琇内称：伏祈皇上敕问佛伦，当日诬臣事件，或系访闻，或系告发，必有其人，请提来臣与质对。事若有据，臣有欺君之罪；事若无稽，而罪在佛伦矣！疏入，康熙帝询问大学士佛伦，佛伦以举报舛误对，把责任推到下属。康熙帝决定重新颁发诰命。身为大学士的佛伦，张冠李戴，无中生有，加罪郭琇，以泄私忿。
郭琇被诬，十年申冤。后人评论道：“设使人寿不及待，则其含负奇屈于地下者，当复何如！吁，直道难行，仕途荆棘。”（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三）
第三案：钱粮案。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中，江宁巡抚洪之杰以吴江县亏空漕项，事涉前任知县郭琇，行文山东巡抚佛伦解送对质。佛伦派员押送郭琇起赴江宁，在上元县看守，后进行讯问。事情的经过是：郭琇任吴江知县时，县丞赵炯经收康熙二十二、二十三等年漕米2300石，虽具印结存，但暗中亏空。郭琇当时毫无觉察，在离任时俱结移交署印官张绮梅。后因大计（每三年一次对地方官员的考核），赵炯降调，事遂暴露。郭琇闻之，即遣家人董起凤等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代买还仓。此案本已了结，但因江苏按察使高承爵系高士奇同宗、明珠侄婿，而借之报复。
高承爵严刑夹讯张绮梅等人，逼迫他诬指郭琇亏空漕粮，然终未得逞。据称，审讯时，高承爵在堂上，而明珠、高士奇私人“皆伏屏后窃听，画手蹑足，群目眈眈，争欲刑讯，以快夙愤”。江宁士民为郭琇蒙冤愤愤不平，“皆眦裂发指，袖瓦砾伺击”。当高承爵刑讯张绮梅一无所获，气急败坏，声称“上脑箍”时，郭琇愤怒地对张绮梅道：“若辈不过欲死我耳！何不诬承而自苦若是！”高承爵怒问郭琇：“尔不畏死耶？”郭琇笑曰：“我畏死不至此，畏死者方坐堂上。”（《华野郭公年谱》）时因康熙帝降旨，大臣不许擅刑，高承爵等不敢恣肆，便删改群供，拟遣戍陕西。当郭琇遣戍陕西之讯传到即墨时，其妻屈氏泣血草疏，即“率一仆妇，策蹇走京师”，就是骑着毛驴上北京申冤。疏将上，康熙帝特恩旨宽免，释郭琇回乡。（郭廷翼《屈氏行述》，雍正刻本）
此案，郭琇固有失察之咎，但事后补齐，例有所据。明珠、高士奇、高承爵等对郭琇恨之入骨，故纵赵炯逍遥法外，而对张绮梅施以酷刑，企图加罪郭琇。
以上三案中，“冒名案”纯属诬陷，“私书案”和“钱粮案”属于小题大做，借题发挥。三案迭起，实由明珠等高官贵族兴风作浪所致，必欲置郭琇于死地，以报“疏劾”之仇。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报复，郭琇坚贞不屈，顽强抗争。其《剖明心迹虽死犹生疏》云：窃臣生性憨直，疾恶如仇。去岁一疏两疏，今岁又一疏，不避嫌怨，不畏报复，无非去当道之豺狼，而为社稷生民计也。乃若辈之怨臣、恨臣，愿得臣而甘心焉，盖已久矣，特无隙可乘耳……惟得见皇上，剖明心事，使天下后世知臣之死，由于奸邪罗织、阴谋煅炼，则臣虽死犹生矣。（《郭华野先生疏稿》卷一）郭琇面对邪恶，不屈不挠，高风亮节，矢志如一，视死如归，确是一位堂堂正正、鼎鼎赫赫的监察名臣。
康熙帝在对郭琇疏劾明珠集团案件中，有三点做法，很值得思考。
第一，“留中不下”。康熙帝对郭琇弹劾明珠的奏章，没有公开下发。清国史馆修《明珠传》时，找不到郭琇弹劾奏章的原件。后乾隆帝命将郭琇参劾明珠原疏，写入《明珠传》中。康熙帝为什么这样做？主要是为避免事情扩大化。
第二，保护郭琇。明珠党人，一而再，再而三，甚至不惜造谣陷害，以报复郭琇。康熙帝很有意思，如对“冒名案”，命大学士伊桑阿于无人处问郭琇，琇“以诬告对”。康熙帝心里有了底数，处理起来，从容主动。如“私书案”，原拟革职、杖一百、准其折赎，康熙帝定降五级调用；“冒名案”，追夺诰命（后发还）；“钱粮案”原拟遣戍陕西，恩旨宽免。后命郭琇任湖广总督。
第三，“执两用中”。郭琇与明珠，在弹劾与被弹劾的天平上，是对立的两极。康熙帝既利用郭琇牵制明珠，制约明珠集团；又利用明珠牵制郭琇，限制郭琇势力。后来，明珠任内大臣二十余年，用其才能而杀其威势；郭琇先在家闲居，后任湖广总督，既保护其人，又不忘其功。所以，乾隆帝说：“我皇祖圣明英断，刑赏持平，实为执两用中之极则。”（《清史列传》卷八《明珠》）
综上，明君需要耿直之臣，郭琇应运而出；忠臣需要英明之君，康熙帝俯纳劾疏。康熙帝、明珠、郭琇，君主、廷臣、言官，结成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康熙帝之于明珠，既委以朝廷重任，又借言官加以抑制；康熙帝之于郭琇，既纳其参劾之疏，又加以笼络保护。为君难，为臣难，为言官尤难。幸遇康熙帝这样的英明之君，郭琇尚不能善始善终，可见谏官难当，忠言难吐，劾章难上，直路难行。
三、历史经验
清代反贪时紧时松，时严时宽。历史的经验是：
第一，垂直独立。明清的监察机构，垂直独立。科道官员，官阶低，位置重。个人独立，个人负责，所上封奏，直达至尊。科道言官重点是监察内阁六部、司寺院府，甚至皇帝。御史多清廉自律，忠耿敢言，不畏死生。如御史蒋钦，江苏常熟人，进士，也是南京御史，接连三次被廷杖：第一次是同其他御史集体谏言正德帝不要巡游，被“逮下诏狱，廷杖为民”。第二次是三天之后，他单独上疏，痛斥奸臣。疏入，结果再杖三十，下狱。第三次是又过三天，他再上疏，斥奸臣——“臣昨再疏受杖，血肉淋漓，伏枕狱中”，疏中望正德皇帝，将大太监刘瑾的头割下，悬挂在午门！又说，如果我被杀，那就使我同古代忠贤之人龙逄（páng）、比干一起在地下游玩！史书记载：蒋钦在夜间起草第三封奏疏时，灯下听到鬼声。蒋钦说，我疏上之后，会身罹大祸，这是先祖显灵要我不写这个奏疏吗！于是，整理衣冠，站起来说，如果是我的先祖，就大声告诉我！刚说完，声音从墙壁里发出，益加凄惨。蒋钦叹道，既已做御史，就得义而忘私，如果我缄默不语，辜负了国家，也为先人羞！于是奋笔疾书，曰：“死即死，此稿不可易也！”鬼声停止。天亮，疏入，再杖三十。杖后三日，死于狱中，年49岁。（《明史·蒋钦传》卷一百八十八）
言官不仅言事言人，还言制度。如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御史林润言：“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禄廪。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而宗禄三百十二万；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禄百九十二万。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故自郡王以上，犹得厚享，将军以下，多不能自存，饥寒困辱，势所必至，常号呼道路，聚诟有司。守土之臣，每惧生变。夫赋不可增，而宗室日益蕃衍，可不为寒心？”（《明史·食货六》卷八十二）
官员贪污腐败属个别想象，若发生群体性、普遍性的贪污腐败案件，必有“体制缺陷和制度漏洞”。举一例：“五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50773件，审结49863件，分别比前五年上升174%和191%，审限内结案率82.4%；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5610.5万件，审结、执结5525.9万件。”（高法人大报告）这既说明法院的成绩，也说明社会矛盾严重。因此，就应消除“体制缺陷和制度漏洞”。我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中说过一句话：“清太祖努尔哈赤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埋下了光宣哀世的基因。”记者追问我：“基因”指什么？我没回答。基因就是当年努尔哈赤制定的八旗制度。这个制度，既有合理性，随着时间推移，也日益显露出其不合理性。可以说，清朝兴也八旗，亡也八旗。其亡，就亡在没有对“制度漏洞”进行必要的彻底的改革。
第二，盛世重典。明清大案，贪污官员，多为宠臣，贪赃枉法，严惩不贷。要让贪官污吏，付出沉重代价：身陷极刑，家产籍没，妻妾为奴，殃及子孙。“观其所诛殛，要可以鉴矣！”雍正帝还规定贪官贪污国库银米：父死子赔，子死孙赔。这些举措，今不必用，但盛世用重典，贪腐代价惨重——贪污者虑及后果，有利于防贪。《水浒传》说“官逼民反”，为防止民反，必严惩贪官。治贪从高端始。先清源泉，再理浊流。源清流不浊，源浊流不清。乾隆帝惩贪重点是总督、巡抚、布政使，结果却漏掉了更大的贪官，如和珅。
第三，精官利民。明中央“六部一院”——吏、户、礼、兵、刑、工和都察院，每部一尚书、二侍郎，总共20来人。清朝“六部二院”——吏、户、礼、兵、刑、工和都察院、理藩院，每部（院）双轨制，总共30来人。省、府、州、县，官员也很少。当代情况复杂，官员应多一些，但我国现有官员可能是古今中外最多的。机构重叠，人浮于事。过去讲“精兵简政”，应当讲“精官简政”。建议划定职数权限：处级归省市，局级归中央。过去处级归皇帝任免，现在放得太松了。
第四，读书尚廉。中央提出干部读书、廉政文化、修养官德，这很正确，也很重要。纵观古今，重读书，严官箴，这样的官员廉者多而贪者少。因此，在官员中，提倡读书，提倡清廉，提倡“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的美德。当下中央发布诸多措施，出现三少——接待少，应酬少，喝酒少，这就给干部省出许多时间。省出时间干什么？多读书。于谦任兵部尚书，下班后——“清风一枕南窗卧，闲来只读几卷书。”明清许多官员，有文集，有诗集，有论著，有理想。官员的官德，要树大德，要有理想——
一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
二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三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左传》）
四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立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横渠）
一个御史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明正德朝。明朝第十任皇帝、正德帝朱厚照，2岁就做皇太子，15岁继承皇位，在位16年，31岁死。正德帝行为怪异，很不安分，喜欢游猎，离宫索居，堪称皇帝中的一“怪”。当时，西北有战事，他要御驾亲征，大臣们鉴于“土木之变”明英宗被俘的惨痛教训，坚决反对。他执意孤行，亲自出征，得胜回朝，下诏加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他曾微服出巡，到居庸关，守关官员“闭关拒命”，他扫兴而回。于是，他又派亲信去守居庸关，然后深夜微服出关，终于得手。他往西北到过大同、榆林、绥德等地，往江南到过南京、镇江一带。时间少则几个月，最长达一年之久。朝廷没有了皇帝，皇帝的车驾也没有GPS（全球定位系统）定位，连内阁大学士都不知道皇帝到哪里去了。
正德帝的出巡与荒唐，受到官员的谏阻。皇帝动怒，就对谏阻官员实行廷杖。正德二年（1507年）闰正月，廷杖言官艾洪等二十一人于阙下。二月，又廷杖御史王良臣等于午门。（《明史·武宗本纪》卷十六）
南京御史陆崑，浙江归安（今湖州市）人，进士，带领十三道御史薄彦徽、葛浩、贡安甫、王蕃、史良佐、李熙、任诺、姚学礼、张鸣凤、蒋钦、曹闵、黄昭道、王弘、萧乾元等，上疏抨击正德帝宠幸太监，日事宴游，说：“广殿细旃（zhān，同‘毡’），岂知小民穷檐蔀（bù，意‘遮蔽’）屋风雨之不庇；锦衣玉食，岂知小民祁寒暑雨冻馁之弗堪；驰骋宴乐，岂知小民疾首蹙頞（è，鼻梁）赴诉之无路。”意思是，居住宽广宫殿，怎能知道百姓身栖不避风雨的疾苦；穿绫罗吃美食，怎能知道百姓身处冬寒暑热的饥寒；骑马打猎享乐，怎能知道百姓困顿苦难而控诉无门。疏上，触怒，谕旨：“悉逮下诏狱，各杖三十，除名。”陆崑等被捕入狱，各杖三十，免除官职。其中黄昭道、王弘、萧乾元3人在南京，命即在南京阙下杖之。（《明史·陆崑传》卷一百八十八）
一个能官的故事 陈鹏年（1663—1723），湖南湘潭人。康熙三十年（1691年）中进士，出任浙江西安（今浙江衢州境内）知县。陈鹏年在任上，清理豪强霸占田地，平反徐氏冤死十年错案。他下令禁止溺死女婴，当地民众被感化，将本想扔掉的女婴留下抚养，都改姓陈。后陈鹏年调任山东，亲自分发赈济粮食，严控借赈肥私官员，“全活数万人”。康熙帝南巡回銮，在山东济宁船上召见他，赐予御书。不久，陈鹏年升任江宁（今南京）府知府。陈鹏年一生中，曾三次蒙受大难，三次到武英殿修书。
一蒙难。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帝第五次南巡。江南江西总督阿山召集属下，商量加征地丁银，作为皇帝巡幸的接待费。陈鹏年身为下级，竭力反对，事情告吹。阿山和陈鹏年结下疙瘩，又让陈鹏年去主管建造行宫。阿山的侍从向陈鹏年索贿，被顶了回去，于是嫉恨陈鹏年的人就开始传闲话。康熙帝要到京口（今江苏镇江）检阅水师，阿山成心刁难陈鹏年，命令他在江上垒石铺路，限期一天完工。江流湍急，施工困难。众人担心完不成任务，人心惶遽。陈鹏年亲自率百姓运输土石，到黎明时，工程告竣。阿山还不罢休，又上奏折，参劾陈鹏年贪污残暴，将他关押在江宁监狱。阿山必欲置陈鹏年于死地，又加上“大不敬”的罪名。陈鹏年在任江宁知府时，下令封闭妓院，并将其改为讲堂，悬榜曰“天语丁宁”，每月宣讲圣谕。这本是好事，但被阿山指为亵渎圣谕，论罪当斩。消息一出，江宁百姓，呼号罢市，千余士子，举幡叩阍（告御状）。江宁织造曹寅也叩头为陈鹏年祈情。康熙帝经过调查，命陈鹏年罢官免死，征入武英殿修书。是为陈鹏年第一次入武英殿修书。他曾有《初伏直武英殿》诗，其小序云：“奉命直武英殿，日在凉堂广厦之间，带星而入，昏黑而返。”起早贪黑，辛劳修书。
二蒙难。陈鹏年在武英殿修书，一干就是三年。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陈鹏年再次被起用，出任苏州知府，后任江苏布政使。他一如从前，改革风俗，清理积案。当地发生饥荒和瘟疫，《清史稿·陈鹏年传》说他亲自“周历村墟，询民疾苦，请赈贷，全活甚众”。他获得巡抚张伯行的器重：“事无钜细，倚以裁决。”不料就此卷入总督和巡抚矛盾漩涡之中，再遭厄运。清制：各省设巡抚，一省或数省设总督；总督和巡抚往往同城，发生很多摩擦。当时的两江总督噶礼，不仅和巡抚张伯行矛盾很深，而且因陈鹏年“素伉直，忤噶礼”，也和陈鹏年矛盾很深。噶礼找茬儿弹劾陈鹏年，不仅要夺他的官，而且要将他遣戍黑龙江。翌年，危难之时，又是康熙帝下旨宽宥，让陈鹏年回京到武英殿修书。是为陈鹏年第二次入武英殿修书。
三蒙难。噶礼仍穷追不舍，又上书康熙帝，举报陈鹏年写“反诗”。康熙帝把诗发给阁臣传阅，说：“朕阅其诗，并无干碍。朕纂辑群书甚多，诗中所用典故，朕皆知之……今与尔等公看，可知朕心之公矣！”为陈鹏年主持了公道。后世有人称赞康熙帝此举“如神之哲，洞察隐微，可为万世法”。这自然有些过誉，但康熙帝的博览群书、明察秋毫，的确让陈鹏年又躲过一次生死劫难。武英殿的“凉堂广厦”，也再次成为陈鹏年仕途受挫时的避难所。是为陈鹏年第三次入武英殿修书。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噶礼，满洲正红旗人，其先祖为清开国五大臣之一的何和礼，其母为康熙帝幼年的乳母。噶礼依恃祖上的功劳和母亲的恩遇，狂贪暴虐，恶贯满盈。后噶礼的母亲向康熙帝叩阍，说噶礼在食物中下毒药图谋弑母。康熙帝命刑部调查，刑部核实，拟噶礼当极刑，谕令噶礼自尽。
康熙六十年（1721年），黄河决口。康熙帝想起了当年赈灾的陈鹏年，第三次起用他，让他去治河，不久任河道总督。他忙得没时间回府，“止宿河堧（ruán），寝食俱废”（《清史稿·陈鹏年传》卷二百七十七），也就是，夜宿河堤旁空地，废寝忘食，日晒水浸，洁己奉公，疲病交加。雍正元年（1723年），陈鹏年病逝于治河工地，年60岁。雍正帝下谕说：“陈鹏年洁己奉公，实心为国。因河工决口，自请前往堵筑，寝食俱废，风雨不辞，积劳成疾，殁于公所。闻其家有八旬老母，室如悬磬。此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臣。”（《清史列传·陈鹏年》卷十三）陈鹏年官到总督（正部），积劳成疾，累死之后，家贫如洗，四壁空空，像倒悬的磬一样。陈鹏年身后谥“恪勤”，可谓恰如其分——恪尽职守、勤勉任事。
四、反贪
清朝反贪大案很多，兹举高恒、王亶望和国泰三案，案情与处理，并列述如下。
高恒案 高恒，高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高斌之子。高斌官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内大臣、吏部尚书、直隶总督、南河（江南河务）总督等，女儿是乾隆帝的慧贤皇贵妃。（《清史稿·后妃传》卷二百十四）高斌一生，勤奋兢业，以73岁高龄，累死在治河工地上，与靳辅等同受庙祀。（《清史稿·高斌传》卷三百十）高恒依恃乃父为高官，又是乾隆帝小舅子，没有经过科举考试，以国子监荫生，被授予户部主事。这自然比科举考试升官来得快，也来得容易。经外放，任肥差——山海关、淮安关、张家口关等税关的长官。不久，署理长芦盐政，接着任天津总兵。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授两淮盐政。这两淮盐政既是贵差，又是肥差，当年康熙帝任命李煦担任。可见乾隆帝对高恒的信任和重任。乾隆三十年（1765年），署户部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兼国家税务总局局长。不久，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就是大内的总管。总管内务府大臣是至亲、至信、至重、至要的官缺。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署吏部侍郎，任管干部和人事的副部长。这时，乾隆帝屡次南巡，两淮盐商在扬州迎驾，兴建行宫，大肆铺张，花费巨大。
高恒在任两淮盐政期间，令盐商每一引盐抽银三两为公家用钱，这笔银子他中饱私囊，没有报告户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两淮盐政尤拔世，奏报高恒贪污弊端，乾隆帝命罢高恒官，查办此案。经过调查，高恒贪污银子467万余两。这个数字多大呢？全国年征盐课银：康熙六十年（1721年）为377万余两，雍正十二年（1734年）为399万余两，高恒竟然贪476万余两！乾隆帝命刑部调查审理，事实清楚，证据充足。谕旨：高恒受盐商贿金，伏诛。（《清史稿·高恒传》卷三百三十九）但大学士傅恒为高恒求情：请皇上推慧贤皇贵妃恩，免其死。乾隆帝说，如果皇贵妃兄弟犯法免死，那么皇后兄弟犯法当奈何？这话是说给傅恒听的——傅恒的姐姐是乾隆帝孝贤纯皇后富察氏。傅恒一听，话外有音，这是“敲山震虎”，警告我的！由是战栗，不再敢言。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高恒之子高朴，也不是科举正途出身，以祖、父、姑三重关系，初为员外郎，继为给事中，巡山东漕政，升左副都御史（副部级）。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高朴任新疆叶尔羌办事大臣。距叶尔羌四百余里有座密尔岱山，产美玉，已封禁。高朴到叶尔羌后，疏请开采，每年一次。两年后，新疆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勒底，奏诉高朴役使回民三千人上山采玉，婪索金银，盗卖官玉。乾隆帝得到奏报，命将高朴夺官严鞫。经查，高朴在叶尔羌存银16000余两、黄金500余两，并将美玉寄回家。（《清史稿·高恒子朴传》卷三百三十九）乾隆帝谕曰：“高朴贪婪无忌，罔顾法纪，较其父高恒尤甚，不能念为慧贤皇贵妃侄而稍矜宥也。”也就是说，不能因高朴是皇贵妃的亲侄子，就可以免受处罚。乾隆帝命：杀高朴，籍其家。
高恒、高朴父子案刚结，王亶望案又起。前已述，现从略。
王亶望之案审结后，又有国泰大案。
国泰案 国泰，满洲镶白旗人，富察氏，纨绔子弟，家教不严。其父文绶，历官山西布政使、河南巡抚，署陕甘总督、湖广总督、四川总督，曾三次因徇庇贪污犯等罪而被免官，并发往军台或伊犁效力。（《清史稿·文绶传》卷三百三十二）文绶常年在京外做官，无暇严教儿子。国泰依仗出身上三旗，父亲又是高官，少年得意，骄横跋扈。对待属吏，小不当意，便发脾气，加以呵斥。这里讲一个故事。身任山东布政使的于易简，见了山东巡抚国泰，竟然“长跪白事”，就是跪着说事。于易简是何许人？他是当朝大学士、军机大臣、头名状元于敏中的弟弟。大学士阿桂等曾以国泰骄横乖张，请改为在京做官，但他还是执迷不悟。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御史钱沣劾奏山东巡抚国泰和布政使于易简吏治废弛，贪纵营私，贪婪无餍，搜刮百姓，州县库空。乾隆帝命尚书和珅、左都御史刘墉前往调查处理，并令钱沣同往。这三个人态度不同：刘墉（山东诸城人），主持正义，以国泰虐害其乡里，偏向钱沣；钱沣因揭发此案，坚持严查，不屈不挠；和珅虽“怵钱沣”，却暗里袒护国泰，事先透露消息，国泰已做准备——假借市银（市场流通银子）补足库银亏空。和珅到济南后，立即盘查历城银库里的帑银，并令抽看库银数十封，足数无缺，立即起身，返回行馆。（《清史稿·和珅传》卷三百十九）这里有个故事：“帑银以五十两为一铤，市银则否。”也就是说，帑银与市银的规格与包装不一样。有论者说刘墉先同钱沣商量，共同定下举措。于是，钱沣按计行事——请立即封库，第二天再查。第二天，他们来到银库，发现库银为外借的市银充数。钱沣按问得实，召来商人，归还所借，银库为之一空。刘墉和钱沣再查章丘、东平、益都三州县的银库，全都亏缺。（《清史稿·钱沣传》卷三百二十二）经查，山东各州县银库亏二百多万两银子，都是国泰、于易简在官时的事。在审讯国泰时，国泰对钱沣骂道：“汝何物，敢劾我耶！”刘墉大怒道：“御史（钱沣）奉诏治汝，汝敢骂天使耶？”当即命人抽国泰的嘴巴。国泰害怕，跪在地上。和珅看着，也没办法。国泰等罪状属实，和珅也无法庇护。
此案经进一步审理，国泰承认贪婪索取其下属官员，数辄至千万。于易简谄媚国泰，督抚伙同贪婪。狱定，皆论斩，乾隆帝命改斩监候，下刑部狱。命国泰即在狱中自裁。（《清史稿·国泰传》卷三百三十九）
这里讲钱沣借钱的故事。钱沣在弹劾国泰前，自知凶多吉少，做被戍边准备——对好友邵南江翰林说：“家有急用，需钱十千，可借乎？”邵答：“钱可移用，将何事也？”钱说：“子勿问何事。”借了钱，三天后，钱沣上弹劾国泰的奏章。事后，邵问钱：“子前告我需钱十千，岂为此事耶？”钱沣说，是，我想弹劾国泰必被遣戍，故预备点钱用。邵说，若有此事，十千钱不够用啊！钱说，我喜食牛肉，在路上可以不用仆从，以五千钱买牛肉，每天吃肉充饥，其余钱我自己预备，能到达戍地就行。听到这番话的人无不震惊。陈康祺对此说：“乾隆至今，不少敢言之谏官，求如通政之廉俭为体，刚正为用，亦本朝有数直臣也。”（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十一）乾隆六十年（1795年），有书记载，和珅后来将钱沣毒死。做个言官，坚持正义，刚正直言，多么不易！
以上大案，事涉大学士1人，总督、巡抚、布政使8人。他们官不可谓不高，刑不可谓不重——主犯杀头，抄没家产，殃及子孙。《清史稿》卷三百三十九为乾隆朝18位省部级贪官列传或附传，纂者最后论道：“高宗谴诸贪吏，身大辟，家籍没，僇（lù）及于子孙。凡所连染，穷治不稍贷，可谓严矣！”但是，为什么贪污之风屡禁不止，且愈演愈烈呢？《清史稿》本卷纂者又评论：“乃营私骫（wěi）法，前后相望，岂以执政者尚贪侈，源浊流不能清欤？抑以坐苞苴败者，亦或论才宥罪，执法未尝无挠欤？”（《清史稿》卷三百三十九）就是说，其一，源浊流不能清；其二，执法受到干扰。不过，历史经验，可以总结。
乾隆惩贪的历史鉴戒：
（1）盛世当用重刑。贪赃枉法，代价沉重：身陷极刑，家产籍没，妻妾为奴，殃及子孙。“观其所诛殛，要可以鉴矣！”
（2）贪官多为宠臣。怙宠乱政，民饥成乱。贪官多是宠臣，骚乱多因民怨。《水浒传》说“官逼民反”，为防止民反，必严惩贪官。
（3）治贪从高端始。先清源泉，再理浊流。源清流不浊，源浊流不清。乾隆帝惩贪重点是总督、巡抚、布政使，结果却漏掉了更大的贪官，如和珅。
（本文系2013年4月27日在北京市纪检干部讲堂的演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