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成就

实际上弗洛姆在大学里的专业并不是精神医学，而是法学与社会学。在海德堡大学就读社会学博士的过程中，他广泛地涉猎历史、社会运动、马克思主义与心理学史等内容。与此同时，在跟随老师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1868—1958）学习社会学的过程中，韦伯的学识与人格深深吸引着他，韦伯教导弗洛姆：尽管社会学家关注个体，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个体不可避免地根植于集体生活。这一教诲也为弗洛姆日后的核心概念“社会性格”的创立埋下了伏笔。

1929年，在柏林完成了精神分析训练的弗洛姆被引荐给霍克海姆（Max Horkheimer，1895—1973），后者在1930年开始成为法兰克福研究所的长期领导。这个研究所专注研究跨学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围涵盖了社会、心理和文化整体。正是在这个研究所，弗洛姆接手并展开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关于权威主义的研究——德国魏玛工人研究。

德国魏玛工人研究对外大约发放了3300份问卷，回收了1000多份，据说不少资料在中途丢失，但即便如此，它所揭示的内容也令人非常震惊：这些访谈问卷显示有更多工人表现出了超出研究者们预期的权威主义倾向。

事实上在一开始，这项研究的方向只是为了调查工人们的阶级态度和潜在心理倾向，并没有提炼出权威主义的议题。但随着弗洛姆在研究当中注入了精神分析视角，并以精神分析会谈式的内核去设计访谈方式，他不仅通过对字词、个体表达方式进行精神分析式的联想、理解和分析，去记录每个受访者独特的、深层的心理状态，还通过这个调查逐渐梳理出了这些工人的人格结构的某些特征。随着调查的逐渐深入，尽管当时弗洛姆和项目组员尚未意识到，但这项研究已经开始触碰到了纳粹哲学，并“探测到了‘公开的政治忠诚’与‘潜在的人格类型’之间的差异”。

这项研究最终没有在弗洛姆的手里形成完整的书籍，但它毫无疑问是那个年代里，弗洛姆和同事们在实证主义社会学方面所做的一项意义深远的开拓性努力。1977年，也就是弗洛姆77岁时，一位年轻的德国学者，社会学家沃尔夫冈·邦士（Wolfgang Bonss）在拜访弗洛姆时，偶然间进入他的资料室，发现了未被发表的德国魏玛工人问卷，他意识到这些资料无论是对于弗洛姆还是后来的研究者来说，它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此，邦士在1980年将从这些资料中拼凑出的内容出版成了一本书——《魏玛德国的工人阶级》（The Working Class in Weimar Germany，1980），并将弗洛姆也列为作者。虽然书问世时弗洛姆已去世，但最终，他所做的这项重要研究通过这本书被所有人看到。

之所以一定要谈及这项研究，是因为在完成这项研究的过程中，催生了弗洛姆的重要概念——社会性格，以及他一生之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逃避自由》。弗洛姆在该书中指出：“如果人性不能适应自由固有的危险与责任，它就很可能转向极权主义。”这本书诞生于1941年，被翻译为28种语言，销量超过了500万册。在这本书中，弗洛姆“剖析了希特勒时代独裁主义的社会心理”[6]，以及权威性格的特征与形成过程，这让当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摧残的西方社会开始对极权主义和其背后的心理机制有了系统而深入的了解。

事实上放到今天来看，弗洛姆所探索和批判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弊病——人的异化、机械趋同，在我们当今的生活中仍然比比皆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兴起，并因互联网而愈发繁盛的消费主义，也并没有解决人类的空虚和恐惧，它在弗洛姆那个时代就带来了很多的孤独、焦虑、抑郁与破坏性，而到了今天，这种趋势似乎在世界范围内变本加厉。

实际上，《逃避自由》中的一些内容和弗洛姆个人的经历也息息相关。1934年，德国纳粹上台，弗洛姆决定离开法兰克福去往瑞士，又一路从瑞士出发最终抵达纽约，并于1940年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弗洛姆最初离家时强烈希望母亲罗莎和他一起离开，那时他的父亲已经病逝。然而他的母亲不愿离开德国，也不相信希特勒会对他们造成多大的威胁，一直到1938年“水晶之夜”事件[7]的发生。而在那之后，离开德国变得异常艰难，弗洛姆的许多亲友都被纳粹逮捕，而在其后数年间，弗洛姆都在四处奔走，营救家人、亲友和一些学者。而这段经历在相当程度上为他写作《逃避自由》注入了力量。

在《逃避自由》一书之后，弗洛姆又接着创作了《为自己的人》（Man for Himself：An Enquiry into the Psychology of Ethics，1947）、《精神分析与宗教》（Psychoanalysis and Religion，1950），这两本著作虽然没有像《逃避自由》那样聚焦、精确，但是通过它们，弗洛姆对“社会性格”这一概念进行了详细阐述，而且也反复提及了他所提倡的“人本主义”信条。

在《为自己的人》一书里，弗洛姆认为，人不应该只为了物质回报而工作，更应该凭着自己的才能去创新，去绽放他的精神。人只有能够具有并释放生产性时，才可能去欣赏和理解他人身上的相同品质，并对他人表达真正的同理心和关爱。如果生产性被封锁，人就可能会将自己的精力释放到对他自己和他人具有破坏性的事情上。因此，生产性的生活应该是理性、充满爱、自发且具有创造性的。

而这个观点，实际上后来也孵化成了弗洛姆的畅销书《爱的艺术》的基本思想。《爱的艺术》诞生于1956年，这本书的诞生与弗洛姆个人生活中的突破与进展息息相关。在经历了两段失败且痛苦的婚姻后，弗洛姆在1952年，终于遇见了自己的一生挚爱——安妮斯·弗里曼（Annis Freeman），并与她幸福地度过了人生的最后30年。

事实上在遇见安妮斯之前，弗洛姆也曾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够在余生中拥有幸福。然而安妮斯的出现完全点燃了弗洛姆的激情，他们虽然在不同的领域里工作，安妮斯经营着已故前夫的生意，而弗洛姆是一位重要的知识分子及杰出的作家，安妮斯也对弗洛姆所读和分享的书几乎没有什么见解，但是他们仍然有许多共同语言，并对彼此保持着浓情蜜意。

与弗洛姆的前两任妻子不同，安妮斯非常漂亮，极具女性气质，魅力非凡，且充满着对生活的热情，这让弗洛姆总是感到欢乐与幸福。“他深深地迷恋着安妮斯，在两人分开的日子里，弗洛姆每天都要给安妮斯写几封短信，倾诉相思之情。在一起生活后，他们每一天都会拥抱和亲吻。连弗洛姆当时的学生们也注意到因为这段幸福的婚姻，他在生活、工作中都变得越来越开心了。”[8]

这段幸福欢乐的情感成了《爱的艺术》的创作背景，也使这本书一跃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畅销书。这本书涉及对爱的本质的探讨。弗洛姆认为，“爱情不是一种只需要投入身心的感情，而是需要努力发展自己的全部个性，以此形成一种创造倾向，否则，一切爱的尝试都是会失败的。”这种创造性的倾向，可以将之关联到弗洛姆一直所提倡的“生产性社会性格”，事实上弗洛姆也认为，这是“爱的艺术”的绝对前提。因为爱是一门艺术，想要掌握这门艺术的人，需要有这方面的知识并付出努力去学习，人既要学习爱的理论，也要在爱的实践中学习。

在这本仅有一百多页的小书里，弗洛姆还探讨了爱的几种形式与它们之间的区别，尤其是“兄弟之爱”，“这是对另一个人的责任感、关怀和理解，希望他的生活更美好”。在这种体验中，个体将与他人合一，如同基督所说的“人人皆兄弟”。

弗洛姆还在这本书里探讨了爱自己与爱他人的关系。他指出，如果我爱他人，也一定需要爱自己，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也不可能懂得如何爱他人。如果一个人只爱某个人，而对其他人无动于衷，这也不是真正的爱，而是一种共生的依恋，放大的自我中心。同时，他也严厉地指出，对当代人来说，寻找真爱的阻碍来自于资本主义的市场制度以及消费主义，它们制造了人与人的疏离，并使人远离自己，将自己的人格异化成为商品，伤害和束缚了人自身的生产性。而人们不必等到资本主义体系和价值观消亡后才去寻求掌握爱的艺术。

《爱的艺术》形成了一种国际现象，截至1999年，它已经被翻译成32种语言，销售超过2500万本，甚至在德国，《爱的艺术》成为仅次于《圣经》的德语畅销书。这本书让弗洛姆成为一名社会评论家。左派人士对他产生了狂热崇拜。这本书将弗洛姆推上了国际舞台。

1950年，弗洛姆完成了他的第三本书《精神分析与宗教》，作为《为自己的人》的续篇。在这本书里，他分析了精神分析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1955年，他又完成了一本获得巨大成功的书——《健全的社会》（The Sane Society）。而这本书与《逃避自由》之间有着一定的连续性。

对于弗洛姆而言，这本书包含着他内心中对“美好社会”的蓝图。他在书中探讨了一个深刻的问题：“社会作为整体是否会患上精神病？”弗洛姆对此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并指出“现代社会使人们与自己创造的事物、自己建立的组织、其他人甚至自己疏离开来”。弗洛姆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指出，“理想的社会中，个人不再是达成其他人的目的的手段，个人的幸福应该是社会的核心关注点，社会的经济增长不应凌驾于个人的发展之上；在精神健全的社会中，个人应当富有创造力和责任感。”

在《健全的社会》里，弗洛姆重点讨论了机械趋同，他认为这种趋同是一种“社会缺陷”，疏离的人群通过它来适应不健康的社会。

这本书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引起了广泛关注，出版后不久，这本书就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五名，到2005年，它已在全球销售了约300万册。

1951年，弗洛姆出版了他在临床工作方面的一本专业书籍——《被遗忘的语言：理解梦境、童话和神话》（The Forgotten Language）。这本书聚焦于对梦的分析，这也和弗洛姆的临床工作方式有关，他非常依赖于梦境分析，而且他在自己的分析中也一直这么做。但是与弗洛伊德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拒绝了弗洛伊德的假设“梦境完全反映了人类非理性和自私的性质”，他也同样拒绝了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的观点“梦境是超越个人无意识智慧的真实”。弗洛姆认为的是：“梦境反映了我们非理性的斗争，也反映了我们的理想和道德。”这本书也广受读者欢迎，销量超过200万本。

弗洛姆是一位非常高产的作家，一直到他80岁离开世界前，他都在不停地创作。1964年，他出版了《人心》（The Heart of Man：Its Genius for Good and Evil），探讨了恋生欲和恋尸癖的二元结构，以及自恋的相关议题。这本书被翻译成18种语言，销售了200多万册，成为这个十年里他最受欢迎的作品。

在其后，他又写作了《像上帝一样生存》（You Shall Be as Gods，1966），这是一本基于《希伯来圣经》的小书，写作这本书也“帮助他在面对个人和全球的逆境时恢复了自己的内在灵性”[9]。1970年初，他出版了《精神分析的危机》（The Crisis of Psychoanalysis：Essays on Freud, Marx and Social Psychology），其后，他投入到他篇幅最长也最厚的一本著作中——《人类的破坏性剖析》（The Anatomy of Human Destructiveness，1973），为了完成这部作品，他涉猎了遗传学、比较人类学、动物行为学、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语言学等，在他晚年饱受病痛折磨的情况下，他仍然投注了大量精力创作这本著作。通过这本书，他试图回答：人类的侵犯和破坏性，是否是与生俱来的本能行为？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弗洛姆尝试回答这个问题，他将侵犯行为分为了“良性侵犯”与“恶性侵犯”，并在恶性侵犯部分进行了深入的阐述，这种阐述将他探讨过的施受虐的概念、恋尸癖与破坏欲关联了起来。为了写作这本书，他还专门拜访了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的首席建筑设计师、第三帝国的弹药部部长施佩尔（Berthold Konrad Hermann Albert Speer，1905—1981），后者为他提供了诸多材料，以便他分析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1900—1945）和希特勒的性格特征，以及他们所表现出的恋尸癖。

1976年，弗洛姆出版了最后一本由他自己完全执笔的书《占有还是存在》（To Have or to Be）。弗洛姆在这本书里，详细地讨论了占有模式和存在模式的区别，并在人类的不同经验和面向里对比了这两种模式的区别，他提倡一个人性社会的到来，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能够从占有模式转换到存在模式，人类将能够停止囤积和利用，并摆脱物质依赖的枷锁，寻求给予、分享和联结。

弗洛姆一生的著述有二十余本，在他的著述中，他将对社会的观察和理解与精神分析的训练和视角紧密结合，为人们理解社会制度、个体的存在状态，以及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影响提供了有力的指引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