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女堕民被侮辱

明代“良贱相奸”条规定，“凡奴奸良人妇女者，加凡奸者一等。良人奸他人婢者，减凡奸一等。奴婢相奸者，以凡奸论”。清代的“良贱相奸”律也规定：“凡奴奸良人妇女者，加凡奸罪一等；良人奸他人婢者，（男妇各）减凡奸一等；奴婢相奸者以凡奸论。”贱民强奸良人妇女罪至斩决，比凡奸罪重至十一等之多。相反，若婢女被主人奸污，《大清律例》并无相关处罚。家长强奸奴婢，乃尊者降而自卑，良者降而自贱；且婢女乃是“服役家长之人，势有所制，情非得已，故律不着罪”。浙江奴婢没有人身自由，其自身及其子孙均为主人私有财产，主人有权力任意买卖和转让。年轻的婢女命运更加悲惨，不仅大多被禁锢不嫁，而且时常遭到主人的奸淫蹂躏，成为主人泄欲的工具。“浙江有缙绅寓吴门，御下最残忍。性好淫，家中婢妪无不污狎之者。然稍有不遂，则褫其下衣，仰天而卧，一棰数十，有号呼者，则再笞如数。或发烙铁烫其胸，或以绣针刺其背，或以剪刀剪其舌，或以木枷枷其颈。其有强悍者，则以青石一大块凿穿，将铁链锁其足于石上，又使之扫地，一步一携，千态万状，难以尽述。”该劣绅虐婢行为，令人发指。

女堕民也称“老嫚”，作为贱民，可以随意欺辱。“老嫚是贱者，这在不熟掌故的人，也会望文而意会的。查字典嫚音慢，谏韵，与慢同，易侮也。老嫚就是从小到老，一直可以被人侮辱的女人。”特别是稍有姿色的女堕民，遭到平民，特别是主顾侵犯和骚扰，比比皆是。女堕民执业时，受到骚扰，应属常态，司空见惯。明代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记载，女堕民“如吴中所谓伴婆者，或迫而挑之。不敢拒，亦不敢较也”。明代万历《新昌县志》记载：“又有乐户十余姓，业鼓吹歌舞役，自相婚配，男妇多听大家使令，凡饮宴率用之行酒。游侠之徒，多聚饮于其家，使其女供歌唱，或宿卧于其房，不拒也，不如意则唾骂鞭挞之，不敢逆。”绍兴老嫚时常带着年轻漂亮的媳妇和女儿执业，往往遭到客人调戏。“老嫚有随带少年媳女者，常为贺客开心，或吊客大悦的资料，俗呼‘嫚线’。绍兴有鳗鱼如鳝鱼而色白，初生幼鳗其细如线，此盖假名，以喻纤细。”日据萧山时期，堕民行当难于开展，生计惨淡，濒临绝境。汉奸地痞王继发以为“贫仔”（堕民）可欺，胁迫“堕民埭”严家底的一个姑娘做妾，还强奸了姑娘的母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位姑娘的母亲在镇压王继发的控诉大会上，当众揭发其令人发指的罪行，激起群众的公愤。“替新娘子做喜娘，须对贺客们的作弄予以得体的应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非普通女佣所能胜任愉快的，这是‘走脚埭’的专门技能之一。”年轻漂亮的女堕民在婚礼上“做老嫚”，遭到戏弄乃是常态。

旧式婚姻闹新房，识者非之。号称缙绅之家，女儿出阁，不甘使受闹房耻辱，遂使李代桃僵之计，雇艳慧之喜娘以护之，于是世俗闹房，转其鹄的以闹喜娘，诚别开生面也。喜娘之事，随小姐至婿家，供佳期闺房伺应，实同陪嫁，犹法曹之陪审，丧家之陪哭，乃至如时下之滑稽家所谓选举之陪票。妇女有以此为恒业者，江浙通称伴娘。新式婚姻之女傧相，亦其类也。富家嫁女选喜娘，以妍丽轻佻为尚，重金犒之。闹房时候，喜娘当众周旋。客劝新娘饮，引杯代盏之；客观新娘面，掩袂遮搁之。故作轻颦嫣笑，不啻魂受神与，翻弄簧舌，卖弄风情，任人调戏，不以为忤，借此聊博浮浪子弟之欢，稍解娇怯新人之辱。客见喜娘可喜，往往闹定思闹，一宵不足，闹到三朝。以一少妇而当无数恶勇，虽仅口手迎拒之劳，然心身亦疲惫不堪。恃此以谋衣食，诚女人之悲哀也。

绍兴的“三姑事件”，则是典型的“嫚线”遭到戏弄。三姑“布裙粗服，不掩其美，而聪明伶俐，能言善辩，令人之意也消。一般贺客，目眩神迷，罔不倾倒。新郎默念，倘得拔赵易汉，庶几无憾，于是怡颜怡色，日伺妆台，进以游词，赏以厚币。三姑艳若桃李，冷若冰霜，初不假以辞色。新郎益重之，所以承其欢心者，无微不至。无何，三姑意不自持，遂定情焉。密月届满，遣发伴姑，例犒之外，新郎益以私蓄，丰逾常额。三姑既归，渐觉信水不至，腹部隆起，一索而得，竟出意外。家人穷诘，姑不能隐，悉陈颠末”。于是，三姑家人“亟亟为留椟还珠之计，

制谐狼剂，强令服下。逾夕而胎下，事遂外泄，颇受戚鄙揶揄。且姑已罗敷有夫，婿家索返聘金，谋退婚。三姑不能忍，抑郁而死”。美貌的堕民姑娘三姑做伴娘，被新郎勾引，不慎怀孕，最终导致抑郁而亡的悲剧。

主顾雇佣老嫚，原本喜欢年龄稍大、经验丰富的中年或老年妇女，然而，有些心术不正的主顾，却别有所图。“但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则情形大变，老的喜娘除尚可役于一般乡下人家外，在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些人家，根本不吃香了。他们有权可以任意点名，要叫堕民的青年女儿或青年媳妇来服役，作取乐开玩笑的对象。其中也有不少的青年女喜娘，受金钱诱惑而失身的。但女喜娘的父母，有碍体面，不敢声张，主人可以随便跑到堕民家中去玩，侮辱青年‘老嫚’的事情则更多，到国民党统治末年，这种风气更盛。”国民党统治时期，年轻貌美的老嫚，公然受到侮辱，堕民迫于生计，也不得不忍辱相从。

宁波女堕民从事“送娘”（伴娘）工作时，遭到戏弄也是家常便饭。“在普通人家陪送新娘中，送娘尤其长相标致的常遭夫家帮忙人的捉弄，如向送娘出难题，罚唱、喝酒，甚至猪油调镬煤，把送娘的脸抹得像包公一样黑。”作家王静曾目睹“送娘”遭客人调笑。“儿时，我跟外婆去她的故乡，看到了送娘子。那时我才七八岁，什么都不懂，只觉得送娘子很好笑。大人们有的在取笑，有的拼命地往她身边挤，一些男人还起哄：‘谁敢摸她的屁股？’当时，是满堂的笑声。”王静幼时到外婆家参加婚宴，看见新娘背后紧跟打扮怪异的“送娘子”。男宾百般戏弄，“送娘子”却不恼不怒，仍笑着为新娘张罗，王静颇感诧异。

堕民艺人地位低下，经常受到侮辱，以前绍剧并无女艺人，女性均为男演员扮演，男扮女装的艺人也被作为“女艺人”遭到侮辱。“就是男角扮演花旦，也被归属女性一类，低人一等，倘有豪门贵族摆酒，即令他们化妆陪酒，强作妇人之状，供人取乐。”自从章艳秋成为绍剧第一个女艺人后，陆续有女性加入绍剧班社。

不屈的绍剧女花旦钱某因抗拒萧山土匪头子“次坞阿兴”的强暴，惨遭粗暴虐待，令人发指。萧山临浦有个臭名昭著的土匪头目俞继鹏，老家乃萧山河上店次坞，绰号“次坞阿兴”。俞继鹏祸害乡里，无恶不作，杀人不眨眼，乃是将人心挖了沽老酒吃的恶魔。1946年，绍剧祥金舞台前往萧山临浦演出时，俞继鹏也在台下看戏，竟然看中了戏班中年轻漂亮的女花旦钱某。戏散场后，俞继鹏大摇大摆地来到后台，勒令陈四八班长第二天带几个演员到府上唱堂会，并且点名钱某非去不可。谚语曰“人怕出名猪怕壮”，被点到名的几个演员听说要到俞继鹏家唱堂会，吓得彻夜难眠。第二天，四八班长如约带着演员战战兢兢地来到俞继鹏家，小心翼翼地演唱，如履薄冰，丝毫也不敢怠慢，生怕惹火烧身。酒席上的俞继鹏酒足饭饱之后，将手一挥，示意演员退下。演员悬着的一颗心刚放了下来，谁知俞继鹏眯着淫邪的眼睛，盯着钱某，要把钱某单独留下。四八班长立即跪地叩头，哀求俞继鹏放过钱某，声称自己带姑娘出来，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无法向其家人交代。俞继鹏勃然大怒，将手枪“啪”的一声扔在桌上，威胁四八班长和钱某。四八班长和几位演员不敢多言，明哲保身地返回戏班。俞继鹏不顾钱某苦苦哀求，将其拖进房间，强迫就范。钱某早已许配人家，自然不愿屈从，奋起反抗。俞继鹏霸王鞭上弓，将钱某强暴。俞继鹏作恶后，命人将钱某抛入小船，送回戏班。钱某年仅十八岁，父母早亡，两个姐姐也已出嫁，一个哥哥去上海做生意，家中还有两个既聋又哑的妹妹，平时生活来源就靠两个出嫁的姐姐瞒着夫家来接济。三姐妹相依为命，钱某经人介绍来到戏班学戏，原指望赚点微薄的工资抚养妹妹，谁知招惹飞来横祸，害得卧病在床，非但挣不到钱，反而在家疗伤达半年之久。

堕民乃“底边社会”的“底边阶级”，所受压迫和欺辱最为严重。四民“戏弄”堕民习以为常，且以此为乐。堕民演员到各地演出，也受到地方豪强势力的欺压。堕民乃是任人宰割的“唐僧肉”，公然遭到清末衙门差役的勒索。国民党军警也无端骚扰堕民，凡发生治安案件，可不必履行正常的法律手续，径直闯入堕民家中搜查。绍兴沦陷期间，堕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堕民遭到日伪军的任意伤害，生命安全也没有保障。稍有姿色的女堕民，遭受侮辱更是家常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