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国民党军警骚扰堕民

官僚、兵痞流氓，无恶不作，耀武扬威，成为堕民的“死对头”。全面抗战前夕，绍剧堕民艺人筱扬松的遭遇颇为触目惊心。因母亲逝世，筱扬松从外地奔丧回家。巧合的是，绍兴宪兵队队长高伯泉做寿，得知筱扬松回来，派勤务兵前来传唤唱戏。筱扬松因母亲晚上入殓，无法脱身，允诺改日登门演唱。高伯泉不依不饶，又派勤务兵催促。筱扬松深知再推辞，定会惹出祸端，只得强忍悲痛，赶到高府。高伯泉坐在二堂，面色铁青，厉声责问筱扬松，派头如此之大，连请二次也不肯来。高伯泉说着往腰里一摸，将手枪猛地往桌上一拍，吓得筱扬松魂飞魄散。筱扬松连连求饶，表示马上献唱。筱扬松连哭带笑地唱了几段，才跌跌撞撞地逃离虎口。

老闸大戏院每次演出绍剧，台下总有不少戴铜盆帽，挂木壳枪的“拆白党”，稍有触犯，便从中起哄。戏演完后，则扬长而去，演员辛苦一场，有时“白板”，有时只能各分一包针线钱。小七龄童如是说：

老闸戏院，过去称老闸大楼，其实不是很大，只有四层楼，四楼晒台，三楼住宅，二楼戏院，底楼大门，大门两旁是柴爿行，经常柴爿堆积如山，有时堆得几乎与二楼戏院一样高。一天夜里，演出结束，铁门紧闭，演职员们吃过夜宵，上床休息。凌晨二点，突然十多个国民党海军官兵从柴爿堆上一点一点地爬上了戏院，冲进后台。他们翻箱倒柜，寻找财物，但找到的都是一些戏剧服装、刀枪道具之类，并没有值钱的东西，这使得他们恼羞成怒。他们依仗是国军，又人多势众，就摔戏箱，毁道具，嘴上脏话不绝于耳，称“老子前方为你们打仗卖命，你们却在这里享福”，并指名道姓要老板出来问话。随后七龄童、六龄童、章宗汉等人赶来，好说歹说，这些人就是不肯走，赖在戏院里，因为他们是来抢劫和敲诈勒索的，无所收获怎么肯走呢？随后七龄童、六龄童、章宗汉拿来五十枚银洋和金戒指，这些“菩萨”才被请出了戏院大门。

老闸大戏院位于苏州河畔的老闸桥边，为四层钢筋水泥结构的房子，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时，国民党军队以此作为堡垒，在戏院门口用米袋筑成工事，几挺机关枪封锁四周，由两个排的兵力守卫。章家老小全部被赶到三楼的十七号房间，严禁进出，也不给他们任何食物，有士兵在门口把守。时章益生已瘫痪在床，由妻子周凤仙照顾。国民党士兵见财物就抢，见食物就吃。章宗汉在四楼养了许多鸽子，他们用枪打死，烧了就吃。老闸大戏院每间房子的财物都被洗劫一空，房里房外一片狼藉。时枪战十分激烈，被关在十七号房间的章家老小，老的还能忍受，小的却啼哭不止。经央求门卫同意，七龄童带着两个儿子章金元和章金云爬着前去九号房取食物。每个房间的窗户都用纸条封住，用棉被掩盖，突然一颗子弹从头顶飞来，吓得仨人连忙退回。七龄童有块昂贵的金表，军官假意过来询问时间，强行将表抢去。还声称“老子”保卫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就应该有所回报。

苏州丐户（堕民）周传瑛及其“国风”剧团，受尽了国民党官兵的欺辱。“生活上的苦，倒还容易忍受，难以忍受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的迫害。那时候演戏也常常客满，但都是看白戏的国民党官兵，他们吵吵闹闹，一个钱都不给。有时候他们要我们唱黄色戏，我们不唱，他们就持枪上台殴打。有一次，有两个恶霸同时点了两出戏，我们唱了一出，另一个就怀恨在心，第二天演戏的时候，他用一张钞票包着一块石子狠狠地朝台上掷来，结果戏也演不下去了。”1948年，周传瑛带着“国风”到江阴蒲鞋桥的草棚演出，戏已演完，两个恶棍同时吆喝，各点了一个小调，都要抢先，并为此争吵起来。一张嘴不能同时唱两支小调，总有个先后。周传瑛不得不两边说好话，两个小调张娴都唱了，当夜总算平安无事，以为已应付过去。哪知第二天唱《活捉张三郎》时，当唱到阎婆惜卖身葬父，张娴唱完“三十两银子卖与你”后到台口跪下，冷不防台下一句“我买了”，接着飞上来一块用一张金圆券包着的三角尖石头，击中张娴身口。张娴被打得当场吐血，晕倒在台上。台上台下乱成一团，戏也被迫停演。肇事者就是昨晚点唱小调因放在后面，特地前来闹事的恶棍。张娴从此患上头晕咯血的毛病。周传瑛打听到该恶棍乃是江阴炮台上的一个“司军”，只得忍气吞声，受辱负耻，惹不起躲得起，连忙卷起铺盖走人。

“国风”转移到常熟埭上的一家小戏馆唱戏，戏馆虽小，但戏班能进去演出已不容易。“国风”演出《剪舌记》（又名《血泪相思》），周传瑛对该剧能卖座有六七成的把握。那时，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摇摇欲坠，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像周传瑛这些等米下锅的“戏子”，无法应付。周传瑛心里不踏实，开锣前询问前台卖座情况如何，前台摇头表示“危险”。刚问完不久，突然有人来说“客满”。“一问才知拥进来一批打内战败下来的国民党军队的伤兵。他们一个人要占三个座位，坐一个，脚翘起来搁一个，拐杖儿又占一个，四五十个伤兵却把剧场全部占满了，还乱哄哄地大吵大嚷。已经买了票的正经观众一见这批伤兵进来，纷纷站起，全部退票，走得一个不剩。我们和前台走过去，想和这批伤兵商量一下，还没等开口，就差一点吃耳光。戏馆前台老板怕出事，也逼我们开锣。我们真是没有办法，强忍着眼泪唱，唱完了大家饿着肚子钻进被窝里出眼泪。”时兵荒马乱，散兵游勇四处游荡，见人就寻衅滋事。“国风”白天不能出门，夜里不敢动锣，只能找深院、书场或蚕室，关上大门，请上几个老顾客听听清唱，依靠听客施舍的几文钱聊以度日。周传瑛的儿子周世瑞感慨地说：“在国风苏剧团这个被称作‘叫化子戏班’的演艺生涯中，父辈们受尽了流氓地痞和国民党散兵游勇的欺凌，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与苦难。”周世瑞也跟着父亲的戏班巡演流浪，受尽了国民党官兵的欺辱。

绍兴永福街堕民乐户世家的吴阿牛，祖祖辈辈都以唱戏为生。阿牛出门做生意时，半路上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送往东北前线抗日。东北天寒地冻，南方人难以适应，阿牛双脚被冻伤，溃烂难以行走，不能再上前线作战，被部队辞退返乡。阿牛历经磨难回到三埭街，可家中早已人去楼空。阿牛乃家中单丁独苗，父母得知阿牛被“抓壮丁”后，痛不欲生，双双病倒。堕民家无隔宿之粮，根本无钱医治，相继病逝。好心邻居找来破席子和破棉絮，裹上尸体葬于乱坟岗。阿牛家原先租住的房屋也被房东收回，成了无家可归之人。阿牛想到三埭街内还有一位叔叔，便前去敲门。婶婶见侄子衣衫褴褛，拄着双拐，连忙紧闭大门，将其拒之门外。阿牛在门外苦苦哀求，二叔隔门绝情辩解，并非二叔狠心不肯收留，实乃自家也是穷得揭不开锅，一家人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且阿牛伤重需钱医治，不得不忍痛拒之门外。阿牛走投无路，身处绝境之时，恰巧绍剧名旦玉麟倌（林玉麟）路过，收留了阿牛。玉麟倌为阿牛求医问药，阿牛很快病愈。为了让阿牛自食其力，玉麟倌乃找表弟林泉源商量，兄弟俩向几个家境尚可的人发起一个民间自助储金的“斗会”，筹集五十块大洋，嘱咐阿牛到上海开爿年糕店。阿牛感激涕零，每天起早摸黑地干活。谁知事与愿违，终因积劳成疾，旧病复发，不仅未赚到钱，反而把本钱也蚀得精光。举目无亲的阿牛不得不再次回到三埭街，贫病交加的阿牛无颜再去找玉麟倌，暂时栖息永福庵。玉麟倌因忙于做春节的演出准备，给阿牛送去一些衣食，以解燃眉之急。然而，就在这辞旧迎新之际，阿牛带着痛苦与凄凉，悲惨地死在破庙。

凡是发现地方治安案件，堕民往往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无端怀疑。“凡发生盗窃、抢劫案件，皂役、地保、警察、保甲长均无需履行当局所颁布之法令，可至堕民聚居区任意查抄或抓捕，堕民人身、财产较一般平民更无保障。”只要有偷盗案件发生，堕民成为首先怀疑的对象，正如欧洲将小偷与吉卜赛人联系起来一样。封建社会的衙役和民国时期的警察，无须履行当局颁布的法令以及法律手续，即可到堕民家中随意查抄和逮捕，其权利得不到任何保障。绍兴籍作家柯灵也谈到绍剧演员大都是堕民，每人都有一页辛酸的历史。“过去当绍剧演员的基本上是一种人，那就是‘堕民’：绍兴社会上的贱民阶层。堕民聚居在划定的区域，和普通的老百姓轸域分明。富贵人家发生窃案，警察常到堕民聚居区侦查。堕民就在这样的屈辱地位中求生存。”柯灵也为堕民打抱不平。家住三埭街的“六龄童”对此有着切身的感受：“他现在住的绍兴劳动路，原称学士街，与永福街和唐皇街并称为‘堕民三埭街’。在解放前，凡绍兴有什么失窃，国民党政权的警察可以在三埭中任何一家住户翻箱倒柜，不需要其他法律手续。”堕民地位极端低下，饱尝被歧视的辛酸。堕民被欺辱，也只得忍气吞声，逆来顺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