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处境下的著述

平凡的人生总是相同的，不平凡的人生各有各的不平凡。

在公元354年11月13日，奥古斯丁出生在北非地区的小城塔格斯特（Tagaste），母亲莫妮卡（Monica）是虔诚的大公教徒，父亲帕特里克（Patricius）则是异教徒。在当时的罗马家庭中，这一现象十分普遍。而葆拉·弗雷德里克森（Paula Fredriksen）最近挑战说，帕特里克可能早先已经皈依大公信仰，只是到临死时才接受洗礼。其主要理由包括：婴儿受洗在当时的北非并不流行，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通常选择临死时才受洗；莫妮卡是热心的基督徒，而帕特里克丝毫不阻止家人成为基督徒；在注重奥古斯丁教育的同时，他却并不在意其没有学好在当时的古典教育系统中必须掌握的希腊语。注13

从童年时起，奥古斯丁就秉承了素朴的大公信仰，在一场热病中甚至要求母亲为自己准备大公教会的洗礼。他在17岁时前往迦太基继续攻读修辞学，19岁时读到西塞罗（Cicero）的《致荷尔顿西》（Hortensius），开始有志于追求智慧。为了寻找“基督的名字”，奥古斯丁初读了古拉丁文译本的《圣经》注14，但因其译文粗鄙，很快就弃于一旁。在4世纪，主要存在三个系列的拉丁文译本《圣经》。其中，欧洲译本通行于西欧，直到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古意大利译本（Vetus Itala）出现于4世纪下半叶，是欧洲译本的校订版；北非教父西普里安（Cyprian）使用的版本被称为“非洲译本”。其中，奥古斯丁比较倾向于使用古意大利译本，但也会使用非洲译本。

由于极度缺乏合格的神职人员，北非教会过于强调服从权威，不重视以理性解释教义和信仰。年轻的奥古斯丁对此十分不满，甚至将之看成“稚气的迷信”注15。在374年左右，受基督之名和理性之名的诱惑，他旋即加入摩尼教，成为听教者（auditor），深信教中对恶的起源、上帝的本质、《新约》与《旧约》的关系和基督的神性等问题的解释，屡次与普通大公教徒辩论，逞口舌之能，并试图通过研究其宇宙论神话来通贯把握摩尼教的学说整体。由于摩尼教主教福斯图斯（Faustus）不能解决这一神话与基于数学计算的古典星象学之间的矛盾，奥古斯丁疑窦难消，就决心出离摩尼教，于383年渡海到罗马执教，次年秋又前往米兰，出任米兰宫廷的修辞学教授。

在其后两年间，奥古斯丁多次聆听米兰大公教会主教安布罗斯（Ambrose of Milan）的布道，并借助寓意释经法和新柏拉图主义学说，突破了自己在理论上的迷障，开始认识到恶是善的缺乏（privatio boni）（《九章集》1.8.3.4），上帝是精神实体，而《旧约》可以与《新约》合一。在386年春夏，奥古斯丁重拾《圣经》，主要阅读保罗书信，受辛普里西安（Simplicianus）的信仰教导和《罗马书》13：13-14的神圣启示，最终在米兰花园的无花果树下皈依了大公信仰。随后，奥古斯丁与亲友退居米兰附近的加西齐亚根（Cassiciacum），继续阅读保罗书信，诵咏《诗篇》，写下了四篇对话，即《驳学园派》《论幸福生活》《论秩序》和《独语录》，但对《以赛亚书》尚未找到阅读门径。在387年春天，奥古斯丁一行回到米兰。在复活节之夜，奥古斯丁与儿子和同乡好友阿利比（Alypius）一起接受了由安布罗斯施行的大公教会的洗礼，正式成为大公教徒。

388年秋天，奥古斯丁回到家乡塔格斯特，过着半隐修的基督徒生活，广泛阅读《圣经》，与朋友和学生谈经论道，继续著书立说。为了反驳摩尼教并论证大公信仰，奥古斯丁在387—388年写成《论大公教会的生活之道与摩尼教的生活之道》两卷，其中多次引用保罗书信，特别是《罗马书》注16，并在388—389年写成《论创世记：驳摩尼教徒》两卷，第一次注释了《创世记》前三章，是注释《圣经》书卷的初次尝试。此外，奥古斯丁还在390—391年写成《论真宗教》一卷，这些著作被诺拉的保林（Paulinus of Nola）称为“驳斥摩尼教的摩西五经” （《书信》25.2）。注17在北非地区，可能流传着五种摩尼教著作，而奥古斯丁此时有分庭抗礼之意。注18

391年1月许，一切似乎都始料未及。注19在拜访北非海港城市希波（Hippo Regius）期间，奥古斯丁被当地大公教会强举为司铎。他接受了这一圣职，但为自己的德不配位而潸然洒泪。注20之后，他写信请求老主教瓦莱里（Valerius），得以退读《圣经》（《书信》21.3），在同年四旬斋（Lent）期间登坛布道，并开始建造修道院（《布道》216.1、355.2）。这一偶然事件促成了奥古斯丁的生活变化和思想转折，使他从哲人式的半隐修生活进入公共而凡俗的教会生活。他不仅要研读和解释《圣经》，承担布道和教会管理等事务，且必须为大公信仰进行辩护，反驳摩尼教的理论攻击，回应多纳图派（pars Donati）和异教徒的暴力袭扰。注21

在4世纪下半叶，除了传统的罗马异教，北非地区的宗教教派基本上是大公教会、多纳图派与摩尼教三足鼎立，而多纳图派占据明显优势，希波城也概莫能外（《论信仰的益处》7.19）。其中，多纳图派的形成缘起于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对基督徒的大规模迫害。在303—305年，他敕令帝国范围内的主教上交《圣经》和圣器，由政府统一销毁。这一上交（traditio）行为就是某种温和的背教，而这些主教随后被称为“上交（《圣经》）者”（traditor）。在迫害期过后，对于他们是否能继续施行圣礼（主要是祝圣和洗礼）、其圣礼是否有效，北非大公教会陷入分裂，君士坦丁皇帝委派的两次主教会议的裁决意见也遭到杯葛。持有异议的教徒否认这些圣礼的有效性，要求受洗的信众必须重新接受洗礼，并选出迈奥努（Majorius）出任迦太基主教，形成了一城两主教的分裂局面。315年，多纳图（Donatus the Great）继任分裂派主教，这一派从此被称为“多纳图派”。到4世纪90年代，多纳图派声势兴盛，在农村和城市均建有教堂，实际超越了大公教会和摩尼教。注22因着教派隔阂，多纳图派在路上遇见大公教徒都不打招呼，其面包店甚至拒绝把面包卖给大公教徒（《驳佩提里安书信》2.184）。在宣教策略上，大公教会和多纳图派的扩张主要在没受过教育的普通民众中推进，这使得二者在谨守道德规范和摒弃异教习俗上的要求相对宽松。注23

摩尼教由摩尼（Mani，216—277）在3世纪创立，宣扬善恶二元论，自称是知识和光的宗教，成全了基督的启示。摩尼教是一种宣教宗教（missionary religion）注24，认为光明之父派遣了许多先知来教导救赎之道，其中包括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和佛陀（Buddha），最后则是作为“先知之封印” （the seal of the prophets）的摩尼。在宣教上，摩尼自比保罗，是“耶稣基督的使徒”，要把基督教启示的最高阶段即救赎的福音传到万国。注25在具体实践中，摩尼教很少使用仪式和圣礼，集中教导“摩尼七书”的话语，使得其在传播过程中很少出现教派异端或分裂。注26摩尼生前就多次差派门徒到帝国各处宣教，建立教会组织。在他死后，摩尼教传播迅猛，到3世纪末已经西传到埃及、巴勒斯坦、罗马和北非，到4世纪末传到高卢和西班牙，遍及罗马帝国大部，达到其影响力的顶峰，后来沿丝绸之路东传到了中国。

摩尼教从属于灵知主义宗派，承认基督教的部分教义，否认《旧约》，只认可《新约》，但要求去除其中被窜添的经文（《忏悔录》5.11.21）。在北非地区，摩尼教的扩张主要针对知识阶层，策略是“大谈真理” （《忏悔录》3.6.10），积极利用公开辩论来宣教，吸引了不满足于大公教会的知识人士，包括青年时期的奥古斯丁，使北非成为摩尼教最广为人知的地区。它不仅遍及北非海岸城市，甚至深入撒哈拉沙漠以北的广大内陆地区注27，完全超越了在2—3世纪异常活跃于北非地区的其他灵知主义宗派注28。大公教会初起时吸纳了一些灵知主义要素，这使得它与摩尼教之间有着更多的亲和性，出入彼此要比出入多纳图派更容易得到认可，而多纳图派对此自然指责有加。注29在奥古斯丁时代，摩尼教在北非地区已经根深叶茂，对大公教会构成了实质威胁，诋毁其和多纳图派都败坏了基督教的原初教义，由此被称为“最致命的异端”。注30

除了篇章上的差异，大公教会、多纳图派与摩尼教都极其看重《圣经》的权威，甚至摩尼教为了吸引信众，也主动诉诸《圣经》经文的支持注31，《圣经》成为任何教义争论的最高法庭注32。而在《圣经》之中，多纳图派和摩尼教都非常倚重保罗书信，以之作为自己教义和教会实践的理论根基。秉承保罗在《以弗所书》5：27的教导，“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多纳图派注重信众的道德净化，以“洁净人的教会”自居，还热衷于崇拜殉道圣徒和神迹，多把殉道者的墓室或在其上建立教堂作为崇拜场所。注33摩尼教更是钟爱保罗书信，奉之为圭臬，来论证本教教义的正统性。奥古斯丁说：“无疑，摩尼教徒们自己也阅读使徒保罗，称赞和荣耀他，却借着错误解释他的书信就把许多人引入歧途。”（《论创世记：驳摩尼教徒》1.2.3）对此，威廉·弗伦德（William Frend）认为： “无须夸张地说，在奥古斯丁时代，北非地区的摩尼教几乎就是一种保罗主义（Paulism）的异端。”注34而在当时的拉丁基督教氛围中，摩尼教甚至被视为“最极端和最自信的保罗阐释者”注35。

在被强举为司铎之后，奥古斯丁就进入大公教会的教会生活中，开始直面这些严峻的教派纷争。在日常教牧和研读《圣经》之外，他开始积极参与北非大公教会的事务，驳斥异端，阐释大公信仰。在出任司铎稍前和稍后，奥古斯丁分别写下《论真宗教》和《论信仰的益处》，劝勉朋友罗曼尼安（Romanianus）和霍诺拉图（Honoratus）不要再沉迷于摩尼教，而要像自己一样尽早皈依大公信仰。在392年8月28—29日，受大公教徒和多纳图派的联合力邀，奥古斯丁与同城摩尼教司铎福图纳图斯（Fortunatus）进行公开辩论，双方都援引了保罗书信，特别是《罗马书》。注36在393年10月8日，尚是司铎的奥古斯丁受命在希波公会议（concilium Hipponense）上向北非主教宣讲大公信仰的基本要义，写成《论信仰与信经》（《回顾篇》1.17［16］）。在同一时期，奥古斯丁还经常前往迦太基和附近城镇旅行布道，并致信迦太基主教奥勒留（Aurelius），整顿了希波大公教会中借纪念圣徒殉道而荒宴醉酒的不良风气。注37

然而，在出任圣职之后，奥古斯丁屡因自己过往的摩尼教经历而受到指责。虽然老主教瓦莱里在395年破格祝圣奥古斯丁为同执主教（co-bishop），但大公教会内部仍有不同意见，相应指责也愈发尖锐，甚至多纳图派都参与其中。对于多纳图派，奥古斯丁在391年才开始关注，之后写信试图邀请其主教就教义分歧进行辩论，以借机说服，但多纳图派根本无意于此（《书信》23）。在同一时期，奥古斯丁还写成《诗歌：驳多纳图派》，以诗歌体叙述了多纳图派的形成和偏误，提醒大公教徒不要为其所迷惑。

在劝诫多纳图派的同时，奥古斯丁显然把驳斥异端的重心放在了摩尼教上，不仅要洗清自己思想上的异端嫌疑，更要为大公信仰提供理论上的有力辩护。而鉴于摩尼教对保罗书信的钟爱和大公教会对阅读和注释保罗书信的强烈兴趣，奥古斯丁自然而然地进入“保罗的世纪”，成为“圣保罗的一代”注38，依循拉丁教会的思想传统，重新阅读并开始自己对保罗书信的注释，以从教义根基上驳斥摩尼教的谬误和偏见注39。

从391年起，奥古斯丁开始逐篇注释《诗篇》，并在90年代中期进入集中注释《圣经》的写作阶段，完成《创世记字解未完成》（393—394）、《论登山宝训》（393—394）、《加拉太书章句》（394—395），并应师友的释经疑问而述答写成了对《罗马书》的密集注释，分别是《罗马书章句》，《罗马书断评》，《八十三个问题》66、67、68和《致辛普里西安》1，其中，前三篇注释完成于394—395年，第四篇注释完成于396年升任主教之后不久。对于这一阶段的写作，弗雷德里克森评论说： “要把保罗从摩尼教徒那里夺过来，奥古斯丁就不得不借助《圣经》注释的方法。”注40

在从411年开始的与佩拉纠派（Pelagians）异端的漫长论战中，奥古斯丁越发依赖保罗书信，尤其是《罗马书》，直至深化和发展出了完善的原罪遗传论、圣徒预定论和作为信仰之开端的内在恩典论。然而，在为维护大公信仰而笔耕舌战了40年之后，奥古斯丁晚年还在性贪欲（sexual concupiscence）和原罪问题上被同为大公教会主教的朱利安指责为摩尼教徒。注41当然，这一讥讽只是后话，不是这里所要探讨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