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清洗掉的三大开国功臣

大明胜局既定，接下来便要考虑犒赏功臣。然而“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帝王心狠，功臣难为，纵然是高明的智者，在身陷权术争斗的旋涡中时，也无法预料自己的结局。

01

至正十二年（1352），定远土豪郭子兴率众揭竿而起，攻占濠州，加入浩浩荡荡的红巾军起义浪潮中。郭子兴的部下汤和给他儿时的小伙伴朱元璋写了一封信，劝他“速从军，共成大业”。

此时的朱元璋简历上就只有放牛、乞讨、撞钟这些工作经历，实在乏善可陈，在一番犹豫后，他“被迫”加入起义军队伍。

这次豪赌为朱元璋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投身起义军后，他迎娶了郭子兴的养女马氏为妻，手下更聚集了徐达等一帮精兵强将，事业蒸蒸日上。

居安思危，朱元璋不是会沉溺于眼前成就中的人，他看了一下自己的创业团队，发现都是大老粗，自知要想有长远发展必须优化管理层，于是准备招揽知识分子。朱元璋自己也说：“方今群雄并争，非有智者不可与谋议。”

至正十四年（1354）春，朱元璋带兵攻打滁州，他的老乡、安徽定远人李善长前来拜见。

李善长粗通文墨，喜欢读法家学说，曾在乡里担任祭酒，即节日祭典上代表乡亲以酒祭天的人。身为生活在乡间的小知识分子，李善长一向有很重的乡土观念，日后更是成为明初淮西官僚集团的领袖。

当时有不少淮西文人在郭子兴帐下任职，唯独李善长看上了在郭子兴手下打工的朱元璋。朱元璋正愁团队里没有读书人，如今就来了一个，十分高兴。他和李善长一见如故，聊得很投机。

朱元璋问李善长：“四方战事何时才能平定？”

李善长早已胸有成竹，答道：“秦末天下大乱，汉高祖也是白手起家，但他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乃民心所向，因此五年平定天下，成就帝业。如今元朝纲纪紊乱，天下土崩瓦解，您的家乡凤阳与汉高祖的家乡沛县相去不远，这天子之气应在您身上。若是能效仿汉高祖，何愁天下不平。”

这一番话让朱元璋心潮澎湃，从此，他将李善长视为心腹，让他负责保障后勤，并替自己收罗人才。后来，朱元璋将无行军打仗之功的李善长喻为萧何，列为开国功臣之首。这评价很妥帖，李善长为明朝建立作出的贡献确实与汉代的萧何相似。

朱元璋自称吴王后，留镇后方的李善长以元朝制度为基础，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制定了一套新的法律法规，包括经营法、立茶法、立钱法等。前线将士征战四方时，李善长将后方打理得井井有条，百姓安居乐业。朱元璋称帝后，李善长又制定六部官制和朝廷礼仪，监修《元史》，编《祖训录》《大明集礼》。开国之初，明朝的大小事务几乎都有李善长的一份功劳。

但是，能跟李善长竞争明朝开国第一文臣的，其实还有两人。

02

创业之初，朱元璋听取李善长劝其效法刘邦“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的建议，礼贤下士，延揽人才。然而，并非所有人才都会和李善长一样主动前来投效。元末乱世时，还有许多文人志士选择隐居山中静观时变，其中就包括浙东大儒宋濂。

宋濂的文名天下皆知，时人评价其文章“浩浩乎莫窥其际，源源乎不知其所穷，洋洋乎不见其所不足也”，堪称元末的文坛领袖。元朝廷多次向宋濂抛出橄榄枝，想擢升他为翰林兼国史院编修官。以一介布衣一步登上朝堂，这是多少文人梦寐以求的事，但宋濂都推辞不受。

宋濂固辞，更多是出于冷静的政治考量。

元朝廷想任命宋濂为编修官时，距离灭亡只有19年了。当是时，统治集团内部相互倾轧，黎民百姓生计维艰，群雄斩木揭竿，天下一片大乱。至正初年，仅京南一带的起义就有300余起，几乎每天一闹，元朝廷顾不上也管不了。

宋濂平生规规默默，奉行的是儒家的入世思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他以太公望、诸葛亮自比，强调“古之人非乐隐也，隐盖不得已也”。他一直在等待，等一个足以平定乱世的英主。

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攻占应天，之后亲率大军进攻浙东。

此前，朱元璋宣布“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又对李善长说：“我手下不缺淮阴侯韩信这样的人物，徐达便可担当大任，但是少了个留侯张良。”李善长向他举荐了一个人：“宋濂博物洽闻，兼通象纬，可堪大用。”于是在这个时候，朱元璋便征召了包括宋濂在内的许多浙东名士前来应天。

在仙华山隐居多年的宋濂此前曾婉拒过朱元璋部下宁越府知府的聘书，称自己虽然读了很多书，但不过是借此消遣，并没有真才实学，只想在山中草屋内照顾年迈的父亲。这次朱元璋亲自礼聘，宋濂这才欣然前往。

出山前，宋濂特意征询当地隐士千岩大师的意见，千岩大师表示不赞成，可宋濂不听，反而拂袖而去。作为一名儒者，宋濂有着根深蒂固的观念：遇无道之朝固然可以隐而不出，但若遇有道之君就应当入仕，不仕则无义。

宋濂到应天后被任命为儒学提举司提举，长期担任朱元璋的顾问和秘书。朱元璋还将长子朱标托付给他，让他教授其经学。宋濂教导朱标10余年，为培养皇位继承人竭尽心力，又在朱元璋戎马倥偬之际为他讲授帝王之学，堪称一代帝师。他是朱元璋亲自认证的“开国文臣之首”。

03

和宋濂同时被朱元璋征召的浙东名士还有刘基，也就是刘伯温。

当年，李善长举荐宋濂，说他通晓经纬，可为人一向低调的宋濂却说自己的本领不如青田刘伯温。

宋濂与刘基相识多年，他们都曾跟随郑复初学习理学，而在宋濂选择隐居仙华山义不仕元时，刘基却在朝中为官，助元朝廷剿灭起义军。

数年间，刘基见证各地起义军攻城略地，也见识了官军的暴虐无道。昔日繁华的杭州城惨遭兵燹，元军举火焚城，一时间只见“市人半荷戈，使客尽戎装”，到处一片兵荒马乱的景象。刘基“悲从怛中怀，泣涕纵横流”，最后弃官归乡，隐居青田。

有意思的是，现在宋濂不再隐居，还劝刘基出山辅佐朱元璋，刘基却不愿再出世，反劝宋濂入山为道，还讽刺朱元璋等起义军不过是盗贼。他写了一首诗，说：“五载江淮百战场，乾坤举目总堪伤。已闻盗贼多如蚁，无奈官军暴似狼。”

朱元璋让处州总制孙炎邀刘基出山，刘基不干，回赠一把宝剑，潜台词是“你们别逼我，我宁死也不从”。孙炎是个文化人，收到宝剑后还赠刘基一首《宝剑歌》，其中有“还君持之献明主，若岁大旱为霖雨”二句，意思是“这宝剑我不敢接受，希望你把它献给明主，也就是我家主公”。

经过再三考虑，刘基终于还是决定和宋濂等三位名士一起到应天见见朱元璋。朱元璋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态度也很诚恳，直说：“我为天下屈四先生耳！”朱元璋还在自己住所的西边修筑礼贤馆供他们居住，对他们可谓礼遇有加。

刘基心动了。有别于谨言慎行的宋濂，刘基一向慷慨敢言，他针对朱元璋“四海纷纷，何时能定”的疑问大胆呈上时务十八策，直言进谏，备受朱元璋赞赏。此后，刘基一直担任朱元璋的军师，不仅奉献一身观星算卦的本事，更在战场上出谋划策，被朱元璋誉为“吾子房（张良）也”。

至正二十三年（1363），鄱阳湖，朱元璋与陈友谅展开为期36天的决战。此战中，刘基与朱元璋同乘一船，参与作战指挥。

刘基借鉴古代兵法，提出了运用火攻的战法，而他“移军湖口”的策略更是为朱元璋奠定胜局。两军大战正酣时，朱元璋听从刘基的建议，命常遇春诸将横截湖面，断掉陈友谅军的退路，又分兵断其粮道。陈友谅进退失据，只好从湖口突围，想要退回武昌，结果水陆两路都遭到朱元璋军的堵截。最终，陈友谅在突围时中流矢身亡，他原先占据的广大地区很快归朱元璋所有。

此战中，刘基还救了朱元璋一命。当时朱元璋正在船上督战，一旁的刘基发现陈友谅的战船正对着他们，急忙请朱元璋转移到其他船只。朱元璋前脚刚走，还没坐下，回头一看，原来的船已经被击沉。

在平定陈友谅、张士诚乃至北伐中原的过程中，刘基多次献计建功，后世称其为“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

04

李善长是朱元璋的患难之交，还是故旧乡人；宋濂是太师兼帝师；刘基则是朱元璋的首席军师。明朝建国后，从新王朝的名称、皇宫都城建设到诸多典制、封赏册封，此三人统筹决议尤多。多年来，他们随朱元璋南征北战，为新朝建设建言献策，一身才智正好为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所用，如今功成名就，只待颐养天年。

左丞相李善长被封为韩国公，岁禄4000石，位列功臣之首。其他大臣质疑李善长的能力，朱元璋还为他辩解，称李善长“虽无汗马功劳，然事朕久，给军食，功甚大”。

李善长还与朱元璋结为亲家，其子娶了朱元璋的长女临安公主。此外，朱元璋还赐李善长丹书铁券，可免李善长两次死罪，免其子一次死罪。不过历史证明，免死铁券其实没什么用，因为上面有“谋逆不宥”四字。这大概只是皇帝演的一出君臣相得的好戏。

常年担任“侍从之臣”的宋濂同样深得朱元璋的信任和尊重，平时朱元璋与大臣们唱和的诗集都由宋濂作序，朱元璋还赐给宋濂白马、黄马，并称赞“翰林首臣，只有宋濂一人合宜”，一度想把他提拔到中枢。

洪武八年（1375）的中秋节，朱元璋和宋濂开怀畅饮。朱元璋赐酒，宋濂不胜酒力，喝得烂醉。朱元璋看着这位帝师的醉态，写了首《赐醉赞善大夫宋濂歌》调侃：“宋生微饮兮早醉，忽周旋兮步骤跄跄。”你把我灌醉，还给我写诗，这可真是一幅君臣无猜的和谐画面，二人的亲密可见一斑。

刘基一开始的待遇也不算差，被封为诚意伯，只是他一早就在建都之事上得罪了皇帝朱元璋和淮西官僚集团，最先感受到朝堂上的变化。

05

建国之初，朱元璋将曾经一起奋斗的部下视同手足，可皇帝的位子坐久了，难免渐渐暴露出骄矜多疑的性格。

朱元璋打算在临濠府（凤阳）营建中都，建造宫殿，仿效京师之制。他的理由很充分：“临濠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明眼人都知道，这是皇帝建设家乡的举措，而以李善长为首的淮人也都盼望着在故乡建都。

刘基胆识过人，又不善钻营，他从维护朝廷利益的角度出发坚决反对此事：“凤阳虽是帝乡，但绝非建都之地。”一句话就把朝中重臣得罪了一大半。朱元璋也很有意见，不过这会儿，他还不忍心立刻与这位老臣决裂。

后来，淮西官僚集团权力日益膨胀，朱元璋产生了撤换丞相李善长的想法，他问刘基，谁是合适的接替人选。

刘基与李善长素有嫌隙，此时却为李善长说话：“李丞相是元勋旧臣，能调和诸将，不宜骤换。”

朱元璋不解道：“他数次想害你，你怎么反而为他说话？看来你比他更适合为相。”

刘基即刻叩头推辞：“这可使不得！换相好比换柱子，要大木才行，若以小木代之，只会加速倾覆。”

李善长还是被罢相了。事后朱元璋再次与刘基讨论此事，提了几个候选人。朱元璋先问杨宪如何，刘基答：“杨宪有相才，而无相器。”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说汪广洋还不如杨宪呢！最后朱元璋问及胡惟庸，刘基更不以为然，说：“胡惟庸现在是一头小牛，危害不大，将来却一定会摆脱牛犁的束缚，到时就要翻车了。”

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朱元璋干脆对刘基说，要不还是你来。刘基赶紧力辞：“臣嫉恶太甚，又不耐繁杂的事务，恐怕会辜负陛下一片好心。其实天下有的是人才，惟明主悉心求之。至于目前诸公，确实没有合适的人选。”

刘基很聪明，再一次全身而退，但是他也该知道，此时的朱元璋已经不需要聪明人了。另一方面，候选人之一胡惟庸是由李善长一手提拔为中央大员的，还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了李善长的侄子，他是李善长的姻亲和死党，也是李善长被罢相后淮西官僚集团的骨干。如今刘基得罪了他，也就意味着再次得罪了淮西官僚集团。

06

洪武四年（1371），刘基在受封为诚意伯一年后急流勇退，辞官归故里，并给朱元璋上了一个《谢恩表》表示感谢，算是正式退休。

刘基告老还乡后谨慎有加，平时唯有饮酒下棋，闭口不谈曾经的功勋，甚至连当地知县前来拜访他也避而不见。为了见他一面，知县只好微服私访，打扮成山野村夫。

那日，刘基在家刚洗完脚，见有客人来访，就让侄子请人入内，好生款待。饭吃到一半，来人才向他坦露身份，言说自己是本地知县。刘基吓得忙起身告罪，以平民自称。从此之后，这名知县再没能见到刘基。

刘基虽已还乡为民，但性情坦率的他还是管不住自己那张嘴，厄运终究找上门来。

当时瓯、闽一带有一个地方叫谈洋，是盐贩、盗贼聚集之地。刘基委托儿子上奏，称可在该地区设立巡检司，以控制当地刁民。胡惟庸得知此事，指使刑部尚书吴云上书弹劾刘基，说谈洋踞山临海，有王者之气，刘基是想谋取该地作为自己的墓地，当地百姓不允许，才建议设巡检司为难百姓。

朱元璋一听还有这么一茬，又想到刘基本来就懂风水，便信以为真，大怒之下把刘基的禄位撤了。

刘基自知惹祸上身，急忙进京请罪，路上心情悲戚，写诗一首：“今日复明日，明日能几何？壮心萧索尽，思念恒苦多……我独无羽翼，慷慨中自伤。”到了京城，冤屈无处辩白，又得不到朱元璋宽宥，刘基很快就病倒了。

刘基生病期间，胡惟庸派太医前来诊治，可刘基服药后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觉得腹中似有石块，病情似乎加重了。

一直拖到洪武八年（1375）三月，朱元璋才放刘基重回故里。回家不到一个月，65岁的刘基就病重身亡了。

07

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案发。除掉了擅权枉法的胡惟庸后，朱元璋在案情未明的情况下又向一众开国功臣举起了屠刀，受连累者数以万计，即便是宋濂和李善长也未能幸免。

洪武十年（1377），年迈的宋濂致仕还乡。宋濂退休，朱元璋仍尊称其为先生，赐其绮罗，并关怀备至地问他年岁几何。

宋濂答：“六十有八。”

朱元璋说：“好好珍藏此绮，三十二年后可做一件百岁衣。”

宋濂顿首拜谢。

“生世而逢真主，仕宦而归故里”是为臣者的至高荣誉，但归乡后，宋濂全然没有人们想象中荣归故里的样子，他终日闭户不出，不问世事，亲戚中有人托他向府、县的衙门疏通关系，都被他一口回绝。每每有人议论国事，宋濂也都三缄其口，说：“臣老矣，退休田里，久欲无言矣。”

宋濂深知官场险恶，更是不愿重蹈好友刘基的覆辙，只求善始善终。可是，谦逊低调的宋濂还是在退休3年后遭遇无妄之灾：长孙宋慎卷入胡惟庸案，宋家受到牵连。

早已远离朝堂的宋濂被定为死罪，将要斩首。马皇后极力劝止，对朱元璋说：“民间尚且懂得对老师以礼相待，何况天子，而且宋濂久居乡里，必不知情。”朱元璋根本听不进去，马皇后只好另想他法。她一改往日习惯，不吃荤菜，不沾一滴酒。朱元璋纳闷，问她这是何故，马皇后说：“妾为宋先生作福事也。”朱元璋一听，不免有些恻然。

与此同时，太子朱标进行“死谏”，以投河自尽为要挟，请求朱元璋赦免自己的老师宋濂。

见妻儿如此，朱元璋只好放过宋濂，将其全家流放到茂州（在今四川北部）。本来就年老多病的宋濂经不起长途颠簸，经过夔州府时一病不起，最终含冤而死。

直言敢谏的刘基和谨慎小心的宋濂都不得善终，曾为淮西官僚集团领袖、扶持胡惟庸上位的开国丞相李善长更是危在旦夕。

洪武二十三年（1390），77岁的李善长被揪出来清算旧账。

此时距胡惟庸案发生已过去整整10年，李善长突然被举报曾参与谋逆。朱元璋故作怒态，宣布：李善长身为朝廷重臣，又是皇亲国戚，见有人谋反居然知而不报，实在是大逆不道，而此时正好有星变，需诛杀大臣应灾。

李善长自知唯有一死才能解脱，在家中自缢，李家其他70余人皆被处死。这位曾被朱元璋称赞为当世萧何的股肱之臣也不免落得个兔死狗烹的下场。

第二年，虞部郎中王国用上《论韩国公冤事状》，为李善长公然叫屈。

王国用在《冤事状》中说，李善长与陛下齐心协力，出生入死，生前封公，位极人臣。若是他自己图谋不轨还说得过去，但说他要帮助胡惟庸造反，那就太荒谬了。最后，王国用冒死劝谏：“李善长功勋卓著，在审案不明的情况下就借口杀大臣以应天象而将他论罪，只怕满朝文武都会为此寒心。只求陛下以此为戒，不要再行杀戮。”

也许是一时良心发现，朱元璋看到《冤事状》后竟没有发怒，默默认同了李善长之罪确实是莫须有。

然而，明初恐怖的政治气氛并没有因此消散。无论是“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的李善长、“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还是“渡江策士无双”的刘基，乃至北上破元的蓝玉、平定云南的傅友德、远征辽东的冯胜等开国功臣，他们大多不得善终。

洪武一朝，朱元璋诛杀的官员和儒生多达10余万，其中有许多贪官污吏和不轨之臣，但也有不少王公、列侯、高官、大将无罪被杀，成了冤死鬼。

如此情形，成为功臣第一又有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