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新时代：数字技术驱动下的数字时代

1.1.1　技术与现代技术

技术是什么

克劳斯·施瓦布认为，技术是通过社会机制开发出来的解决方案、产品和举措，它包含一整套假设、价值观和原则，服务于人民和社会制度，反过来又能够影响社会生产力、结构和地位。[1]

按照克劳斯·施瓦布对四次工业革命的划分，无论蒸汽机的出现推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还是电力的发明与大规模应用推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亦或计算机和通信技术引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或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推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发生的背后是一次次技术革命的推动，工业革命的发生又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颠覆性革新。可见，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多么巨大。

现代技术的特征：全面地介入

现代技术和传统技术相比，体现出了对人、社会和产业全面介入的特征：

现代技术深度地介入了人的个体。人类也越来越依赖技术获得感知经验，并与社会互动。人体增强技术（Human Enhancement Technology）、生物打印技术（Bioprinting Technology）、生物识别技术（Biometric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等新技术的发展，使得技术和人相互嵌入，人和技术的边界日益模糊。

现代技术深度地介入了社会。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技术化社会，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技术使得万物都被清晰呈现、精准链接和高度关联，一个线上线下结合、虚实结合的新社会正在崛起。

现代技术深度地介入了产业。新技术+传统产业=新产业，未来的新产业必然是新技术驱动下的创新产业。尤其是植根于前沿科学和先进工程领域的新兴技术，如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量子计算技术、脑认知技术、生物技术等新兴技术，将不断颠覆现有的行业，创造出新的市场，同时不断破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紧迫问题。

现代技术的问题：高风险性与技术鸿沟

现代技术的风险越来越高。数字技术对人、社会和产业的全方位深度介入，使得技术对人类和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技术的创造者和使用者被赋予了更强的能力，技术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正与日俱增。

现代技术造成了新的技术鸿沟。随着技术改造社会能力的提升，新技术带来的技术鸿沟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大，这种技术鸿沟会造成新的不公平和更大的贫富差距。比如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数字鸿沟具体包括获取数字资源和接入数字应用差异导致的“接入鸿沟”，数字技术能力差异导致的“使用鸿沟”，以及数字原生资源差异导致的“原生鸿沟”。

数字鸿沟导致利益分配趋向不均等化，会产生比传统经济更严重的利益分配不平等和更大的贫富差距，尤其数字世界的资产比实体世界资产的创造和积累快N倍，源自数字原生的鸿沟（比如加密数字资产）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差距和不公平。

技术伦理：技术公益、科技向善

“技术工具论”理念非常流行，很多人都会想当然地认为技术是中立的，它不好也不坏，它的好坏完全决定于使用者。这种技术工具论的观点实际上是相当危险的。如果技术是中立的，那么技术在设计、研发之初不需要任何价值伦理的制约，其结果就是技术在应用中的不公平性和潜在风险大大提升。

首先，我们要明确技术的价值导向性。只有树立这种价值伦理在先的技术观，才会有助于促进公共利益；只有具备社会责任感的技术研发，才会有助于积极的、应势而为的技术治理体系的出现。2018年生效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中指出，要将价值观纳入技术开发过程，确保技术开发反映社会整体的价值观，而不只是开发者的价值观……我们要积极全盘考虑技术开发各个阶段可能产生的道德、价值观和社会问题，因为这将大大影响技术整合和支持社会共同利益的方式。[2]

其次，我们要树立高度的技术风险意识。新技术与传统技术不同，它对人类及社会的介入越来越强，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强，因此我们必须对技术采取更加严格而谨慎的态度。比如随着强人工智能的到来，人类是不是会被人工智能统治；再如纳米材料等新材料可能对环境或人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而当这些材料尚未广泛应用的时候，大众也许不会意识到技术潜在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必须仔细探讨技术的功能、应用、风险及其存在的任何不确定性。

最后，我们要将技术和公益有机融合。在技术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福利与危险紧密相连。危险的一面在于我们越来越不能够确定，某个追求是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就像我们容易在网络（Cyber）空间的不断点击（click）中迷失方向。因此，我们应该把技术当作公共领域的一个“公事”，而不是技术工作者或企业的“私事”，使得技术成为“赋能，而非支配”，未来应当“由人类设计，造福于人类”，技术应当“使价值观成为特点，而非漏洞”。[3]

技术反思：技术的目的是什么

技术已经把人类社会连点成网，使其高度颗粒化、具有高度关联性，我们已经相互链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在这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技术社会里，我们需要反思技术的目的是什么，并基于此建立起正确、积极、统一的价值观。

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说：“人是万物的尺度。”除人之外，一切都是手段。所有技术应该服务于人，让人过得更好，“人”才是技术发展的唯一目的。因此，我们必须遵循“以人为本”和“科技向善”的技术准则，并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将价值观付诸实践。

1.1.2　数字经济的认知

从技术的维度，我们可以将人类文明划分为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和数字经济时代。在时代变迁中，社会经济形态和商业形态不断地发生变化。

农业经济时代，主要的产业是农业，人们的劳动场所主要在田野。农业经济时代的生产是自然化的生产，人们依托大自然进行劳动生产，分工比较简单，劳动流程也是非标准化的。农业经济时代的信息流动主要依靠人或畜力这样的交通工具进行，社会要素流动缓慢，社会的变化也相对缓慢。

工业经济时代，主要的产业是工业，人们的劳动场所主要在工厂。由于人们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工业经济时代的生产开始体现出改造自然、掌握自然的趋势。生产过程呈现出机械化、自动化和专业化的特征，劳动分工也越来越复杂。工业经济时代的信息流动主要依靠火车、汽车、轮船、飞机等交通工具进行，社会要素加速流动，社会变化的进程也相应加快。

数字经济时代，人和物体正在不断地数字化，数字化的要素相互链接、互动协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数字化网络。数字社会主要的产业是数字产业（包括数字化产业和产业的数字化）。人们的劳动场所主要在网络、数字空间。人们不仅仅改造了自然，同时也打造了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数字空间，数字经济时代的很多工作都与数字加工和传输相关。数字经济时代呈现出网络化、数字化的特征，劳动分工也日益复杂，更多行动是通过网络协同完成的。信息量单位从原先的原子变成了比特，信息流动瞬息就能实现，社会要素流动进一步提速，社会变化的进程也进一步加快。

数字经济时代与传统工业经济时代在生产方面有不同的特征，具体表现在新基础设施、新生产资料、新生产关系和新生产结构等方面。

农业经济时代生产的基础设施是土地，工业经济时代生产的基础设施是“铁公机”，包括铁路、公路、机场等。数字经济时代生产的基础设施则是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智能终端等。

农业经济时代的生产资料是锄头和斧头，工业经济时代的生产资料是石油，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资料则是数据。数据在基础设施之间流动，并在流动中创造价值。

农业经济时代的生产关系是人与土地的关系，工业经济时代的生产关系是人与工厂的关系。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关系是网，并且在区块链的技术驱动下，数字网络空间将形成去中心化的信息网络。

在新的基础设施、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数字经济时代全新的生产结构形成了，那就是基于网络的大规模协同与共享。在大规模协同与共享中，人和物都成为一个个颗粒，在线、相互链接、交互的颗粒，我们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正在前所未有地关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