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日伪军残害堕民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寇铁蹄长驱直入。1939年，杭嘉湖沦陷，绍兴频繁遭到日机轰炸，到处都是断壁残垣。除了外患，还有“和平军”（伪军），汉奸特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堕民艺人走投无路，寸步难行，绝大部分戏班解散。艺人自找门路，谋求生计，有的修鞋，有的换鸡毛，有的贩旧货，有的沿街乞讨。长年离乱，艺人在死亡线上挣扎，不少人死于战祸。抗战后期，老闸大戏院同春舞台的绍剧艺人从上海回到绍兴，伪绍兴侦缉队长周明德立即上门传话，要求上演三天“白戏”，以“慰劳地方”。“六龄童”气愤难忍，断然回绝。绍剧艺人相约到大善寺观看“老大红寿”演出《九江口》。这原是一出有文有武的好戏，却不清楚其后台老板正是周明德。周明德担心同春舞台回绍兴立脚后，压倒“老大红寿”，所以，勒令同春舞台演三天“白戏”以倒其名声。第二天，又有人传话上海来了两个武戏演员，前去县前街的朱宝记茶店会面。“六龄童”“七龄童”和陈鸣皋不知是计，毫无防备，腰间连练功带也未来得及扎，三人来到茶店门口，一伙流里流气的打手包抄过来。三人假装没有看见，径直进了茶店。周明德早已埋伏的打手一拥而上，责问昨晚为什么说三道四。“六龄童”和“七龄童”坚决否认，打手不依不饶，向“七龄童”扑过去。“七龄童”顺势跳上一张茶桌，可茶桌细脚伶仃，“哗啦”一声倒地。“七龄童”落入打手的包围之中，“六龄童”见状上前相救，也被团团围住。“六龄童”靠近后门，脱身窜到门外。“七龄童”且战且退，退出门外时，已是鼻青脸肿，胸前的衣襟也被撕破。站在门外的陈鸣皋也遭到一顿拳脚，满脸鼻血。“七龄童”不服，拉着“六龄童”和陈鸣皋到警察所告状。“那狡黠的周明德早有预谋，已抢先一步在警察所门口布下罗网，让一个打手满脸红糊糊的坐倒在那里，喊冤叫屈地诬告我们先动了手。先发制人，倒打一耙。还是我们吃亏，此状告不成，反要我们在唐明皇像前点蜡烛（艺人赔礼的最高形式）。”“六龄童”和“七龄童”一肚子闷气踏入家门，周明德已持手枪跟了进来，洋洋自得地表示讲得好就讲，讲不好就再打，仍要挟同春舞台的艺人演三天“白戏”。与其演“白戏”受辱，不如挺直腰杆再上征途。同春舞台的艺人受到地方黑恶势力的逼迫，在家乡绍兴无法立足，不得不重返十里洋场，混迹江湖。堕民艺人流浪四方，备受欺凌。

上海沦陷后，周信芳所演的进步戏剧被禁演，日伪还三番五次胁迫周信芳为日伪演出。伪上海统税局局长邵式军邀请周信芳去唱堂会，被周信芳拒绝。1941年秋，上海日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的警卫大队长吴世宝邀请周信芳唱堂会，周信芳称病拒绝。周易如是说：“哪知吴世宝差人派车来接父亲前去，先请父亲吃了饭，随后带父亲参观七十六号刑房，是有意恐吓他。”吴世宝派人以请周信芳吃饭为名，强行将周信芳从戏院接走。吴世宝于席间派两个彪形大汉领着周信芳参观拷打折磨犯人的天牢和地牢，有老虎凳、电刑床以及烙铁等刑具，还听到受刑人员的阵阵惨叫声。“那两个特务便带领父亲去看了天牢——便是把抓来的人日夜吊在下面任凭烈日烤晒或是寒风砭骨的天棚；看了地牢——便是那些囚禁犯人的地窟，那里面伸手不见五指，闷郁得使人无法透气；还去看了放刑具的房间，里面放着老虎凳、皮鞭、铁链、电刑床和其他各种触目惊心的刑具，在参观刑具的时候，还能听到一阵阵撕裂人心的惨叫从隔壁的房间里传送过来。”吴世宝以“七十六号”弟兄工作很辛苦为由，新年拟请周信芳唱堂会进行慰问。周信芳妻子裘丽琳拟请黄金荣说情，黄金荣也不敢插手。周信芳不得不硬着头皮前去“七十六号”唱了三段戏，开锣戏为《挑滑车》，中间为《拾玉镯》，大轴为《追韩信》。周信芳以为敷衍过去，可是有人挑唆吴世宝，以周信芳演《追韩信》，乃以将周信芳比作受胯下之辱的韩信，而将吴世宝指为市井泼皮。吴世宝闻言勃然大怒，欲报复。周信芳不得不以“患病倒嗓”，避入妻子裘丽琳的同学、葡萄牙人的别墅避难。裘丽琳还给吴世宝的老婆佘爱珍送了一个3克拉重的钻戒，才平息事态。

日据绍兴期间，绍兴“和平军”的叶副官因欲强娶绍剧名伶林玉麟年轻貌美的女儿林杏仁不成，转而对林家进行敲诈勒索。叶副官利用手中权势，以各种理由和借口，多次对林家进行勒索。林玉麟为求得一家太平，如果勒索的数目不多，咬一咬牙，仅作“花钱消灾”。但叶副官变本加厉，得寸进尺，毫不收手。伪绍兴县政府颁布告示，修筑绍兴护城河向民众捐款，叶副官借此机会，摊派到林玉麟家时，竟然狮子大开口，非得林家捐出数万大洋不可。林家被这种没完没了的勒索逼得走投无路，林玉麟乃带了全家老小，乘着天黑逃出绍兴城，躲到柯桥阮社乡下，在光相寺旁租了一间房屋，隐姓埋名，苦度光阴。

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实行全面禁戏，三埭街堕民艺人失去了主要的谋生职业，也失去了生活来源，不得不弃艺改行，背起“二斗篮”，收购破铜烂铁、废旧物品，以此赚钱养家糊口。堕民陈玉水从南池坡塘收购了满满一篮旧铜烂铁，兴奋地返回城里，心里盘算多称几斤“六谷粉”，让妻儿饱餐几天。岂料走到城门口，就被4个守城的日伪军一把拦住，严厉责问其破铜烂铁从何而来？陈玉水回复从坡塘收集，伪军不信，无端指控从碉堡偷盗而来，并诬陷为“奸细”，不由分说，举起枪托，劈头盖脸打来。陈玉水被打得头破血流，连连跪地求饶。伪军仍不罢休，欲置于死地，连打带踢将其打落南门护城河。幸亏陈玉水熟悉水性，忍着伤痛，咬紧牙关潜往对岸，绕道逃回家中，仍流血不止。家人看到这副惨状，围在四周痛哭流涕。“原本体弱多病的阿爹怎经得起如此凌辱，被打时额头上留下的瘀血块始终未消退，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病情日益加重，年仅四十八岁的他，撇下我们一群儿女撒手人寰，过早地离开了人世。”陈家遭受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雪上加霜，陈顺泰母亲含辛茹苦，独自抚养五个子女长大成人。日寇侵华时期，堕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

日机不断空袭绍兴，三埭街堕民为躲避日机轰炸，四散奔逃。周梅生带着年迈的母亲以及怀有身孕的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儿子，逃往嫁到齐贤下方桥的大姐和二姐所在的堕民村——羊石岸头。周梅生租了一间荒废多年且四面透风的茅草屋暂时栖身，以为过不了多久，战争结束就能回城过上正常生活。谁知战事不停，又遇上严寒冬节。老母亲经不起风寒侵蚀，竟一病不起。乡下原本就缺医少药，加上兵荒马乱，老母亲病情加重，睡在床上昏迷不醒。眼看老母亲即将病逝，早已置备的棺材、寿衣等“老家俬”还存放城内学士街老屋，又无钱另买。周梅生拟回城搬运，唯恐被抓去充壮丁，一去无回。不得不让大姐和怀有八个月身孕的妻子钱阿花雇了小划船，冒险返城搬运。小划船上放着一口棺材，大姐和钱阿花挤在前艄。直到半夜十二点，才在风雪迷漫中返回羊石岸头。钱阿花因旅途颠簸，受到惊吓，孩子提前出世。仅仅过了十多天，老母亲也与世长辞。老母亲弥留之际，拉着媳妇的手，依依不舍。周梅生身无分文，无钱买墓地，只得将老母亲的棺材埋进田畈中间。周春香回顾祖母在颠沛流离中丧生，唏嘘不已。“我祖母在异乡离世的罪魁祸首，归根结底是万恶的战争所造成，是残酷的战争害得她这个年迈之人颠沛流离有家难归，一去不回死于异乡。战争稍停空隙，我们家暂时结束了逃难生涯，从下方桥回到学士街自己家里来了。去时，老祖母健步走出了她当初嫁进的这个家门，并在这间屋子生儿育女、相夫教子，记载了她许多勤劳俭朴身影的家，回来时却是捧在我阿爹手中的一块木牌（死者牌位）。阿爹既愧又悔，心里纠结，从此郁郁寡欢一病不起，我娘四处借贷为他请医买药，大妈和三个姑母也多次来家探望他，并给予了耐心的劝慰，足足病了半年之久未见痊愈。每当我爹生前对我讲述此事时，他总是面带愧疚，令爹抱恨终身。”当初周梅生带着一家人出逃学士街时，老母亲身体仍很健朗，妻子想多带一点东西出逃，还遭到老母亲的阻止，以为十天半月就会回来。谁知老母亲竟会命丧他乡，这让周梅生终生愧疚。

日军随意抓捕民众修建炮楼，堕民也不例外。1944年初冬格外寒冷，家住三埭街的周梅生穿着单薄的破衣烂衫，一大早就空着肚子，背着一只“二兜篮”，拟出门收购破烂。刚走到东街清道桥，就被日军五花大绑，押到“九缸山”修建炮楼。血气方刚的周梅生，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宁死不做亡国奴，磨起了“洋工”。周梅生原本生得矮小，且两天没有进食，还发着“抖抖病”（疟疾），被抓建造炮楼也非所愿。因此，宁愿忍受日军的鞭打，也不愿卖力劳动。穷凶极恶的日军为了杀一儆百，对着周梅生的胸口，就是致命的一脚，将其踢下“九缸山”。周梅生被踢下山崖后昏迷过去，在山脚下不知睡了多久，被一场大雨淋醒，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浑身伤痛，既冻又饿，胸口和腰部严重受伤，想站起来走路，却无法站立。周梅生冒着倾盆大雨，在泥泞的山路上爬行，远远望见一丝亮光，找到一所孤零零的草舍，一个寡妇救了其性命。寡妇仅带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丈夫一个月前上山砍柴，被日军当作“奸细”枪杀，还禁止其前去收尸，残忍地将其丈夫的遗体喂了狼狗。周梅生妻子钱阿花带着一班嗷嗷待哺的孩子，左等右等不见丈夫回来，乃派长子周阿兔四处打听。周阿兔获悉五云门外城门紧闭，不让民众出入，前几天日军抓了一批民夫，押往“九缸山”做苦力，音讯全无。妻子悲痛万分，心想丈夫此去凶多吉少。谁知三天后，周梅生竟奇迹般地回来，一家人再次相聚，悲喜交集。周梅生从此落下两个毛病：一是腰痛病，每当要下雨时，就像“天气预报”一样准时，疼痛难忍；二是胸口被踢伤后，肺部严重受损，从此不能再吹笛子和唢呐，否则就会吐血。而周梅生原在绍剧做“场面堂”，擅长吹笛，属于正吹师傅。周梅生一直卧病在床，疟疾反复发作，有时接连几天高烧不退，有时又冷得瑟瑟发抖。周梅生不能工作，一家人生活没有来源，有病也无钱医治。周家遭此大难，一落千丈。钱阿花不得不独自挑起养家糊口的重任。

战火无休无止，遥遥无期，日寇飞机有恃无恐，不时盘旋绍兴上空，对着手无寸铁的民众狂轰滥炸，周梅生因疾病缠身无法再带领全家去逃难，钱阿花只得带着四个儿子逃到五云门外凌家山脚下一间坟茔屋躲避。五云门外凌家山距学士街有十五六里路，每天一早，长子周阿兔挑着满满一担，前头是打棕绳所需的原材料，后头是全家人的口粮及饮具，诸如六谷粉、锅、瓢、碗、筷等；老二周小蛇专门负责搀扶生病的父亲周梅生；幼小的老三周庆云则背上席子和破棉絮，以便给父亲铺在坟茔屋地上休息；钱阿花则抱着尚在哺乳中的老四周志方，一家人肩挑背驮手抱，一行逃难队伍，经过长途跋涉，步行到凌家山这个临时“避难所”。周阿兔将一家送到坟茔屋后，再返回城内，先去米店排队购买第二天吃的“六谷粉”，此乃头等大事，否则，第二天全家人都得挨饿。然后，再挑起“换糖担”，前往城乡收购废品，向渔民兜售棕绳，卖几个钱勉强维持一家人半饥半饱的生活。坟茔屋面积不大，除了周梅生睡觉的地方外，一家人活动的场所全在坟茔屋外，钱阿花摊开“棕脚头”，开始打棕绳，老二周小蛇将钱阿花打出来的棕线两线合拢“革”成绳子，老三周庆云专门看管弟弟和给父亲递茶送水打杂差。年仅六岁的周庆云也学会了搅（烧）“六谷湖”，从附近农民那里买点青菜，与“六谷粉”搅在一起，以节约一点“六谷粉”。每当听见天上传来飞机的轰鸣声，钱阿花就像“老鸡娘带小鸡”一样，领着孩子纷纷逃进坟茔屋躲避，等飞机离开后再出来。如果天气晴朗，还可以在露天活动，要是碰到下雨天，全家人只能挤在狭小的坟茔屋里生活。每天都在野外挨到天黑，估计日军夜间不再派飞机来投掷炸弹，一家人才敢返回学士街。有时遇到天气阴冷或雨雪天路上难行，周梅生唯恐拖累妻儿，就拒绝离家到凌家山避难，情愿留在家里。三埭街人被日寇践踏在铁蹄之下，饱受欺压与蹂躏，每天都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提心吊胆的生活，每时每刻都挣扎在死亡线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战时各地严禁演戏，家住绍兴马鞍夹渎的原绍剧司鼓钱如林，不得不耕种几亩薄田为生，有时背起“二兜篮”，奔波于城乡之间收购破烂。傍晚，钱如林从城内收完旧货返回夹渎，途经昌安吊桥，被守城的伪军拦住，指控其为四明山游击队派来的“奸细”，将其押往钱塘江边修筑炮台，被逼做苦工六七天。钱如林早年丧妻，家里唯有独子，他放心不下，乘夜偷逃返回夹渎。

日军侵华的兵荒马乱岁月，有些艺人因此而无端丧命。永福街乐户世家出身的周传忠，绰号“螳螂阿毛”，妹妹周传康嫁于七龄童。周传忠从主顾家做完鼓手坐船返回三埭街时，中途遇到“乱毛党”（伪军）的洗劫。“螳螂阿毛”被劫后抢白了两句，竟被一枪毙命。

永福街的乐户周传忠，绰号“螳螂阿毛”。1943年的某一天，阿毛前往绍兴鲁西清水闸一份主顾人家做完鼓手回家途中，划船途经行宫庙时，已是晚上六时，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只见官塘一座小桥边，有三个持枪兵痞，俗称“乱毛党”。兵痞朝小船喊叫：“小船赶快靠岸来，靠岸来，如果不靠岸，我们就要开枪了。”阿毛心想不好，今天碰上“乱毛党”，不得不将小划船靠近岸边。一个兵痞立即跳下船，要阿毛交出钱来。阿毛回答：“我们是做鼓手的，身上没有钱，主人家仅仅给了一点米，折算为工钱。”兵痞也不嫌弃：“钞票没有，米我们也要。”兵痞一把拎过米袋就跨上岸去。阿毛心有不甘，忍不住骂了一句：“你们这些不要脸的流氓！”岸上站着的另一个兵痞不由分说，对准阿毛胸口就是“呯”的一枪。阿毛应声倒在船上，三个“乱毛党”扬长而去。阿毛胸口血流如注，同去的鼓手急忙用毛巾捂住伤口，并吩咐“划船头脑”赶紧划往福康医院进行抢救。终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阿毛一命呜呼。家里连做梦也想不到，周家失去了这根顶梁柱，原本殷实的家境，从沸点降至冰点，从此周家日渐衰落，家庭经济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