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本书的论证思路
从以上研究状况可以看出，要支持或提出对奥古斯丁早期意志哲学的某种解释，我们必须采用历史批判（historical-critical）的方法，首先检审“意志”概念的发源史，之后从既有的各种解释中寻索出可资论证的思路，接下来考察意志与恩典在早期思想中的具体展开过程，从文本出发对这一思路进行论证，最后统揽性地重新认识其意志哲学的来龙去脉和理论意义。
在第一章中，我们主要分析“恶”“灵魂”与“意志”三个概念，依照从宏观到微观、从思想史到思想家的顺序，首先讨论古代世界中的神话和哲学如何解释恶的起源，与之相比较，基督教神学的兴起就使得神义论成为棘手的问题，恶究竟起源于蛇，还是起源于亚当，这是不得不先行解决的难题；其次选取亚里士多德、保罗、卢克莱修（Lucretius）和西塞罗来简要分析voluntas及类似词汇的使用，以与奥古斯丁的使用相对比；最后依据其早期作品，论述奥古斯丁在皈依前对恶的认识和在皈依后对灵魂的分析，而《论自由决断》第1卷论证了意志的存在，这成为奥古斯丁解决神义论难题的关键入手处。
在本书的论证结构中，第二章是其后多章论证的起始点。无论是革命论，还是连续论，这两种解释都没有完全遵循奥古斯丁晚年对自己早期思想演进的评断，即认为《致辛普里西安》只与初解《罗马书》三篇存在冲突，而不与《论自由决断》存在冲突，甚至极力肯定后者的内在统一性，驳斥佩拉纠（Pelagius）对之的褒奖和引用，训诫马赛派对之的有限肯定。而要论证奥古斯丁的如此评断在理论上更为可靠，我们就必须首先回应革命论的解释。在第一节梳理了以上评断之后，第二节就把《论自由决断》中的论证划分为形而上学论证和历史神学论证，大致分别对应着初罪前的意志和初罪后的意志，即奥古斯丁明确区分出的意志的两个阶段，从而看到这两个论证先后相继，不可分割，意志在初罪前有着全然自由的能力，可以意愿善和行善，但在初罪后就陷入了无知和困难，不再能够意愿善和行善，而只有等待上帝的恩典。借助同样的方法，第三节就认为，《与福图纳图斯的辩论》的前后两天也对应着意志的两个阶段，第二天不是接纳了摩尼教的道德决定论，而是认可了意志在初罪后的无知和困难；而关于上帝和恶的辩论，奥古斯丁并没有输给福图纳图斯，他如果不是击中摩尼教的宇宙论神话的软肋，至少也是凸显了其与大公信仰的上帝论之间的显著差异，使之几乎从异端沦为异教。
以第二章的论证为基础，第三章重新回到《论自由决断》《论两个灵魂》和《与福图纳图斯的辩论》，从中梳理出意志被造时的自由、初罪的发生、意志陷入必然性、亚当的初罪传递给所有后裔，而要打破这种犯罪的必然性，就必须借助上帝的恩典。我们的结论是，虽然提及恩典的必要性，但奥古斯丁主要在论证意志的堕落下降一线，没有具体论述恩典与意志在信仰开端中的前后关系，并不与初解《罗马书》中的救赎论一致或冲突，也没有参与到《致辛普里西安》的变革中，这才使得奥古斯丁在晚期没有实质性地批评这三部作品。
有鉴于此，我们在第四章和第五章进入奥古斯丁对信仰开端的实际论证中，就是初解《罗马书》三篇。首先，追溯奥古斯丁注释保罗书信的历史处境，并不认为他当时受到其他教父的明显影响。其次，依从《罗马书章句》的论证，论述《罗马书》没有取消意志的自由决断，而摩尼教的道德决定论并无根据；信仰的动力要素包括上帝的呼召、拣选、预知、预定、称义和人的听到呼召、相信、追随、效法；在雅各难题上，上帝的拣选是出于他对人的信仰的预知，而不出于人的任何功德，排除了夸口的可能；在法老难题上，法老是因为先前的罪才被上帝惩罚，叫他的心刚硬；而在相信与拣选上，奥古斯丁此时坚持，意志的相信在先，之后才会得到上帝的恩典，行出善工而最后得到永生。最后，在《八十三个问题》68中，奥古斯丁提出了“最隐秘的功德”概念，表现了其思想的摇摆，即已经意识到初解《罗马书》中所蕴含的矛盾，但仍然试图维护意志先行开启信仰的能力。
在第六章中，我们首先重点分析《致辛普里西安》1.1，考察奥古斯丁的早期罪论，显示从“初罪”到“原罪”的概念发展过程，但这时的原罪还只是指初罪，直到后期才融入了肉欲和遗传等学说；其次考察其中所隐藏的矛盾，即把《罗马书》第7章归于“在律法之下”，使得没有得到恩典的人却可以自主地意愿善，这就与《致辛普里西安》1.2强调恩典的在先性发生了冲突。可以看出，在这一部分中，奥古斯丁还是在延续初解《罗马书》的观点，并没有新的创见。
在第七章中，我们重点分析《致辛普里西安》1.2，奥古斯丁理智诚实地反思了初解《罗马书》中的多重矛盾，更加字面地解释了《罗马书》第9章的经文，拣选既不出于人的事工，也不出于人的信仰，而出于首先赐予恩典的上帝，表现为合宜的呼召和不合宜的呼召；而对于以扫难题，即尚未出生的以扫为什么就不被拣选，奥古斯丁最终承认了拣选的奥秘，人类只能信仰而难以完全理解；在信仰的开端上，奥古斯丁明确认识到，意志的无知和困难并不能先行开启信仰，上帝的恩典必须先于意志，以合宜的呼召开启意志的自主转向，从而完成信仰皈依，而表现为呼召的恩典还只是外在恩典。
对于早期意志哲学的这一变革，我们尝试重新评判奥古斯丁早期思想的演进路径，既看到其中的理论延续，例如强调恩典的必要性、划分意志的两个阶段、仅仅作为初罪的“原罪”概念；也看到其中的理论变革，尤其是意志与恩典在信仰开端中的次序被倒转。《致辛普里西安》中的理论转变既不是布朗所说的全然革命，从乐观到悲观，也不是卡罗尔·哈里森所说的一直连续，我们尝试论证一条中间道路，即奥古斯丁的早期思想演进是在连续性中生发的急剧变革，“意志”概念在神义论之下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发展过程，最终顺服于上帝的恩典，拣选的奥秘却是人类难以测度的，而唯有赞美和相信。
在第八章中，我们尝试把奥古斯丁在《致辛普里西安》中的思想变革推至《忏悔录》和晚期著作，以如何称义为问题意识，以“内省良心”为核心概念，来论证其早期意志哲学中的重大变革在后期的持续发展。具体来说，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虽然没有直接论及恩典与意志的关系，但以自己的理智皈依和意志皈依潜在地论证了恩典在意志之前，是其大公信仰的实际开端，甚至将之追溯到童年时期。虽然在米兰花园的皈依叙事中，奥古斯丁的确听到了作为“拿起来读，拿起来读”的外在呼召，但这一呼召所包含的恩典显然远在其实际皈依之前，甚至是奥古斯丁并未意识到的。在晚期与佩拉纠派的论战中，奥古斯丁从《致辛普里西安》中所引用的《腓立比书》2：12-13发展出了“时刻运行的恩典” （operative grace）这一概念，肯定恩典持续深化到意志的所有向善活动之中，使得某些人能够被预定得救，但不明确肯定其他人被预定摒弃。
虽然奥古斯丁的意志哲学经历过早期的变革，但除去信仰的开端问题，其总体思路仍然是非常连贯的，后期对前期的发展和深化是在回应更广泛而实际的教会问题，包括婴儿的洗礼、灵魂的遗传和圣徒的成圣，将哲学沉思与教会事务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了更为完备、更为系统的意志哲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