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桑田：两千年来地理单元演化史

1　北方沙漠化周期性盈缩及后果

北方地区沙漠化经历多次扩张与收缩阶段。秦汉以前，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巴丹吉林沙漠等八大沙漠和毛乌素沙地、浑善达克沙地、呼伦贝尔沙地、科尔沁沙地等四大沙地已存在，并在气候变化主导下经历多次扩张与收缩过程。

秦汉以后，沙漠化过程呈波动扩张态势，地域差异明显：贺兰山以西的西部沙区，气候暖期时沙漠化明显增强，冷期时沙漠面积缩小。贺兰山以东沙区，暖期时绿地覆盖率提高，冷期时沙漠扩大、绿化面积减少。这大概与夏季风活动增强有关，温暖时，降雨带北移，深入内陆腹地，降水量增加，则林草丰茂，带动植被覆盖率增加；青藏高原区沙漠化正逆过程呈现振荡变化，与气候冷暖走势不同步。但部分地区荒漠化过程与气候变化并非完全对应，如两汉和隋唐暖期的库布齐沙漠沙丘活化，应与人类活动增强有关（人口增加，开垦土地，牲畜啃食植被）；总之，隋、唐、宋、元时期，东部沙区沙漠化区域收缩，四大沙地植被均有所恢复，流沙面积总体减少；明清时期，东部沙漠化土地面积扩大，毛乌素沙地、科尔沁沙地、浑善达克沙地均出现沙漠化和植被退化。

气候变化与沙漠化关系有助于我们解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对抗的机制。在气候暖期，沙漠弱化，植被增加，游牧民族凭放牧可衣食无忧，农耕民族也可在农牧交界地带屯田戍边，两者相安无事。而在气候冷期，贺兰山以东草场退化，沙漠扩大，游牧民族则需南迁寻找草场、衣食，农耕民族也无法屯田戍边，导致边防废弛，牧民得以南侵，北方因此生战，连带北方社会普遍衰落。有学者认为地理环境变化缓慢，对历史影响小，试图抹杀地理环境变化的主角作用。是因为没有意识到“蝴蝶效应”造成的群体响应——某部族、村落的同族百姓被杀，威胁群体生存时，则整个部族激烈对抗，酿成历史大事变。人类社会对自然变化的放大效应，在理解历史时应予以充分重视。

2　黄土高原地理环境的变化及影响

黄土高原是在基岩地面上黄土堆积而成，盖为我国所独有。其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说，黄土高原即黄土区，面积63.5万平方千米，其中原生黄土38.1万平方千米，次生黄土25.4万平方千米（原生指风化而就地堆积而成，次生即因风、流水等搬运异地堆积而成），主要由山西高原、陕甘晋高原、陇中高原、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组成；狭义上，黄土高原大致北起长城，南至秦岭，西抵乌鞘岭，东到太行山，包括山西大部、陕西中北部、甘肃中东部、宁夏南部和青海东部，面积约30万平方千米。

黄土由细小的沙粒堆积而成，干燥时坚硬，遇水则松软，黏性大，它比较容易被雨水侵蚀，形成独特的塬、梁、峁地貌形态，沟壑纵横，地形崎岖破碎。在植被大量砍伐、地表裸露时，黄土易被侵蚀。每当暴雨降临，水携带泥沙滚滚下流，是黄河下游河床抬高、决口泛滥的主要原因。

过去2000年，黄土高原在长期侵蚀作用下呈破碎化趋势，陕北绥德等地沟壑密度已高达10千米/平方千米。这相当于每平方千米沟壑总长度有10千米，高原类似老农眉头上的皱纹，沟坎密密麻麻，纵横交错。秦汉以前，黄土塬（台面宽阔、四周陡峭的地貌）广泛分布。西周时，周塬东西长超过70千米，南北宽大于20千米（古公亶父率领族人迁此）；唐代，陇东董志塬南北长42.5千米，东西宽32.0千米，是当时黄土高原最大的塬面之一。21世纪10年代周塬最宽处塬面不足13千米；董志塬虽长度依旧，但最宽处仅18.0千米，最窄处不足0.5千米。黄土高原区各地的沟壑密度也相差很大，如陕西绥德、吴堡和山西柳林、临县一带沟谷密度大于10.0千米/平方千米，延长、志丹、延安一带达7.0～10.0千米/平方千米；六盘山以东的黄土塬区次之，西峰、铜川、黄陵和宜川沿线为5.0～7.0千米/平方千米；六盘山以西的黄土塬区和吕梁山—黄龙山—子午岭以东的土石山区及河谷平原区较低，但也有1.7～6.4千米/平方千米。沟壑密度越高，表明地面被分割得越厉害，交通不便，地块狭小，不利耕作，土地承载力下降。

由于黄土侵蚀，经黄河搬运至中下游，填平或抬高了华北平原、黄淮平原的高程，输送泥沙入海，扩大了沿海土地面积。无黄河则无下游的华北平原。我国东西之间因黄河而一脉相承。

黄土高原的上述自然地理特征决定了它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其一，它处在湿润季风气候区和半干旱季风气候区的过渡地带，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从东北部向西南延伸（秦长城方向），是农牧交错地区。在气候暖期，降水带北移，这里适宜农业生产，成为发育上古文明的优良场所。陕西神木石卯遗址（被推测为黄帝都城）大体反映这一状态。但在气候冷期，宜耕区南压，北部地区变为草原地带，牧民占据之。黄土高原成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冲突的前哨，如黄帝部落从高原南迁至汾河谷地。

其二，由于黄土高原地形越来越破碎，黄土塬面积缩小，交通不便，不能支撑农耕文明的发育，反而有利于游牧族群生存。在长期的交错斗争中，黄土高原内外呈现截然不同的文化景观和性格心理。游牧族群有强烈的南迁动力，而农耕族群有强烈的内守情结，两者围绕此展开了丰富多彩的争夺。如秦惠文王、秦昭襄王时期，义渠人生活在黄土高原，宣太后与义渠王谈情说爱，最终诱杀义渠王，攻灭义渠人，使之消失在历史中。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建立与河套地区的直接交通，不得已沿子午岭修建秦直道，因为在高处，地形比较完整、平坦，易于修建道路。此前后，关中地区与河套地区的交通都是绕道汾河谷地经晋阳（今山西太原）、朔方（今山西朔州），出云中（今山西大同），西向经大青山至黄河后套，再向西经包头至黄河前套，绕大弯。这是因为黄土高原地形破碎，陡崖壁立，飞鸟难越。

其三，唐朝之前的历代王朝，多建都于关中平原的咸阳（今陕西西安），以此地为“雍州”，四塞之地，山河险固，支离破碎的黄土高原功不可没。在阻挡域外势力内向染指的同时，也限制了农耕文明向外扩展的力量。由于关中平原毕竟空间狭窄，无力长期发育强大的文明，所以，在天下稳定后，都会东出函谷关，在伊洛河盆地建立陪都，以控制东方的广土众民，汲取财富力量。而西部都城往往在战乱中为新兴的游牧势力侵夺，兴起一时。

其四，黄土高原中北部的交错地带，属于政治权力鞭长莫及之地，历史上，因天灾人祸，这里往往成为地方割据势力发生、发展的温床。如明末气候变冷，发生大饥荒，农牧交错地带受害极深，民不聊生，高迎祥、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于此起义，辗转南北，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

上述几项，充分说明地理环境对历史的形塑力量。

3　黄河下游流徙与华北平原的生成

河南郑州桃花峪以下的黄河河段为黄河下游。黄河出峡谷直冲泰山而去，河道在山东半岛南北摆动。大禹时期至宋代，黄河长期北流，导致渤海海岸线外推，沿线湖泊渐被淤平，地势抬高，南宋改道南流后，与淮河在下游汇合，泛滥横流，淤平鲁西、豫东、皖北、苏北广大地区。南部地势抬高后，在清朝时，复改道北流，夺大清河入海，至有今山东黄河三角洲。在中原地区，则形成以桃花峪为顶点的规模巨大的冲积扇平原。

战国以前，黄河下游河道改徙无定，多股河道并存（大禹故道），但总体沿着太行山东麓向东北流，在今天津处入海。战国中期下游河道两岸筑堤后，河道始固定。战国中期至清代，黄河改道频繁，大改道凡六次：①战国中期至西汉末年（公元前4世纪中叶至西汉末年），黄河首次大改道，从汉章武县（今河北黄骅）东入海。②东汉至北宋前期(11—1047)，第二次改道，河水在鲁西、豫东泛滥近60年，直至东汉明帝时，经王景治理，形成东汉大河，由今山东利津入海，黄河安流600年。③北宋(1048—1128)发生第三次改道，在今河南濮阳市东昌湖集决口，经今海河从天津入海，后由马颊河入海（北宋黄河改道频繁，是其衰弱一因）。④金章宗明昌五年到明弘治初(1194—1494)，第四次改道，在阳武（今河南原阳县）决口，分南北两支经北清河、南清河入海。此次改道是金人为阻挡蒙古军队进攻开挖所致。⑤第五次改道发生在明弘治中期至清咸丰时期(1495—1854)，政府为保京杭大运河漕运，筑塞黄陵冈河段，导黄河经淮河入海，自此黄河干道泥沙逐渐沉积，演变为地上悬河。⑥第六次改道发生在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今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泛滥20多年后，才找到大清河入海。光绪元年(1875)全线筑堤，形成今天黄河下游河道。1938年，为阻挡日军进攻步伐，国民党军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决口，一泻千里，滔天洪水尽摧沿线百姓生业，造成空前人道灾难（1947年才封堵）。

黄河历史变迁过程中，下游决口泛滥达1500余次，平均两年一次，黄淮平原上原有湖泊水系大幅萎缩，《水经注》记载的原有130多个湖泊包括大陆泽、大野泽、孟诸泽、雷夏泽、圃田泽等均不复存在。一个例证是，陶朱公范蠡在天下之中定陶做买卖致富，就是因为这里水网密布、湖泊众多，吴王夫差为争霸中原疏通河道（今山东菏泽济宁之间的万福河一线），沟通东西南北。越王勾践战胜吴王夫差后，范蠡辞官辗转到此，瞅准时机，货殖致富。《水浒传》记载北宋时期的“八百里梁山水泊”在明代以后也逐步淤为平地，垦为农田，仅存东平湖了。在鲁西南、河南东部、河北南部很难见到“渔舟唱晚、风帆点点”的景象，昔沧浪之水清，渔歌互答，今成了田畴盈望、丰稔有常的农耕区。

从巨野泽到梁山泊再到东平湖，可看出黄河反复游荡与决口对中原地区的影响。巨野泽自西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河决瓠子口，东南注入巨野泽，泽面扩展。以后河水曾多次决入，湖底渐次淤高；湖水向北相对低洼处梁山方向推移。五代后晋开运元年(944)黄河在滑州（今河南滑县）决口，洪水东泄，环梁山会于汶氷，著名的梁山泊就此形成。后晋天福三年(938)、北宋熙宁十年(1077)两次较大的河决，都是从澶（今河南濮阳）、滑（今河南滑县）东注梁山泊。所以，宋代梁山泊延绵直数百里。金代黄河南徙，梁山泊水退，大片滩地涸露被垦为农田。元末明初，黄河又常北决，梁山泊又变为一片泽国。明代后期黄河长期稳定由淮入海。梁山泊中，滩地多为垦殖。清康熙时，湖泊已全被开辟成农田至今。试想，若无自然地理环境如此变迁，哪里有今梁山好汉之说？

鲁西南的南四湖则是金元以后，黄河决口南徙，徐州以下袭夺泗水河道，泗水河道淤塞，下泄不畅，潴水成湖。昭阳湖东受丘陵来水，西受黄河分水，湖面不断变大，变鱼台良田成浩渺湖泊。微山湖也遵循相似逻辑，蓄水成湖，日扩日大，至于今景。淮河下游洪泽湖也是黄河南流之后，为蓄水刷黄而成。黄、淮水同步暴涨时，则会冲决高家堰，祸及里下河地区。黄河改为今道后，湖泊仍留存至今，呈串珠状分布。

黄河1855年改由山东利津入海后，河口沙洲以每年2～3千米速度扩张，百余年间黄河三角洲新增陆地面积2840平方千米，仅1955—1975年就净增795平方千米，足见海岸线向外推展之快。其他地方的海岸线也推进很快，如苏北盐城，唐宋时距海不到1千米，15世纪扩大到15千米，17世纪达25千米，19世纪中期达50千米。

这些都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地理变量，如历史上，华北平原长期萧条，一因战乱，二因黄河泛滥，辛苦积累的财富被大水洗劫，顷刻归零。只要看看漳河岸边的“古邺城”残迹和大名城的衰败，以及汴梁到开封的兴衰，就可见一斑了。治理黄河是华北平原兴旺发达的根本！（参见第五、六章）

4　长江中下游地理环境变迁

汉代之前，长江流域的生活环境并不如黄河流域。此时，长江流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1～2℃，夏季湿热，降水丰沛，水网纵横，森林茂密，疫疾多发，并不适合人类生存。《禹贡》土壤分类中，将荆州定为“下中”，扬州定为“下下”。《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江南”主要指湖南、湖北、江西以南。西汉景帝时，其子刘发因母卑贱不受宠，被封长沙国，立城临湘（今湖南长沙）。贾谊因备受景帝崇用，却遭朝中老臣嫉妒与排挤，25岁时就被“发配”，屈居临湘。他以为长沙低洼潮湿，恐短寿早殇，因常暗自哀伤（后返回为梁怀王师，怀王坠马而死，贾谊忧郁而殇，年仅32岁）。汉代时甚至有王侯宁可拿湖南南部封邑换南阳盆地小封邑，想方设法向中原靠拢。再如，最近江西南昌发掘的海昏侯大墓主人刘贺，本是昌邑王（今山东巨野县南），被霍光立为帝（前74），27日后被废为庶人（史称汉废帝）。十年后，汉宣帝念及同宗亲情，封其为海昏侯，迁往豫章郡海昏县（今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就国，年仅34岁就殇逝（据分析与饮食有关）。可见，当时南昌为边徼荒远之地。

秦汉时，长江宜昌以下荆江河段才出现分流水道；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形成统一河床；此后，河床不断抬高，洪水时有泛滥；至明末清初时，自由河曲已高度发育，形成如今葫芦形的九曲回肠。秦汉以前，下荆江以下河段鲜有江心洲，至20世纪中期已有大小江心洲120余个。这说明上游携带泥沙淤积，地面抬高，主河道生成后，江心洲发育，水面被分割，潴水成湖。

因此，长江流域的湖泊盈缩更显著。长江以北、汉水之间原有大湖泊——云梦泽，春秋时烟波浩渺，曾远及汉水以北，周长450千米，面积最大时达40000平方千米，战国时期已减缩到荆江三角洲和城陵矶至武汉长江西侧泛滥平原之间，至唐宋时已被众多湖沼代替，明清时期一度在湖沼上发育出洪湖，方圆200余里，但至20世纪末，又退化成200多个浅小湖泊。战国后期，云梦泽分为南北两部，长江以北成为沼泽地带，据屈原、司马相如辞赋（如《子虚赋》），此为楚王苑囿，田猎之用。长江以南还保持浩瀚大湖——洞庭湖，因湖中有君山，原名洞庭山。秦汉时湖面面积超6000平方千米，北魏时下降，唐宋再度扩张，号称“八百里洞庭”（如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所描写：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明清时期湖面继续扩展，至清道光年间(1821—1850)进入全盛，横亘八九百里。此后持续缩小，1937年缩到4700平方千米，到20世纪90年代缩至2500平方千米。元明清时期，长江以北的江汉平原则适合开发了。湖北、湖南才开始跃上历史舞台，才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请参照第二～四章）。

鄱阳湖发育出自新彭蠡泽，宋初始称为鄱阳湖，该湖形成于西汉后期，兴盛于唐宋时期，元明时期仍向西南扩展，至清初达到鼎盛时期，清代以后逐渐萎缩。

太湖形成于先秦以前，原由淞江、娄江、东江等三江分泄入海；唐宋以后三江逐渐淤塞，湖泊水面扩大；北宋以来，吴淞江、浏河、苏州河、黄浦江相继成了太湖入海的主要泄水道，洪水季节常因排水不畅，洪水漫溢，形成洪涝灾害。此地气候适宜，通过兴修水利、围湖造田，逐步发展为鱼米之乡，宋室南渡，定都临安，该地获得快速发展，加上优质水稻品种引入，演变成全国重要经济中心。

水系变化导致长江流域水灾频率加大，据统计，唐代平均18年1次，明清平均4年1次，20世纪平均2年1次。葛洲坝水利工程和三峡大坝的筑建，提高了中下游防洪能力，极大减少了长江流域水旱灾害发生频次，使该区域更加安稳，经济、社会、人口持续发展。若无地理环境的优化发展，该地的历史则要重写。

长江三角洲的海岸线在8—10世纪推进约10千米，在10世纪至11世纪50年代继续推进7～8千米，至12世纪70年代进一步推进6～7千米。崇明岛在唐代还是总面积10平方千米的东西两个沙洲，现已扩大到1267平方千米，成为中国第三大岛，未来不排除与北侧陆地连为一体的可能性，上海也因此不断向海中延伸。海岸线推展，为长江三角洲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

现在，随着地理环境的改善和江河治理，长江流域成了中国经济重要发展轴线，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都，现呈串珠状城市群。若无宏观环境变化，是不可能的事。

5　地理大势与历史演进的关系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大致可就自然地理大势和环境变迁与中国文明的生成和历史演进的关系做一总结。窃以为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的认识较为全面精辟，今引述之并适当说明：

中国何以能占世界文明五祖之一？则以黄河扬子江之二大川横于温带，灌于平原故也。

中国文明，何以不能与小亚细亚之文明印度之文明相合集而成一繁质之文明？则以西北之阿尔泰山西南之喜马拉耶山为之大障也。

何以数千年常有南北分峙之姿势？则长江为之天堑，而黄河沿岸与扬子江沿岸之民族，各各发生也。

自明以前，何以起于北方者其势常日伸，起于南方者其势常日蹙？以寒带之人常悍烈，温带之人常文弱也。东北诸胡种，何以二千余年迭篡中夏？以其长于猎牧之地，常与天气及野兽战，仅得生存，故其性好战狠斗，又惯游牧，逐水草而居，故不喜土著而好侵略。而中国民族之性质适与相反也，彼族一入中国，何以即失其本性，同化于汉人，亦地质使之然也。

各省地方自治制度，何以发达甚早？则以幅员太大，中央政府之力常不能及，故各各结为团体，以自整理也。

何以数千年蜷伏于君主专制政治之下，而民间曾不能自布国宪？亦以地太大，团体太散，交通不便，联结甚难。故一二枭雄之民贼，常得而操纵之也。何以不能伸权力于国外？则以平原膏腴，足以自给。非如古代之希腊腓尼西亚，及近代之英吉利，必恃国外之交通以为生活。

总之，中国文明之发育，民族之孕育和凝成，与山川地理大势密不可分，是地理环境综合影响的结果。下面将就地理环境与文化发展再做框架性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