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家庭

要理解一个人的核心，必然需要回到他的源头。对于弗洛姆来说，他早年过得并不那么容易。弗洛姆的祖父塞利格曼·班贝格尔（Seligmann Bamberger）是“19世纪中期最为杰出和博学的德国犹太拉比之一，事实上，班贝格尔建立了一个摩西律法研究中心，他被认为是研究《希伯来圣经》各种议题的杰出权威。”[2]这位祖父同样创建了一个繁荣的家庭，弗洛姆的父亲纳夫塔利（Naphtali）就诞生在这个家庭中。

纳夫塔利有6个姐妹和3个兄弟，实际上这4个男孩最终都很出色，纳夫塔利自己是个成功的葡萄酒商人，而另外的3个兄弟则分别成了医生、杰出的律师及伦理学家。然而遗憾的是，尽管生意做得很好，纳夫塔利并不那么认同自己的选择，他觉得自己很平庸，对自己的选择感到难堪，后悔没能成为一个拉比。而在这个繁荣的大家庭中，他也同样有一种边缘感，认为自己并不能够得到家族的器重。

不知道是否由于这种自我认同的挫败所带来的深深焦虑，纳夫塔利的内在总是感到脆弱，于是需要在外在的规则戒律上去寻求带有绝对意味的强化，以此来抵消内在那种失控、混乱和难堪的感觉。纳夫塔利在生活中、生意上以及宗教生活中都有着某些强迫行为的影子。比如他一丝不苟地遵守所有犹太教的正统规则，做生意的时候要与最权威的犹太法典《备好的餐桌》相一致。而在弗洛姆不再是个小孩时，他仍会坚持不让弗洛姆外出，仅仅是因为怕他感冒。在弗洛姆想要离家学习《犹太法典》（又称《塔木德》）时，纳夫塔利制止了他；在弗洛姆即将毕业时，作为父亲的纳夫塔利甚至因为怕他遭遇论文答辩失败想不开而专程赶到学校，但实际上弗洛姆的论文拿到了“非常好”的评价。

曾奇峰先生曾说过：“过度的担心即是诅咒。”幼年的弗洛姆或许也感受到了这些担心背后那些折磨人的东西，这些束缚让他无法自在舒展。也许因为这些原因，弗洛姆形容他的父亲“非常神经质、强迫且焦虑”。有时候他甚至会说纳夫塔利是“一个衰老的人”，甚至是“一个（精神病）案例”。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父子之间毫无温情，据说有时弗洛姆会坐在父亲的膝盖上，尽管他已经是个大孩子了。这种时刻，他们父子之间显然是有温情流动的。据说弗洛姆也曾像很多男孩子那样，把父亲视为榜样，并试图模仿父亲的言谈举止。我想这样的行为也在说明一个儿子对父亲的依恋与认同。

弗洛姆的母亲罗莎·克劳斯（Rosa Krause）来自一个移民家族。她的家族从俄罗斯移民到芬兰，再搬迁到了波兹南。罗莎的父亲早早去世，留下了6个孩子嗷嗷待哺，贫穷使得整个家庭都过得非常艰辛。家里人将罗莎看作快乐源泉，她是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孩，性格也很讨人喜欢。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她长大后与纳夫塔利结了婚。遗憾的是这段婚姻并不是因爱情而缔结，更多的是为了保全生计，这也使得他们的婚姻关系充满紧张和冲突。

罗莎在生下弗洛姆后患上了抑郁症，弗洛姆说：“我时常感到自己是母亲的守护者，她常常哭泣。”弗洛姆回忆道，“我感觉我不得不为了保护她而去对抗我的父亲。”[3]罗莎会带着弗洛姆回到自己的家族同胞那里，然而这个过程中她会说纳夫塔利家族的坏话，这让弗洛姆很不开心。

罗莎把弗洛姆视作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至于她的愿望覆盖了弗洛姆自身的意志。比如她希望弗洛姆学钢琴但弗洛姆热爱的是小提琴。罗莎还在弗洛姆童年时给他穿裙子留长发，问题是当时弗洛姆的同龄男孩已经开始穿男装了。可以想象，这个部分或许也带有罗莎对弗洛姆的无意识改造和对他男性身份的不满，或许其中甚至也掺杂着她对纳夫塔利的攻击。

弗洛姆和母亲的关系也潜在地影响着他日后的亲密关系，尤其是和比他年长的女性之间的亲密关系。

“在弗洛姆的回忆里，他童年的大部分时间，罗莎都将他看作是一份重要的财产而不是一个人，充满占有欲，而这让他感到了压抑和束缚。”[4]

罗莎和纳夫塔利之间糟糕的关系，是幼年弗洛姆遭遇的“苦难”之一，他们的家庭关系里缺乏快乐和松弛，弗洛姆也时常被来自父母的带有不幸意味的投射限制和束缚。这可能也时常让他有一种边缘感：父母或许都在无意识地使用他，来解决自己的一些问题，回避他们关系中的某些痛苦，而没有真正去关心并深入了解他。这颗敏锐的心灵或许常常会感到孤独和苦楚。

为了摆脱这种糟糕的教育环境，弗洛姆成了他叔叔伊曼纽尔·弗洛姆（Emmanuel Fromm）家的常客，他也和叔叔的女儿——堂妹格特鲁德·亨奇克·弗洛姆（Gertrud Hunziker Fromm）成了终生的知己，有意思的是，后来格特鲁德也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师。

伊曼纽尔对弗洛姆的成长影响深远，作为一位著名的律师和伦理学家，他很有操守和天赋，并且为人温和、兴趣广博，弗洛姆通过他接触到了德国等欧洲国家的高雅文化，比如了解了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和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等杰出人物，这为他的精神世界拓宽了道路。

另一位对弗洛姆产生了深远影响的童年期重要人物，是他伟大的叔公路德维格·克劳斯（Ludwig Krause），一位杰出的《塔木德》学者。他是一位平静且欢乐的人，他将弗洛姆带入了《犹太法典》研究的世界，并使他更加了解祖父班贝格尔的贡献。据说在路德维格拜访弗洛姆家的时候，他们会整天在一起研究《犹太法典》的内容。“实际上，路德维格叔公对这个男孩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远超弗洛姆的父母和伊曼纽尔叔叔，因为“他使弗洛姆产生了关于未来想要成为谁的想法”，并在越来越充满利益和世俗的现代世界里，为他展示了一个“被隐藏的研究与沉思的世界”。[5]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一个宁静且深邃的灵性空间。

弗洛姆的成长环境展示了一种制约和资源缠绕交织的局面。或许对于弗洛姆来说，童年期在父母身边体验到的束缚与艰难，以及他和其他那些知识渊博、精神世界丰富且人格醇厚的亲人们相处时的快乐和舒展，使得他对个体的精神困境有许多深刻的体会，也促使他对人如何摆脱束缚、充分地实现自我发展有了深刻的关注。

弗洛姆家族中深邃且丰富的宗教研究传统，也为弗洛姆在探索人和理解人性方面铺垫了重要的资源，并且这个部分的影响贯穿了弗洛姆的一生。虽然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不再信仰犹太教，成了更世俗的人，但是他却始终认为《希伯来圣经》和《塔木德》是他精神和道德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