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奥古斯丁（Augustine，354—430）通常被看作站在两个世界连接点上的思想家，即行将过去的古代世界和正在到来的中世纪注7，“关闭了古代思想而开启了中世纪思想”注8，又被看作第一位“现代人”注9。

对于奥古斯丁的地位，同时代的哲罗姆（Jerome，342？—420）称赞他为“古老信仰的第二建立者”（《书信》195）。20世纪教会史大师阿道夫·冯·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则评价他说：“在使徒保罗和改革家路德之间，基督教会中没有人可以自比奥古斯丁；而就其深远影响来说，更没有人可以与之比肩。”注10哈纳克还评述了奥古斯丁对罗马天主教的建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甚至现代神学语言之形成的卓越影响，并认为他的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隔阂。至于奥古斯丁对宗教改革的影响，博斯托克（Gerald Bostock）说，这不过是“奥古斯丁反对奥古斯丁”注11。更有学者认为，整个西方神学都可以被看作“大体上是奥古斯丁著作的一系列注脚”注12。

然而，无论是在生前还是在死后，奥古斯丁的意志、原罪、恩典、预定等学说都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从奥古斯丁与朱利安（Julian of Eclanum），到路德（Martin Luther）与伊拉斯谟（Erasmus），再到卡尔·巴特（Karl Barth）与自由派神学，一直持续到当代阿尔文·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对自由意志的替代性辩护和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对“原罪”概念的现象学还原。

与此类似，从19世纪末开始，对于如何解释奥古斯丁早期思想的演进，奥古斯丁研究界亦是往复论辩、此起彼伏。其中，争论的焦点主要包括：（1）奥古斯丁的米兰皈依到底指向新柏拉图主义，还是指向大公信仰，早期对话如何展现了这一点？（2）《论自由决断》是否存在着前后写作的断裂，是否从乐观主义转到了悲观主义？（3）《论两个灵魂》和《与福图纳图斯的辩论》是否表明，奥古斯丁不仅没有驳倒摩尼教（Manichaeism），反而认可和吸纳了其道德决定论的现实后果？（4）《致辛普里西安》提出了怎样的原罪论和恩典论？它是否或在何种意义上标识着奥古斯丁思想的基本成熟？（5）《回顾篇》和《论圣徒的预定》中对早期思想演进的评断是否可以得到有力辩护？（6）这一思想演进是连续的，还是革命性的转折？（7）在柏拉图和保罗以降的思想传统中，如何理解奥古斯丁早期思想对之的继承与转换？

对于以上争论，本书显然无心也无力全部涉及，而只会把重心放在奥古斯丁早期的意志学说上，力图完成以下论证目标：首先，检审“意志”概念的发源史，论述其在基督教神义论（theodicy）之下的必要性；其次，辨析各家对奥古斯丁早期思想演进的解释，在革命论（revolution）和连续论（continuity）之间提出变革论（reformation）的解释路径，为奥古斯丁自己对之的评断进行辩护；再次，细致分析“意志”和“恩典”概念在这一演进中逐渐展开和变革的具体过程，既承认变革的重大意义，又呈现其中的复杂性和摇摆性，完成对变革论的论证；最后，以称义问题在早期基督教中的演变，来考察奥古斯丁的意志学说如何突破了保罗的良心学说，实际肇始了“受折磨的内省良心” （plagued conscience），成为后世基督教道德心理学的基本范式。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将尝试评价奥古斯丁意志学说对基督教上帝论、人论和伦理学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以初窥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到基督教哲学的主要转折路径。

要完成上述论证，除了以上提及的作品，我们将重点考察奥古斯丁在394—396年对《罗马书》的四次注释。其中，《致辛普里西安》对前三次注释多有生发和革新，将是我们提出早期思想变革论的文本依据，而之前三次注释就被统称为“初解《罗马书》”，包括《罗马书章句》、《罗马书断评》和《八十三个问题》66、67、68，其间的若干思想演进也会得到细致的分析。此外，在本书中，voluntas主要译成“意志”，其动词和副词形式有时会译成“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