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意志哲学的研究现状
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奥古斯丁研究都在蓬勃发展。我们以下集中关注英语和汉语学界的研究状况，简要评述研究界关于其意志学说的论辩，梳理各自对早期思想演进的不同解释，具体的引证和辨析则会留在行文中依次展开。当然，其他研究成果可以参见本书参考文献，在此难以一一评述。
20世纪中叶，古典晚期的研究专家彼得·布朗（Peter Brown）开创了标志性的解释范式，几乎影响了一代学者的解释进路。在1967年出版的《希波的奥古斯丁传》中，布朗把《论自由决断》按写作时间划分为前、后两个部分，认为第1卷代表着仍然沉浸于新柏拉图主义中的奥古斯丁，接续着《论幸福生活》，对今生借助意志而达到幸福充满着盲目的乐观主义；而第2—3卷代表着从《与福图纳图斯的辩论》开始逐渐进入保罗释经阶段的奥古斯丁，看到了意志在初罪后陷入无知和困难，对现实幸福的追求被悲观主义所取代，哲学沉思中的精英主义也被教会生活中的大众主义所取代，由此才真正进入基督教的大公信仰。注56以《致辛普里西安》为界，存在着前、后两个极端差异的奥古斯丁，前者“比佩拉纠更佩拉纠化” （more Pelagian than Pelagius）注57，后者则开始向摩尼教靠近，成为后期奥古斯丁，完成了思想演进中的“革命” （revolution）。
接续之，在1979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奥古斯丁早期对保罗的解释》中，弗雷德里克森具体演绎了布朗的解释范式，把《论自由决断》看作从乐观到悲观依次下调论调的过程，第3卷则完全可以和《致辛普里西安》接续起来，是后者的理论铺垫，以之划分出前、后两个奥古斯丁。注581990年，她发表《超越身体—灵魂的二分法：奥古斯丁对摩尼、普罗提诺和朱利安的回应》一文，延续以上思路，凝缩了对早期思想的整体性解释。其行文清晰简练，是不断被引用的经典之作。2008年，她又出版《奥古斯丁与犹太人》，详细论述了奥古斯丁早期思想的三次转换。注59对于《致辛普里西安》，弗雷德里克森将之称为奥古斯丁的“释经分水岭” （exegetical watershed）注60，认为其借此完成了自己的思想革命，确立了以原罪和恩典为主线的成熟思想，而只是在与佩拉纠派的论战中才得到彻底深化，展现出完满的逻辑成果注61。
虽然认同以上解释范式，但对于这一根本性“革命”发端于何处，在1974年发表的《非意愿的罪观念在奥古斯丁思想中的发展》一文中，阿尔弗莱特（Malcolm Alflatt）却将之追溯到《与福图纳图斯的辩论》中前后两天的变化，认为奥古斯丁在第二天承认了“非意愿的罪” （involuntary sin），与第一天对自由意志的极力肯定形成鲜明对比。接续这一思路，在1988年发表的《奥古斯丁论罪与道德主体性》一文中，巴布科克（William Babcock）将之提前到《论两个灵魂》，认为其中对罪的定义与随后的定义发生冲突，表现了奥古斯丁的思想转折。
对于奥古斯丁与摩尼教的关系，延承范奥特（Johannes van Oort）对摩尼教的出色研究，在2011年的《奥古斯丁赢了与福图纳图斯的辩论吗？》一文中，贝杜恩（Jason BeDuhn）认为，奥古斯丁在《与福图纳图斯的辩论》中实际上败给了福图纳图斯，他不仅没有驳倒摩尼教的上帝论，反而吸纳了摩尼教的语词和观点，承认了意志的无力和作为习惯的恶的束缚。注62不仅如此，贝杜恩在2010年和2013年先后出版了《奥古斯丁的摩尼教困境》第1卷和第2卷，论证奥古斯丁在加入和出离摩尼教时期的思想转变，而其第2卷第2部《奥古斯丁的摩尼教奥德赛》和第3部《奥古斯丁的摩尼教幽灵》还都在写作之中。
可以看到，以上的解释思路都承认，存在着前、后两个奥古斯丁，这不仅表现在《论自由决断》和《与福图纳图斯的辩论》中，也表现在《致辛普里西安》之前和之后。对于早期的意志学说，邦纳（Gerald Bonner）甚至认为，后期的马赛派（Marseilles）更好地理解了《论自由决断》，而不是奥古斯丁自己。注63这就可以推论出，奥古斯丁在《回顾篇》和《论圣徒的预定》中对自己早期思想演进的评断是不可靠的，没有诚实地反映他当时实际的理论认识。
对于前、后期是否存在两个奥古斯丁，在1970年出版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中，特塞勒（Eugène TeSelle）努力否认，认为只要把论证的对象划分为被造的意志和初罪后的意志，就会使得布朗对《论自由决断》的解释失去大部分效力。注64不过，他把《论自由决断》第3卷与初解《罗马书》看作同一理论认识的两种展示，即哲学论证和释经论证，就没有注意到二者对初罪后的意志的不同认识，也不能同时维护奥古斯丁后来对这二者的不同评断。注65
在1992年出版的《奥古斯丁与德性的限度》中，韦策尔（James Wetzel）看到，《论自由决断》第1卷在讨论意志的形而上学（matephysics of volition），第3卷在讨论罪的惩罚结果，但他似乎还没有将二者统合起来，将之看作同一论证的两个步骤。注66对于《与福图纳图斯的辩论》，他认为，奥古斯丁的确接受了“非意愿的罪”观念，但不同于摩尼教的是，这种罪最终也是出于意志的，即意志陷入了必然性，表现为灵魂犯罪的内在倾向。注67
接续这一论题，在2006年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奥古斯丁的意志之路》中，西蒙·哈里森则细致考察了《论自由决断》的写作思路，认为从第1卷到第3卷前后延承，步步为营，构成了论证严密的框形结构，其间根本不存在从乐观到悲观的转换，布朗一派的解释并没有文本上的依据。注68
2006年，卡罗尔·哈里森（Carol Harrison）出版了《奥古斯丁早期神学再思：为连续性论证》，旗帜鲜明地反对以布朗为代表的解释路径，把奥古斯丁的思想“革命”仅仅限定在米兰花园皈依，认为之后的思想演进虽有变化或进化（evolution），但只是发展了皈依时期的理论认识。她还具体论证说，《论自由决断》是一个论证整体注69，甚至《致辛普里西安》也不过是早期恩典观持续发展的结果，只是校正了初解《罗马书》中的若干错误，以新的术语阐明了早期整全的思想架构注70。
2008年，菲利普·卡里（Philip Cary）出版了其三部曲的第三部《内在恩典：柏拉图和保罗传统中的奥古斯丁》，将奥古斯丁的思想放回古希腊罗马哲学和基督教神学的交汇中，既凸显了奥古斯丁与普罗提诺和斯多亚学派（Stoicism）的思想差异，又表现了他对保罗书信的曲解。注71在对早期思想的分析中，卡里超出了革命论和连续论的纷争，屡有创见，发现《罗马书章句》中的四个阶段学说与意志先于恩典的说法相互矛盾，即已经信仰的人却可以不在恩典之下；其对《致辛普里西安》的分析也颇为中肯，看到其中的恩典说还只是“外在恩典”，表现为合宜的呼召。
在汉语学界，周伟驰在2005年出版了《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其中“恩典论”和“自由观”两节论述了奥古斯丁对意志自由的渐进理解，并与对恩典的分析相结合，提纲挈领地展示了意志与恩典在奥古斯丁思想整体中的发展脉络。张荣在2010年出版了《自由、心灵与时间：奥古斯丁心灵转向问题的文本学研究》，上篇集中分析了《论自由决断》的证明过程，并对其在思想史中的地位多有阐发，特别是对莱布尼茨神义论的影响。
2010年，吴天岳出版了其博士学位论文《意愿与自由：奥古斯丁意愿概念的道德心理学解读》，这是中文学界对奥古斯丁的“意志”概念（作者译为“意愿”）做出的最为整全和深刻的剖析。在第一部分，作者从“肉欲” （concupiscentia carnis）概念出发，论证了意志在现实中的无知和困难，兼顾理智与意志在灵魂中的对等功能。在第二部分，作者首先依据奥古斯丁的早期作品论证了意志的独立性；其次分析意志的自由决断在现实中的作用方式，即自由不在于选择上的两可，而在于意志的自主，真正的自由只是选择善；再次重点分析“非意愿的罪” （作者译为“无意之罪”），在哲学上论证了这种罪可以与意志相容，人仍然需要为之担负道德责任；最后分析预知与预定并不决定或强迫人的意志，而相比于意志，恩典是“信仰的发端”，早期的外在恩典说逐渐演变为晚期的内在恩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