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恶与神义论传统

恶究竟起源于何处？世界上为什么存在着恶？利科评论说，对于哲学和神学，这都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挑战” （unparalleled challenge）。注73不过，在基督教的神义论之外，这个梦魇般的问题似乎不难回答。从童年时期开始，人类就已经在编织绚丽而复杂的神话，来解释恶的起源，寻找通往善和幸福的道路。从各民族的创世神话到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从繁杂的多神论信仰到犹太—基督教的一神论信仰，从众神的能力和善到独一上帝的全能和全善，随着基督宗教的兴起和迅速传播，到4世纪被奉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地中海沿岸地区对世界与历史的理解和解释发生着剧烈的转变。

一、 古代世界中的恶

在解释人类身上恶的可能如何转变为恶的现实时，利科区分出象征和神话两种媒介。人类最初以自然事物为象征来理解神祇，并在这种关系中规范自己的生活，从外在的不洁行为到形成罪的观念，再到罪感在心理层面的完全内在化，“重新演现”了人类对恶的认识过程，即恶并不局限在道德领域，反而有着更为深层的存在根据。注74相比于象征，神话则是以故事的形式来解释存在之谜，即人类如何从清白的本质存在进入罪感的历史存在。注75借助分析希伯来的亚当堕落神话，利科认为，人并没有开启恶，只是发现了恶，而去发现就是去继续，“如此，跃出我们自己贪婪的投射，蛇代表了比人类自身更为古老的恶的传统。蛇，它就是人类之恶的他者”注76。的确，恶比人类更为古老，这一主题在古代世界的神话中频繁出现，恶表现为与善对立的原则，可以具体地侵入并操纵人类。

在美索不达米亚史诗《吉尔伽美什》（The Epic of Gilgamesh）中，英雄恩奇都（Enkidu）最初居于山林百兽之间，受到神妓的诱惑或引导而失去原有的天真，不再被百兽接纳，被迫前往乌鲁克城（Erech）；而后来，蛇抢走了吉尔伽美什从深渊底采撷的仙草，毁掉了他与臣民可以得到的不朽。注77蛇的介入与女人的诱惑，这一主题后来被犹太人化用入《创世记》前三章，来解释人类的最初堕落（《创世记》2：4-3：13）。在苏美尔—巴比伦的宗教里，受善恶两种外在力量的包围，人类就需要献祭，以得到善而远离恶，但恶的承受者仍然找不到自己遭受具体恶的原因。在埃及神话中，塞特（Seth）代表沙漠，而奥西里斯（Osiris）代表尼罗河流域的沃土，以红与黑为代表的两位神祇不断争斗。在此之后，对立与争斗的观念逐渐呈现为宇宙中的善恶大战。在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中，二元论的解释得到确立，作为善的对手，恶是宇宙自身所包含的物质，二者相互独立，都没有绝对的能力，而是不断争斗，但善最终会战胜恶，使得彼此再次分离。注78显然，这种二元论下的恶论构成了后来灵知主义和摩尼教的宇宙论基础。

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中，善恶的宇宙大战表现为神祇的代际战争。前代的泰坦神被看作恶的，以宙斯（朱庇特）为首的奥林匹斯山众神打败了恶，其善得到更多的肯定，建立了神祇之间的等级秩序，受到一定的约束。然而，新生代的众神并不是全善和全能的，像人类一样，他们有着七情六欲，可以彼此欺骗相争，甚至诱惑或唆使英雄们去发动战争，在战争中各自支持一方，摆布英雄和凡人的命运。注79如赫拉（朱诺）和雅典娜（密涅瓦）就在特洛伊战争中支持希腊联军，促成了木马屠城的计策，并随后跨越整个地中海，继续追杀战败的埃涅阿斯，而宙斯和阿弗洛狄忒（维纳斯）却暗中帮助和保护埃涅阿斯。注80

在奥林匹斯神话之下，公元前6世纪之前出现了俄尔浦斯宗教（Orphic），崇拜酒神狄奥尼修斯（Dionysus）。其中认为，人的肉体是从泰坦的灰烬所造的，带有罪恶，而灵魂是从狄奥尼修斯所造的，肉体是灵魂的坟墓，必须不断地净化灵魂，以使之脱离轮回转世而复归上界。注81利科认为，这一宗教是灵魂放逐神话的最佳典范，深刻地影响了柏拉图的灵魂学说，而“我们在尘世旅居实质上就是恶”注82。

对于古希腊神话对古希腊哲学的重要影响，研究界已经普遍认可，人类对世界本原的思考恰恰由神话叙事开始，是前苏格拉底的自然哲学的先导或部分；而对于宇宙的起源和人类的出现，赫西俄德（Hesiod）甚至提出了历史退化论，从最初的黄金时代下降到现在的铁器时代；在灵魂观上，古希腊神话仍然认可现世的活泼生命，阿喀琉斯就哀叹，“活着的人比死后的灵魂好”注83，直到俄尔浦斯教才改变了这一观念。在前苏格拉底的自然哲学中，对于存在的本原或始基（arche），泰勒斯（Thales）、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和赫拉克利特（Herakleitus）将之设定为一，是水、无限、气或火，而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却将之设定为多，是四根或种子。无论在一或多的解释中，对立转化的原则都得到确立，即本原可以转化成万物，万物复归到本原，例如水与万物的转化、气的稀散或凝聚、元素的集合和分离。基于这一原则，善恶、好坏也是对立转化的，赫拉克利特甚至说： “如果这些东西（恐惧、罪恶、刑罚等）不存在，他们就不会知道正义的名字。”注84显然，恶对于他们并非是不可解释的。

受俄尔浦斯宗教的影响，柏拉图肯定了灵魂的特殊地位，灵魂高于身体，身体只是灵魂的暂时居所；与物质世界相比，只有理念世界是真实的和善的，由此恶在本体论上只是善的缺乏。注85对于道德的恶，苏格拉底（Socrates）认为，这的确存在，但不出于世界的创造者神注86，而是出于在善的知识上的缺乏，即美德就是知识，而恶出于人的无知注87。在中后期作品中，柏拉图开始把道德的恶归咎于灵魂中的较低部分或身体的物质构成。注88在灵魂观上，苏格拉底认为，灵魂的自然只是理性；而柏拉图则将之划分为理性（logos）、意气（thumos）和欲望（epithumia），即理性部分和非理性部分，后者由意气和欲望组成，只有理性联合意气统治并节制欲望，才能达到灵魂内部的和谐，即为灵魂的正义。注89对于恶（kakos），柏拉图定义为“凡能带来毁灭和腐败的”注90，除了身体的恶，灵魂的恶就是道德的恶，即理性不能够驾驭意气和欲望。由此，道德的恶产生于灵魂内部，是三分灵魂的内部冲突，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就需要对之负责。

把灵魂划分为理性部分和非理性部分，深刻影响了古希腊罗马哲学的发展路向。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着宇宙灵魂，灵魂也是生命的本原，从低到高包括营养、繁殖、运动、感性、被动心灵和主动心灵，所有生命现象都寓于灵魂之中，但只有人的理性灵魂才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要除去道德的恶，就要借助教育学和伦理学来培养道德德性，而“道德德性则通过习惯养成，因为它的名字‘道德的’（ethikos）也是从‘习惯’（ethos）这个词演变而来。由此可见，我们所有的道德德性都不是由自然在我们身上造成的”注91。显然，在这一伦理学中，人类的道德理性没有因着作恶而受到根本性的损害，可以自主地进行灵魂的锻炼，以习惯的养成来不断地改过迁善。

斯多亚学派也承认宇宙灵魂，个体灵魂是其一部分，但否认存在只具有营养功能的植物灵魂，也反对灵魂三分法，坚持灵魂一元论。灵魂存在不同的等级，高级灵魂是完全理性的，灵魂的主导部分可以控制其他部分，人应该因为自己的理性灵魂而自爱，顺从自然生活。注92在其伦理学中，并不存在宇宙性的恶，恶的本质是一，表现为心灵对外物的偏重，以致各种情绪搅扰心灵，超出了理性的界限，而治疗就在于以理性排除这些情绪，恢复心灵的完全平静。注93

斐洛（Philo）认为，不存在宇宙灵魂，只存在个体灵魂，对灵魂的分法包括二分法、三分法和七分法。其中，二分法指理性部分和非理性部分，前者的基质是灵，后者的基质是血；三分法指理性、灵性和情欲，这一分法使用较多。除去其中的希伯来因素，斐洛在灵魂论和恶论上更接近于柏拉图。注94

作为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到教父哲学的关键转折点，保罗却很少使用“灵魂” （psyche）一词，在其真实书信中仅仅出现过11次，且多指整全的人，而非与身体或肉体对立，这更接近于希伯来的含义。注95与此相比，教父们大量论述灵魂问题，奥利金（Origen）写了《论首要原理》，德尔图良（Tertullian）写了《论灵魂的见证》和《论灵魂》，尼撒的格里高利（Greogory of Nyssa）写了《论灵魂与复活》，安布罗斯写了《论以撒或灵魂》，奥古斯丁则从早期到晚期都关注灵魂问题，写了《论灵魂的不朽》《论灵魂的宏量》和《论灵魂及其起源》等。

在普罗提诺的哲学体系中，太一是最高的本原，流溢出理智，理智流溢出宇宙灵魂和个体灵魂，而灵魂最后创造出具体的物质世界。这一生成关系构成了从本原到万物的等级秩序，灵魂在其中勾连起两个世界，其自身不是物质，但可以弥漫在物质中。注96在灵魂的分层上，灵魂被划分为理智、感知和推理三部分，而推理部分在人类灵魂中占据主导地位。人类是灵魂和物质的复合，灵魂的下降不在于物质，而在于自身的欲望，从上界指向下界，从单一指向杂多，使得灵魂专注于物质而不能自拔，这就构成了其形而上学的恶，下降之后才会做出道德的恶。注97在此之外，普罗提诺重点区分了道德的恶和恶的本原，认为恶根本上是善的缺乏注98，还提及质料是恶的起源，甚或灵魂创造了质料，而这些提法却与从高到低的流溢说存在诸多抵触注99。

二、 伊壁鸠鲁悖论

在不同的路径上，古代世界以神话和哲学努力解释了恶的起源，从众神之间的战争、物质与灵魂的二分到灵魂内部的争吵，虽然其前提和推理可能存在瑕疵，但这一切似乎并未让他们绞尽脑汁。然而，随着基督教的产生和成熟，恶的起源问题却开始变得越发棘手起来。

延续着犹太教，基督教坚持一神论，上帝存在，是全善、全能和全知的，他创造了这个世界，而初人亚当和夏娃在被造时是善好的。与古希腊和古近东的多神论不同，犹太教和基督教认为，只存在着独一的上帝，恶并不起源于上帝和他的美善创造。在此前提之下，要为恶寻找起源，初人显然是最合适的对象。既然初人被造时是善好的，并不存在恶，那么恶到底怎样起源于他们呢？要如何解释《创世记》前三章才能既解决恶的起源难题，又维护上帝的全善、全能和全知呢？这成为东西方教父和之后历代神学家所不断探索的主题。

《创世记》3：1-7描述了初人堕落的情景，其中强调，亚当在堕落之前理解上帝的命令，甚至能够复述，告诉夏娃不可吃“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 （《创世记》3：3），甚至强化这一命令说，“也不可摸” （《创世记》3：3）。由此，无论蛇的引诱如何，夏娃和亚当都是明知（knowingly）而犯罪的，对犯罪的后果也已经知晓，“吃的日子必定死” （《创世记》2：17）。

对于亚当为何堕落，存在着两种解释传统。一种认为，亚当在被造时是善好的，但他没有完全的理解力，这以伊里奈乌（Irenaeus）为代表： “人那时是个孩子，其理解力还没有得到完善，就很容易被欺骗者引入歧途。”注100这就是说，在犯罪时，亚当虽然明知是犯罪，但他在理智上还是单纯的，处于不完美的中间状态，不能理解善恶的含义和死亡的惩罚，也没有这方面的练习和预备，就会被善或恶所吸引，完全偶然地犯下了初罪，而其身体被造时就是必死的，这并不来自惩罚。注101从伊里奈乌开始，经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Clement of Alexandria）和克里索斯托（John Chrysostom），到帕拉玛斯（Geregory Palamas），这一解释基本构成了东方正教的传统。注102

而另一种认为，亚当在被造时是善好的，有完全的理解力，且是“原初为义的” （original righteous），在其自然中没有犯罪的内在趋向，这以亚塔纳修（Athanasius）为开端： “（亚当）没有所有身体的恶，被赐予了不朽的青春和健康，疾病的侵袭或慢慢临近的年老都不能挨近他。”注103接续之，奥古斯丁认为，亚当被造的自然是美善的，恶和罪并不潜藏于上帝的创造中，亚当自己犯罪，败坏了人类原初被造的自然，并导致其后代也不断犯罪。这一解释基本构成了西方公教的传统，而关于人类能否凭借被造时的自由意志而开启自身的救赎，奥古斯丁与佩拉纠的争论只是这一传统的两种展开路径。注104

在这两种传统之中，神义论的核心是，如何在初人中发现恶的起源，而不是将之追溯到上帝的创造或先行堕落的“蛇”，因为前者是亵渎上帝的，后者是逃脱罪责的（《论自由决断》1.1.1）。在奥古斯丁看来，蛇是善的天使堕落后而成的魔鬼，堕落也不出于上帝的创造，而出于天使自身的灵魂，这一灵魂与人的灵魂的高级部分同构，表现为意志的自主转向（《论自由决断》3.25.75）。然而，即使如此，恶与上帝之间的纠结关系仍然有待澄清。无论是形而上学的恶、自然的恶还是道德的恶，恶的出现总是打破了上帝的原初创造，使得上帝要去消除恶，这就产生了神义论难题：

他说，上帝或意欲（vult）消除恶（mala）却不能够（potest），或能够却不意欲，或既不意欲又不能够，或既意欲又能够。如果意欲却不能够，他就是软弱的，不再是上帝；或能够却不意欲，他就是恶意的（inuidus），也与上帝不符；如果既不意欲又不能够，他就既是恶意的，又是软弱的，不再是上帝；如果既意欲又能够，完全与上帝相符，那么恶起源于何处，或他为何不消除之？注105

早期教父拉克坦修（Lactantius）最早将这段质问归于伊壁鸠鲁（Epicurus）名下，后被称为“伊壁鸠鲁悖论” （Epicurean Paradox），但赖因霍尔德·格莱（Reinhold Glei）考证说，这段质问与伊壁鸠鲁哲学并不相符，不会出自其笔下，而应该出自质疑上帝存在的某位匿名作者。注106无论如何，将之置于大公信仰的语境之下，这一悖论就不再容易处理，休谟（David Hume）后来甚至还重点论及： “伊壁鸠鲁的老问题还没有得到解答。他愿意制止罪恶，而不能制止吗？那么他就是软弱无力的。他能够制止，而不愿意制止吗？那么他就是怀有恶意的。他既能够制止又愿意制止吗？那么罪恶是从哪里来的呢？”注107在现代研究中，约翰·麦基（John Mackie）分析了悖论中所蕴含的理论前提，即善是与恶对立的，善总是抵制恶，而全能就是无所不能。注108这就使得，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全善的和恶存在，这三者不能彼此相容或同时存在。

显然，与古希腊罗马哲学和宗教的多神论相比，这一悖论建立在基督教一神论之上，彻底肯定了上帝的全能和全善，也肯定了上帝创造和时刻掌控着世界，以当下的时间去看待永恒中的上帝。而如果不接受恶的起源先于人类，那么出路就只能是，将之追溯到人类自身，特别是初人亚当和夏娃。对于奥古斯丁，虽然从新柏拉图主义那里认识到恶是善的缺乏，但他拒绝承认被造的质料是恶，或灵魂包含着必然下降的非理性部分。依从秩序论和无中生有的创造说，质料自身也是善的，灵魂中的较低部分不能搅扰其较高部分，以至于恶只能起源于灵魂的较高部分，即意志的自主转向。在对恶的分类上，只存在着道德的恶和作为对之惩罚的恶，形而上学的恶是善的缺乏，并不真正存在，道德的恶起源于意志，而一切自然的恶都表现为上帝的惩罚（《论自由决断》1.1.1）。

在《神义论》中，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首创“神义” （Theodizee/theodicee/theodicy）一词，延续恶的三种分法，其中上帝创造了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形而上学的恶是必然存在的，表现为被造物不如上帝完美，但道德的恶（罪）和形体的恶（痛苦）却不是必然的，而是存在于上帝的理智中的可能性，上帝也预先容许了这两种恶的实际发生，他既是自由的，又不违背自身所设定的必然准则，理性与信仰、自由与必然内在一致，一切存在都处于前定和谐之中。注109

在从基督教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变中，神义论证明似乎开始面临着两种尴尬局面。如果道德的恶导致了上帝的惩罚，表现为遭受各种自然的恶，例如里斯本地震注110，或其他人的道德的恶，例如奥斯威辛的毒气室注111，那么后两种恶是不是上帝惩罚的工具，而人类对此是否只应该去忏悔自己的罪恶，赞美上帝施行惩罚的公义呢？这就是前定和谐吗？如果道德的恶不与上帝的惩罚完全对应，或二者间的因果关系被割断，德、福在今生并不一致，那么相比于恶人，善人遭遇着同样多甚或更多的恶，例如《旧约》中的义人约伯，这不就展示出“无辜者受难”的现实荒谬吗？注112

在《论神义论中一切哲学尝试的失败》中，康德（Immanuel Kant）把上帝划分为立法者、统治者和审判者三个角色，分别对应着世界的创造、现实中的苦难和德福不一致三重问题。随后，他依次反驳了对这各重问题的三种辩护，得出结论说： “哲学法庭前的这场诉讼的结局是：迄今为止，任何一种神义论都没有提供它所许诺的东西。”注113在哲学—理性辩护的失败处，康德把神义论辩护留给了信仰—《圣经》，而约伯最后受安慰就表明： “他不是将自己的道德性建立在信仰之上，而是将信仰建立在道德性之上。”注114在不能为神义论提供理论辩护时，人类恰恰要坚守道德原则，以维持对上帝的终极信仰，在神圣奥秘之前，道德原则是通向终点的道路。

与奥古斯丁在396年认定的堕落论相比，康德就要为人如何自主地开启道德寻找理由，而这就在于论证出，亚当的堕落是不完全的，没有彻底败坏他被造时的自然禀赋和向善意志。在《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第1篇第4章最后，康德论述了恶的起源说：

这样，对于我们而言，就不存在可理解的根据来说明，我们道德上的恶最初可能是从哪里来的——这种不可理解性，连同对我们族类的恶劣性的进一步规定，《圣经》是以讲故事的方式表述出来的。它虽然把恶提前到世界的开端，但毕竟没有把它放在人里面，而是放在一个最初具有高贵规定性的精灵（引者按：蛇或魔鬼）里面。这样一来，所有恶的最初开端，就被看作是我们所完全不能理解的了（因为对于那个精灵来说，恶又是从哪里来的？）；但是，人却被看作是通过诱惑陷入恶的，从而不是从根本上（甚至就向善的最初禀赋而言）败坏了的，而是还能够改善的，与那个引诱他的精灵截然不同。那精灵并不能指望借口肉体的诱惑来减免自己的罪孽。因此，对于虽然心灵败坏，但却总还是具有一个善的意志的人来说，还留存有希望，返回到他曾经背离的善。注115

在这一段论述中，康德显然重新解释了《创世记》3：1-7，划分了恶的起源和恶的延续。蛇或魔鬼首先堕落，是“所有恶的最初开端”，它之后引诱了初人亚当，而亚当才会因肉体的某种软弱而被诱惑，就由之陷入了恶。由于亚当并不开启恶，而只是发现和延续了恶，那么他向善的自然禀赋就没有被完全败坏，其“善的意志”仍然残存，可以自主地重新归向善，并开启自己的道德救赎。正如从夏娃到亚当的推诿（《创世记》3：12-13）一样，康德把恶的起源追溯到蛇，它开启了恶，至于其原因，却“完全不能理解”，否则会导致无穷后退，可能将之归咎于上帝的创造。注116

在堕落的开启和次序上，奥古斯丁认为，魔鬼是堕落的天使，而天使和亚当的堕落都出于意志的自主转向，二者是同构的，并非魔鬼的罪责就更大；而康德认为，魔鬼首先堕落，而亚当的堕落只出于魔鬼的诱惑，并不承担根本的罪责，反而可以借助残存的善的意志，重新转向善并实际地行善。而对于意志为何突然转向和魔鬼为何首先堕落，奥古斯丁和康德都保持了沉默，承认二者不可理解。借助把恶前移到魔鬼，康德似乎更是限制奥古斯丁理论中的信仰，为道德留下了地盘。既然魔鬼开启了恶，上帝的公义就首先不是对人类的惩罚，而是保守人类凭借善的意志而完成道德的皈依旅程了。注117

正是在这种解释中，传统的神义论最终被恶的起源的不可知论和人类堕落后的向善禀赋所打破，开始慢慢消逝在现代思想对恶的重新解释之中，不再是主导性的问题。注118这就表现为，利科借助象征和神话来分析人类原初的生存处境，把作为初恶或初罪的“原罪”概念还原为一个象征，以理解现代观念在前现代时期的自然起源。注119与此同时，在现代无神论的兴起过程中，笛卡尔式物质与精神的二元主义受到批判，宇宙被还原为物质的自然演化，例如拉普拉斯（Laplace）；人类被还原为从无机物到有机物的自然进化，例如达尔文（Charles Darwin）；上帝被还原为人类的自我投射，例如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宗教被还原为幸福的幻象，例如马克思（Karl Marx），或集体无意识，例如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而在为人类的道德责任寻找理论根基时，人类的意志自由最终被还原为善恶之间的多样选择，例如萨特（Jean-Paul Sartre）。注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