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与文化孕育：小空间里孕育，中空间里融合，大空间里展开

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说：“中国地理环境的基本特点是自成独立的地理单元，并且有一种天然的多元向心结构。这需要作一点解释。首先，中国的地形像一个大座椅，背对欧亚大陆而面向海洋。它的四周为高山、大川、沙漠、海洋所环绕，从而形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中国史前文化基本上是本地起源和独自发展的。但中国又是一个地域辽阔和地形非常复杂的国家，各地自然环境存在鲜明差异，在漫长的史前时期，逐渐发展出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从文化生态角度看，可归结为“在小空间孕育，中空间融合，大空间展开”，为突破周边自然地理限制，展开文明交流，演绎了艰苦曲折的征服与反征服斗争，地域越来越大，成为地球社会的一员。

1　在小空间里孕育，中空间里融合

我们常说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其实，就黄河干流而言，除了破坏就是破坏，反是文明发展的障碍（如对黄土高原地貌完整性的破坏，对下游平原的冲毁与淹没）。真正孕育文明处是黄河支流，在支流的河汊两岸的小空间，是发育文明的温暖子宫和产房。黄河中游，山川相间，黄土厚覆，流水侵蚀，形成枝杈纵横的小水系和小空间。小空间由溪流、河漫滩、两岸冲积平原和山前平原构成，高山是天然保护伞，山间肥沃土地适宜农耕。中华文明先在此等安全舒适的小空间里孕育，渐渐发展壮大，经由水系的脉通连贯，弥漫于大水系。所以，中国文化一开始就在大地面上展开，在中等地面上融合，于小空间里孕育。

放眼中国版图，此等现象广泛存在，考古发现，长江中下游也有丰富的文明孕育，故云“满天星斗”，每条河流就是一个大摇篮，部落文明几乎同步降生。但与其他文明形态（埃及、巴比伦、印度古文明）显著不同的是，似乎老天爷为它们只准备了一个“胚胎”，只能孕育一个孩子，准备了一个摇篮，一旦一个夭折，文明便中断湮灭了。而中国自开始就是在一个大地面上，老天爷准备了很多“胚胎”，孕育好多孩子，准备很多摇篮，一个夭折，其他孩子照样成长，发展壮大，传承文明灯火。但就黄河沿岸而言，黄河母亲即孕育了无数的“孩子”，由于有共同的地理环境，有相似的生活方式，便从开始就走向内部融合之路，即在中空间里融合与壮大。

这个中等空间，其实是在黄河中下游，中国地势的第一级东侧，第三级的西侧，地处中原腹地的关中盆地与洛阳盆地一带。从这儿向西进入关中平原、运城平原和黄土高原；向东，黄河流经郑州桃花峪以下，地势进一步变得平坦，泥沙得以大量沉淀，形成了幅员广阔的黄河冲积扇平原，华北大平原（又称黄淮平原）。这里气候适宜，土壤肥沃，厚植了远古中华文明的根脉，孕育了中国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

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文化序列一直没有中断，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到中期的仰韶文化、晚期的龙山文化，一直进入夏商周时代，谱系连贯，一脉相承，不断与周边文化碰撞、交融。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中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随着河南巩义双槐树古城发掘和披露，该地区中心地位可以上推1000年，到达5000年前的黄帝时代。

考古证实，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为唐尧、虞舜都城，在运城盆地与中条山交会处。西、南为黄河环绕，北有吕梁山、汾河，南有中条山，自然环境极为优越，定位天下之中，“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有了“王朝都城”的功能。

夏文化发源于今河南西部，在洛阳以东的伊洛河岸发现了“夏都”遗址，表明夏文化在登封、洛阳和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之间变换。

商文化则在黄河下游，商丘、郑州、洛阳、安阳都有其都城踪迹，而在安阳洹河岸边居留时间最长。商人原在宋地（今河南商丘），周边有孟诸泽、蒙泽等，向北也是湖泊相连（如荥泽、圃田泽、大陆泽、雷夏泽、菏泽、大野泽等），显然不适合人类生存。为此，商人在黄河冲积扇前缘地带反复寻找生存空间，迁都凡八次（其中商汤征服夏桀曾在洛阳盆地建都，后东返故地），才在洹河岸边定都。这里恰处在黄河东出桃花峪经大伾山北流后黄河西岸与太行山环抱的山前平原地区，不为黄河干扰。洹河、淇水、漳水等流入黄河。商人被视为东夷文化的代表。

周人曾是商人的一个部落邦国。盖在虞舜时西迁陕西邠县，与戎狄杂处（公刘时代），后古公亶父率族人南迁周塬（今陕西岐山、扶风县交界），立宅岐山之下，在渭河两岸定鼎发展。周武王于牧野之战击败商纣王，臣服大邑商，封建天下，才陆续将关中平原、伊洛河平原、黄河下游、淮河上游、山东半岛融合一体。

从中观空间看，首先是华山北侧的黄河大隈曲应格外注意——此处有泾河、洛河、渭河、汾河、悚水等支流，其上游小水系，河汊纵横，肥土沃壤，光热充足，是孕育农耕文明的温床。其次是伊洛河流域，这儿降水更为丰沛，枝杈众多，也是一理想的文明孕育区。最后是黄河冲积扇平原与太行山东麓向北，以及沿着嵩山、伏牛山向东南的淮河上游地区在政治力量的牵连下彼此便在大地面上铺排开来。

2　在大地面上铺排：是满天星斗还是重瓣花朵？

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埃及、巴比伦、印度的文化，比较上皆在一个小地面上产生。独有中国文化，产生在特别大的地面上。”这个地面有多大呢？但就黄河流域而言，在黄河及其支流的河边台地上，发现了一系列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古城址，可分为河套地区史前古城、中原地区史前古城和海岱地区史前古城三个区域，具体如下。

河套地区史前古城地跨黄河上、中游，包括内蒙古凉城县境内的老虎山、西白玉、板城、大庙坡等岱海周围石城群，内蒙古包头市的阿善、西园、萨木佳、黑麻板、威俊、纳太等大青山南麓石城群，内蒙古准格尔旗的百草塔、寨子圪旦、寨子塔、寨子上、小沙湾、二里半，清水河县的后城嘴、马路塔，以及陕西佳县石摞山、神木市石峁等南下黄河沿岸石城群。河套地区古城群除了百草塔和寨子圪旦两座古城属于海生不浪文化，距今5000余年，其余古城均属于老虎山文化，距今4700—4300年。这些古城最主要的特点，一是分布密集，具有聚集性；二是大多有石砌城墙、石筑房屋和石构祭祀遗址；三是除石峁古城外，大都规模较小。

中原地区史前古城分布在地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腹地，有山西襄汾陶寺，河南巩义双槐树、郑州西山、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密新砦、郾城郝家台、平顶山蒲城店、博爱西金城、温县徐堡、濮阳高城、濮阳戚城、安阳后岗、辉县孟庄、淮阳平粮台等遗址。除巩义双槐树、郑州西山古城属于仰韶文化时代距今约5300年外，其余古城均属于龙山文化，距今4600～4000年。中原地区史前古城有以下特点：一是均有夯土城垣，二是城址平面多呈方形，三是多有城墙和城壕多重防御体系，四是城址内外的居住区、作坊区、墓葬区等大都做过统一规划。

海岱地区史前古城分布在黄河下游，发现有山东滕州西康留、尤楼，阳谷王家庄、景阳冈和皇姑冢，五莲丹土，章丘城子崖，临淄田旺，邹平丁公，寿光边线王，茌平教场铺、大尉、乐平铺、尚庄、王集，江苏连云港藤花落等，除滕州西康留、阳谷王家庄、五莲丹土三处属大汶口文化晚期，距今5000年左右外，其余均属于龙山文化时期，距今4600～4000年。这一地区史前古城的特点均为黄土建筑城垣、平面布局大都呈方形、规模相对较小、分布密集等。

随着全国各地文化遗址不断发掘出新，如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巴蜀文化（三星堆遗址引人注目），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在中国大地上群星闪耀，熠熠生辉，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一元论受到强烈质疑。为解释这种分布现象，苏秉琦先生提出了满天星斗说，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恰似满天星斗。虽然各地、各民族跨入文明门槛的步伐有先有后，同步或不同步，但以自己特有的文明组成，丰富了中华文明，都是中华文明，都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

这个观点似乎是对“黄河文明”一元论的解构，但如何解释中国历史自三皇五帝一脉流贯而来的呢？严文明先生对文明之间的关系深入研究，提出“重瓣花朵”模式，认为：“中国的民族和文化从史前时代起，就已经形成一种分层次的、‘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或多元一体结构。中原的华夏文化处在花心的位置，东夷文化、三苗文化、戎羌文化、北狄文化等是围绕在其周围的第一层花瓣，百粤、夜郎、滇、氐羌、乌孙、月氏、匈奴、东胡等则是第二层乃至第三层的花瓣。这种‘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乃是一种超稳定结构。”可以说，“满天星斗”是文明早期发育与空间分布形态的表达，由于地理环境变化，尤其是气候转冷，或者为外力所灭，四周文明没能继续，消弭在胚胎时期。其文明残迹复被黄河文明重组与带动，形成“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再度开放，向四周扩张！（见图1-4）

3　三种文化在地理空间上的排布与争锋

在大地面上铺开，就是三种文化类型区的争锋与融合，基本上发生在商周以后时期。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历史上中国受三种文化形态影响：农耕文化、游牧文化与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流经的低海拔平原地带，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或者岛屿。三种文化生成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三种生活方式，凝成三种价值观念和政治组织方式。根据其性质，游牧文化与商业文化有相似性，可归为一类。农耕文化为一类。

游牧、商业起因于内不足，牧民和商人不向外寻求则无法满足日常生活，所以是流动的、进取的，凡是能获得生存机会者，都去努力争取。由于外在的资源与机会有限，甲得到则乙失去，乙得到意味着甲失去，所以，相互之间有强烈的“战胜与克服欲”。与天斗、与地斗，战胜自然，战胜对手，必须有工具，如牧民靠马、骆驼、牧羊犬，商人靠舟车，远迹天涯，贱买贵卖，调剂余缺。他们对外有强烈“敌意”，必欲征服对方而后可。在天人关系方面，一方面靠“天”吃饭，另一方面又对“天”敌视。如牧场寥落，牛羊无食，他们必须找到新牧场；族内竞争，与外族群拼争，是为与天地斗争，获得生存空间。有了这种天地对立、敌我对立与身心的内外对立，因此崇尚自由，争取独立。故这种文化内有“征伐、侵略”性。比如，战国时，乌孙、月氏人原在陇西、河西走廊生存，匈奴人则杀逐之，占有草原肥美之地。东汉时，南匈奴竟要求汉朝征伐北匈奴，鲜卑人也跟着助战，驱逐北匈奴远遁，一副你死我活、互斥难容的文化心理暴露无遗。

农耕文化则不然，农民耕田可自给自足，不假外求。农民与天地，相互顺应则可，春播夏长，秋收冬藏，顺应自然即可安生，所以讲求“天人相应”“天人和谐”。安居一地，与土地房舍形成稳定关系，与亲戚邻居和谐共处，安分守己则能一生幸福，所以是静定的、保守的，在无外源威胁境况下，“耕田而食，掘井而饮，帝力与我何有哉”是其真实写照。

游牧、商业之民向外争取、战胜，便是“空间扩展”，“无限向前”，越扩越大，财富因此骤增骤减。农耕之民与耕地相胶着，不能移动。移动向外，不但生活无依托，而且耽误农时而失去原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葬于斯，唯求世代绵延，而不求空间扩展。其所祈望者，唯“天长地久，福禄永终，循环不已”。对自己的生存空间虽不求扩展，但也不许外来的侵夺和驱逐，追求和平不意味着农民不愿意“抗争”。因为其人生财富皆由脚下的土地所定义，不守家园不啻人生之失败。

当游牧、商业之民与农耕之民相遇，或因生活方式，或因物资贫乏，发生争端，相互争夺，甚至发生战争。即使在农耕民族内部，也有农人和商人的冲突。例如，中国文化尚“重农抑商”，族群主体为农，农本而商末，养家糊口必以农为根本！时有“发展工商业”，如《管子》“竱本肇末”之政。《盐铁论》中，桑弘羊主张发展工商业，为国库聚敛钱财，支持战争。但总体上是“重农抑商”的，如商鞅之治，以及东汉士族门第之政（不耕田者不得仕进，商人被迫种地）。这些政策盖因民以食为天，填饱肚子为第一考量，再因商人囤积居奇，与地方豪强、官府勾结，推动兼并，危及政权而作。统治者们绝不接受商业成为帝国的掘墓人。此为农耕与商业的内生性矛盾。

更显著者是外生性矛盾，即游牧、商业文化与农耕（邦国、帝国）文化之间生成矛盾，又经残酷战争消解。我国古代长期存在着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矛盾对立与融合。游牧文明地带分布于长城之外一直到西伯利亚平原的广阔区域，向西到天山南北。高寒草原地带还应包括青藏高原，牧场是游牧民族的乐园。或自大兴安岭以西，沿长城以外一路向西直到青藏高原南端，是广阔的游牧文化区。该区域是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温带大陆性气候区和高寒气候区，冬天严寒，夏季炎热，降水集中或稀少。他们常感内不足，尤其在气候寒冷干燥的年份尤其忧惧。每当衣食无着或者自然严寒逼仄，他们便依靠快马疾矢侵犯农耕之民。当草原上的部落国家展开集团性对抗时，相互之间非分胜负而不能罢，惨烈血腥。

农耕文化区分布在长城以南直到东南沿海、青藏高原西部，分界线即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该线南北，有一条狭窄的农牧交错地带，即长城内外的局部地区，仍有部分河谷和山前平原可垦牧。淮河以北为旱作区，以南为水作区。东南沿海经海上交通，逐步发展“商业文化”，与世界接轨（如明朝的朝贡贸易），虽时遭海禁，但也是沿海商业之发达所肇造。

农耕与游牧文明的争锋是中国历史演进的主旋律。两者相争互有胜负，胜者建立政权统治中原，要么再世而衰，要么主动汉化融入中华大家庭。例如，十六国大部分为西汉、东汉时内附的胡人部落所建（见图1-5）。河套内的南匈奴，建立后汉；匈奴的一个分支羯族建立后赵；东胡的鲜卑人协助汉朝驱逐匈奴有功，因而趁机游牧在匈奴故地。后来，其多个部落趁西晋内乱南侵建立政权，如慕容皝建立前燕，慕容垂建立后燕等。拓跋氏建立元魏，孝文帝积极汉化，转为南北朝对立之局，经过内外激荡与交融，完成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民族大融合。

我国农耕文化内部，也孕育了发达的商业文化。据史书所载，古代工商业相当发达，不少富商巨贾因以名载史册（如《史记·货殖列传》、历代断代史书中《食货志》所载富豪）。但总体上，商业发展每到一个高潮，便会受到贬抑，因为还未发展出现代产权制度，无法上台阶。且无工业革命的推动，商品数量不能呈几何级增长，推动商业变革的力量远不如西方工业革命之后的“商业文化”。当中国人转变意识，积极发展工商业，排布好农业文化与商业文化的关系，就打开了综合发展的新局面。

4　天下、中国与九州、大九州的空间观念与意识

中国文化“在小空间里孕育，在中空间里融合，在大地面上展开”的特征，早已变成祖先们一种空间观念和空间解释体系，变成中国文化的基因。其中，天下、中国、九州、大九州等概念尤为鲜明。

天下与中国概念，本章开头已有涉及，不再赘述。九州概念，首见于《尚书·禹贡》，是大禹治水时，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后，对天下空间所做的划分（见图1-6）。豫州为天下之中。冀州相当于山西、河北西部。兖州相当于河北南部、山东西部，位于古黄河与济水之间。青州大体是山东半岛。徐州是淮河中下游两岸。扬州在徐州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荆州在豫州之南，汉水流域、江汉平原。梁州是四川盆地，秦岭以南。雍州是黄土高原为中心的西北部地区，北到河套、阴山一带。可以说，九州涵盖了温带季风气候区和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而以温带季风气候区为主，是中国早期文明融合的核心区域。

大九州说为阴阳家邹衍提出，“﹝邹衍﹞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邹衍大九州学说的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说，他从时间与空间来推演，顺推是五行相生说，主要讲天（大自然）；逆推的五行相胜说，主要讲人（人类社会历史）；由小推到大、由近推及远的大九州说主要讲地（地理），即中央之外，以东南西北“四极”来对应春夏秋冬“四时”。由此，邹衍实现了时间与空间互释，即历史与地理的互释，在空间中认识历史，在历史中认识空间。即切中本书的主题——中国历史的地理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