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领域的发展与创建
尽管弗洛姆在自己的诸多著作中都提出了对弗洛伊德的批评，但实际上，有人通过对他的作品进行分析，发现他提及弗洛伊德的次数远远要多于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因此人们认为，也许并不像弗洛姆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对马克思的认同更深，实际上弗洛伊德的影响对于弗洛姆来说要远远高于马克思。
弗洛姆最初受到精神分析的影响，开始尝试用精神分析的方式来探索自己。他接受了弗里达·里奇曼（Frieda Reichmann，1889—1957）的分析，后来因两人相爱而终止了分析。其后，弗洛姆搬到慕尼黑，与威廉·威腾博格（Wilhelm Wittenber）进行分析，随着威腾博格的去世，弗洛姆遇见了格罗代克（George Groddeck），这位温和、真诚又灵活的精神分析师让弗洛姆感受到了自由，可以更多地发表他的观点，包括他对弗洛伊德机械的力比多理论、俄狄浦斯情结的普遍性以及父权假设的怀疑态度。
最终，弗洛姆因为格罗代克加入了法兰克福的德国西南精神分析研究小组，而后来这个小组在1929年成立了法兰克福精神分析研究所，弗洛姆被认为是创建者之一。
1929年，弗洛姆完成了精神分析训练并在柏林开始实践。1934年，因为纳粹的暴行他去到了美国，并协助法兰克福研究所从德国搬迁到哥伦比亚大学。随着后期逐渐脱离法兰克福研究所，弗洛姆遇到了一群新弗洛伊德主义者，包括卡伦·霍妮（Karen Horney，1885—1952）、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1892—1949）等。他们一起组织了黄道小组及霍妮家的聚会。
事实上，弗洛姆与霍妮在思想上彼此深深地吸引，他们均对弗洛伊德强调的父权制、女性的阴茎羡嫉和俄狄浦斯情结产生怀疑，同时霍妮也帮助弗洛姆提升了对美国精神分析理论和精神分析政治学的了解，并为弗洛姆引荐了诸多杰出的人士，他们成为了后来弗洛姆创作《逃避自由》时的智囊团和支持者。
与此同时，弗洛姆也从霍妮的作品与观点中汲取了养分，比如霍妮关于神经症根植于基本焦虑的概念，影响并呼应了弗洛姆后来形成的“异化”概念。
霍妮在1933年邀请了与她志同道合的弗洛姆加入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弗洛姆在其中担任讲师。1941年，霍妮因为和纽约精神分析协会的冲突而从中辞职，创立了精神分析进步协会及其附属机构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弗洛姆也加入了协会，尽管没有医学学位，他仍然被任命为培训分析师和临床督导，享有教学特权。然而1943年的时候霍妮剥夺了弗洛姆的临床督导权利，并对弗洛姆降级，最终弗洛姆离开了这个协会。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决裂，与他们在情感上的羁绊也有关。共同去往美国后，弗洛姆和霍妮建立了亲密关系，而霍妮也将自己的二女儿玛丽安交给弗洛姆来做精神分析治疗，尽管这其实不那么合伦理，但弗洛姆接受了这样的安排。然而随着他们关系的深入，裂痕逐渐出现，尽管弗洛姆很乐意协助霍妮，但他感受到霍妮把他当作激发灵感解决困难的帮手，且霍妮对他的这种依赖可能会威胁到他的自主权。同时，霍妮也发现虽然弗洛姆在工作中严谨聪明，在情感中令人兴奋，但他并不会娶她。而弗洛姆在为霍妮女儿分析的过程中，所得知的关于霍妮作为母亲的缺陷，也使得他们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些最终将他们的关系推向了破裂。
在纽约期间，弗洛姆受邀担任了华盛顿精神病学学院的社会心理学教授，并且参加纽约的高级研讨会，他发现自己的新弗洛伊德主义修正学说在这里得到了重视。之后他也担任了威廉·阿兰森·怀特精神病学研究所（William Alanson White Institute of Psychiatry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logy）的临床培训主管，并被委任为高级培训分析师，随时可以主持临床精神分析的研讨会，他在这里一直工作到1950年。在此过程中，他还建立了一个廉价诊所，旨在为社区提供服务，这在当时可谓是创新之举。
在此之后，弗洛姆移居到墨西哥，而墨西哥的同道对他推崇备至，读过他的《逃避自由》的杰西·左扎亚（Jesus Zozaya）从中获益良多，而杰西是一位著名的医生和墨西哥大学研究生院的院长。在他们的邀请下，墨西哥国立大学为弗洛姆授予了精神分析学家最高贵的教职——该大学医学院的特殊教席。弗洛姆在此为精神科医生讲授精神分析的现代课程，并向普通大学生群体开展定期讲座。随后，弗洛姆开始在墨西哥精神分析学会培训第一代精神分析师。
事实上，弗洛姆与精神分析协会等机构的关系并非总是和睦友爱。1953年，弗洛姆发现自己不在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的会员名单上，他被要求出示证明文件。这时的IPA已经开始被美国精神分析协会（APA）所主导。IPA有个分支机构——德国精神分析协会（DPG），该分支机构中的成员有反犹倾向，因此弗洛姆选择辞职。而其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和美国精神分析协会达成一致，将非医学训练的分析师的会员资格全部剥夺，并不允许他们参与IPA的事务，而弗洛姆并不是精神科医生。
随后华盛顿精神分析协会也开始找他的麻烦，因为他的非医学背景以及他在墨西哥开展非正统的分析培训实践。在这种情势下，弗洛姆放弃寻求加入相对正统的精神分析组织的机会，而是去往欧洲与同道定期见面，并最终组建了新的协会——精神分析协会国际联盟（IFPS），弗洛姆被认为是这个新组织的创建人之一。
弗洛姆作为新弗洛伊德主义者，很反对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弗洛伊德强调，力比多能量塑造了个体的性格，但弗洛姆却倾向于强调人是社会性的存在，受到社会结构与文化的影响。这些观点并不能被正统的精神分析圈子所接受。
另一个产生冲突的地方在于弗洛伊德的爱欲和死欲，也即生本能和死本能。这是弗洛伊德非常重要的观点，生本能可以被理解为每个生命都有生存本能，包括吃饭、喝水、睡觉、性等，这些我们每天都需要做的事情是由生本能驱动，为了能更好地活下去并繁衍，生本能指向了时间和空间里的存在感。
死本能则相反，它是为了在时间和空间中彻底地湮灭，它是一种生命从有机物转向无机物的变化。同时弗洛伊德还认为：“正是通过爱欲这个机构，指向外部世界的破坏性本能才能从自身发生转向。”
而弗洛姆发展出了他自己的理论：恋生欲和恋尸癖。前者代表一种强烈的活力感，人类通过它来确认自己的力量和自我感，而后者则是渴望生命形态的崩溃瓦解。尽管看起来这种观点很像对弗洛伊德的爱欲和死欲的重述，但弗洛姆却认为它们是不同的，因为弗洛伊德的爱欲和死欲是本能的产物，但恋生欲和恋尸癖却更多是社会经验的产物，受着社会文化和历史变迁的影响。
但实际上，后来学者的研究认为，弗洛姆并没有完全背离弗洛伊德，有人将他们观点的分歧形容为“一支自由的你来我往的舞蹈”。
弗洛姆并没有在临床工作中留下大量的资料，原因是他认为他的治疗方式使得来访者的特征在记录中显得非常突出，如果运用这些素材撰写案例报告，很可能会导致来访者的隐私暴露。因此我们很少能够在公开渠道查阅到弗洛姆如何做治疗的具体信息，或者和他工作过的临床个案有关的详细报道。
但是与他工作过的来访者和同道对他的治疗方式有清晰的评价，他的来访者认为，弗洛姆的临床方法充满了慈悲与关怀。而弗洛姆认为，有效的治疗师应该与患者建立“中心关联”并进入他的“中心”，要快速绕过外围的社会事务，更为紧要的是我们的人心与另一个人的人心产生反应。他将这种关联性称为“人本主义”。弗洛姆将自己的工作方法称为“舞动”，他强调治疗中的内在互动性、艺术性及对另一个人的深刻理解。这一点，显然也与弗洛伊德提出的“空白屏幕”工作方法[10]非常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