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信用合作社的起源与引入

人类很早就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采取合作互助的形式共谋生存，并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各种合作组织。例如，中国古代就有“社仓”“钱仓”“合会”等社团组织和行会组织。但是，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合作首先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它产生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基础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具体而言，最初的合作组织是经济上处于弱小地位的一部分人，为了对抗大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自发联合起来，由此进一步产生了希望通过合作制度去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的思想。这是合作思潮初期的主要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经济上弱小地位的人主要是农民、城市手工业者等小生产者、工资收入者（主要是工人阶级）等三大类。最早提倡合作经济的是英国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傅立叶等。但是，他们采取的是阶级调和政策，希望通过发展合作经济，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和平转变。实践证明这是行不通的，空想社会主义最终失败。

从实践的起源上看，世界上最早的合作经济是在英国出现的。1844年冬，28个法兰绒纺织工人在曼彻斯特附近的罗虚戴尔小镇发起组成了一个消费合作社，确立了入社自由的“门户开放”、一人一票的“民主管理”等原则。罗虚戴尔原则虽然产生于消费合作，但对之后产生的生产合作、供销合作甚至是信用合作，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世界上最早的信用合作社产生于德国。雷发巽（1818—1888年）于1849年捐款6000马克，在莱茵河畔一个叫作安赫生的村子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信用合作社，1854年又创办了第二个信用合作社。但是这种单靠少数人捐款的方式来建设信用合作社不如发扬群众的互助精神，也就是雷发巽后来讲的一句名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1962年，雷发巽按照这种精神在普鲁士的亚胡逊正式建立了一个由农民参加的信用合作社。在这个信用合作社的示范作用下，逐步推广开的信用合作社到1877年已经发展到了30个，雷发巽的伟大创举开创了信用合作事业的新纪元。信用合作社的成功给农民以事实的教育，增强了农民的信心，信用合作社迅速发展起来。同时在德国的影响下，信用合作社在整个欧洲普遍兴起，法国、荷兰、瑞士、奥地利、俄国、英国等都先后创办了信用合作社，形成了一股规模宏大的群众性合作运动。

19世纪后半期，在无产阶级政党开始从领导工人运动转向夺取资本主义政权的形势下，如何对待欧洲正在兴起的合作运动成为无产阶级领导者必须思考和对待的重大策略问题。当时，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讲道，“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1)对于合作的具体方法，恩格斯进一步提出，“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如果他们下决心的话，就使他们易于过渡到合作社。如果他们还不能下决心，那就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2)可见，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恩格斯是充分估计到了合作经济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到了20世纪初，特别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诞生之后，无产阶级领导者列宁等认识到，合作社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好方式，国家也有条件给合作社以大量的财政援助。“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私人利益、私人买卖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尺度，找到了使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尺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解决不了的难题”，“幻想出种种工人联合组织来建设社会主义，是一回事；学会实际建设社会主义而使所有小农都能参加这个建设，又是一回事。我们现在达到的就是这段阶梯”。(3)也就是说，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不再是“幻想”而是现实了。

在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政策是其“三民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合作制是他提出的实现这一政策的中间手段。他在民生主义第一讲中这样说：“分配社会化就是新发明，这种发明叫作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是由许多工人联合起来组织的。工人所需要的衣服饮食，如果要向商人间接买来，商人便从中取利，赚很多的钱。工人因为想用贱价去买得好物品，所以他们便自行凑合，开一间店子，店子内所卖的货物都是工人所需要的。所以工人常年需要的货物，都是到自己所开的店子去买，供给既便利，价格又便宜。到了每年年底，店子所得的盈利，便依雇主消费的多少分派利息。”(4)孙中山用这种通俗语言介绍合作经济的基本原则，与他的“节制资本”思想是一致的。另外，他还在《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中提出地方自治的几件事就有农业合作、交易合作、银行合作、工业合作、保险合作等。可见，他是把合作经济作为救国救民、建设新中国的道路提出来的。

五四运动之后，爱国知识分子开始进一步将欧洲的各种先进经济思想介绍到中国来，以此探索中国富强的道路，中国合作经济思想的启蒙和实践便由此开始。其中，最积极的代表人物当属薛仙舟了。他通过创建“平民周刊社”创办刊物来进行合作思想启蒙教育，具体有宣传合作经济思想、进行合作经济教育、讲授合作理论等做法。1919年，薛仙舟发起创办了“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作为推广信用合作的示范。该银行移植了德国“许尔志”式的合作银行，实属中国第一个城市信用合作社。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虽然1930年停业，但对以后的合作运动起到了重要的启蒙和示范作用。

1920年中国北方五省旱灾救济工作结束之后，“中国华洋义赈救灾会”为处置300多万元救灾余款，专门开会讨论并建议把这笔款项用于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帮助农民解决生产和生活困难。“义赈会”于1922年成立“合作委员会”，专门负责信用合作事业的组织和推动。中国从此出现了一个以上海福利团体为领导、社会知识界参与的中国早期信用合作事业局面。实际上，“义赈会”也在推动信用合作方面采取了一些比较可行的办法，具体而言主要有：拨出经费作为宣传、调查、试验之用，出版定期刊物《合作通讯》，出版中外文丛刊80余种，建立图书馆；举办训练班，利用冬季农闲季节开办合作讲习所，训练和组织信用社人员；仿照德国雷发巽式信用合作社草拟中国信用社章程，并帮助建立基层信用社；为了推动农村信用合作事业，“义赈会”与社会团体、学术团体以及其他农村建设事业部门进行密切合作，推动农村经济建设；拨出款项支持信用社的建立，无论是“义赈会”直接组织的信用社还是群众自发组织得到“义赈会”认可的信用社，都会经常得到“义赈会”的贷款支持。1923年，“义赈会”在河北省香河县城内组织成立了第一个信用社。同时，涞水县城关和定县悟村群众自发建立的信用社也被“义赈会”承认。这是中国农村最早建立的信用社。到了1927年，“义赈会”建立和承认的信用社已经接近500个。(5)

中国合作经济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是1924年开始的。加上当时社会福利团体的具体扶持和组织推动，农村信用合作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形势。毛泽东在其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6)1927年2月，黄冈县团风镇建立信用社，还发行了“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流通券”。当年，闽西上杭姣洋区农民协会创办的上杭姣洋区农民银行也属于信用社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