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基督教传入江苏

基督新教（或称耶稣教）在江苏留下印迹最早可以追溯至1832年，这一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1803-1851）跟随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侦察船来到上海县城，他们在刺探中国商业情报的同时，也向当地人散发《圣经》或基督教的小册子。[3]基督新教正式进入江苏是在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1843年12月，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 H. Medhurst，1796-1856）和从事医疗布道的雒魏林（W. Lockhart，1811-1896）一起到上海定居传道。

作为最先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上海成为基督教传入江苏的主要门户和重要据点。继伦敦会之后，圣公会、长老会、公理会、浸礼会和监理会等陆续进驻上海。[4]基督教在江苏的传播呈现了由东向西推进然后由南向北扩散的格局，首先是苏南地区，然后是苏中地区，最后是苏北地区。

一 苏南地区

苏南地区主要指江苏东南部以苏州、无锡、常州为中心线的地带。这一地区四季分明，气候适宜，雨量充沛。南部与浙江的嘉兴、湖州接壤，西面大部分地区濒临太湖。苏南地区湖泊众多，大小河道纵横交错，为航运、灌溉、养殖提供便利。明清之际苏南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均比全国其他地区发达，除生产稻米外，还发展蚕桑、棉花、茶叶等产业。[5]苏南地区属于吴方言区，人口稠密，文化繁盛，人的性格细腻雅致。

昆山毗邻上海，介于苏州和上海之间。1847年，美国南浸信会（Foreign Mission Board of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简称S.B.C.）传教士晏玛太（Matthew Tyson Yates，1819-1888）牧师夫妇、叔未士（Jehu Lewis Shuck）牧师夫妇、讬弼（T. W. Tobey）牧师夫妇等先后来上海，在老北门建立第一浸会堂，并向邻近地区发展。为了打开昆山地区的传教局面，后来任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副领事的晏玛太亲自出马，他在上海洋泾浜雇用民船由水路到南翔，然后登岸，由地方官府备了绿呢大轿，四抬八差，耀武扬威，前往昆山，知县老爷还率领大小官吏等出郊迎接。

1871年（同治十年）6月13日，在上海入教的昆山人徐退三、程仲岳受命回昆山开教。起初，他们着手寻找房屋设立教堂，却遭到本地人的反对，后来与西街琅环里三元殿庙主协商，暂租得其边屋作为传道之所。由于耶、道两教混在一起，起初尚能和洽相处。终因教义不同，两相矛盾，不久就发生龃龉冲突，最后不得不退租。这样，一时找不到适当房屋，只能就近迁移到前浜徐退三家中，以为权宜之计。后经上海第一浸会堂执事会与徐退三正式商定为租赁关系。此后基督教向西发展，程仲岳被改派去苏州传道，昆山教务由徐退三负责，上海第一浸会堂则定时派人来昆协助，并由上海第一浸会堂主任牧师、中国人黄品三兼任昆山教堂牧师。昆山浸信会发展了八九年，起色并不大，在当地仅发展了八人入教，晏玛太从上海第一浸会堂荐了八个教友到昆山拼凑班子，1879年（光绪五年）10月16日这十几个人在昆山正式成立基督教浸会“圣会堂”，按立徐退三为牧师，并决定由美国南浸信会差会拨款给昆山教会建造教堂。昆山基督教浸会“圣会堂”先设法在东南门外租赁房屋，设立布道所，按期按时布道，同时也在四城门内外茶馆酒肆、街头巷尾，随处布道，当时还发展吸收常熟东塘市人入教，此为东塘市后来有浸会的起源。

晏玛太不仅是上海基督教浸会的创始者，也是昆山基督教浸会的首倡人。除晏玛太外，当时美国基督教南浸信会派到上海传道的美国传教士甚多。1888年（光绪十四年） 晏玛太逝世后，继续掌管昆山浸信会的，先后有万应远（R. T. Bryan）、乐灵生（Rev. T. J. Rawinson）、吉慧丽（Miss Willie H. Kelly）、柏乐堤（Miss Lottie W. Price）、华彼得（T. W. Hamlett）、田厚臣、姚括士等美国传教士，他们大多在昆山短期小住或来往于昆沪之间。昆山浸会第一任中国牧师徐退三去世后，继任者先后有：吴让之、冯文英、冯文荣三人。到1893年吴锡荣牧师初次来昆山任职时期，教会与所办学校里中国信徒有：徐程榛（徐退三的儿媳徐惠仍师母）、朱端生、高石麟、刘素贞、胡小姐、冯小姐、朱选一等人，当时浸礼教会一度鼎盛。[6]

继浸礼会之后，美国监理会（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South，简称M.E.S.）于1880年（光绪六年）开始在昆山百花街设耶稣堂传教，但信从者极少。[7]不过，监理会在昆山传教却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其主角就是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受监理会传教士韦理生（A. W. Wilson）和林乐知（Rev. Young J. Allen L. L. D.，1836-1907）的委派，宋耀如于1886年12月9日只身前往昆山传道。为了磨炼自己的意志，他决定从上海步行去昆山，他随身背了一个大布包，里面装有各种西药，打算一路上边医病，边传道。但他万没想到，从上海一出发，就有一个外号叫“朱铁掌”的会党人物追杀他，大概是受了义和团运动视仇洋教思想的影响。“但朱铁掌一路上看到的这个洋教士除求乞之外，就是把身上带的西药为穷苦农人医病施药，不取分文。有一天，他亲自看到宋耀如花了整整一夜，把倒在雪地里昏死过去的农妇救醒过来。农妇一家人感激得泪珠直下，坚决要给宋耀如酬谢，但宋耀如谢绝了，宋耀如只要求吃一顿早餐，但还要在临走时帮这家人推一阵磨以作偿。更使朱铁掌感动的，宋耀如见到一个穷人跳河自杀，他竟不顾天寒地冻跳下河去救人，人被救上来了，可宋耀如也冻昏过去了。这些事被以义为重的朱铁掌看在眼里，他不忍杀死宋耀如了，反而上去把宋耀如扛上肩头直往嘉定镇走去，准备送医求救。”[8]就在朱铁掌扛着宋耀如去嘉定的路上，为前来寻找宋耀如的倪桂珍遇上，同来的还有宋耀如的朋友牛尚周，当时倪桂珍正在牛尚周家避难，因为牛尚周从电报往来中得知上海道台要派人刺杀宋耀如，他把这一消息告诉倪桂珍，并一同乘着一辆马车从嘉定出发沿路寻找宋耀如。此时正巧在路上相遇，就叫宋耀如暂时到嘉定避一下风，可宋耀如还是坚持要去昆山，倪桂珍就提出在嘉定与宋订婚后再一起到昆山。1886年12月（光绪十二年十月底），宋耀如、倪桂珍一对未婚夫妇踏上了昆山这块土地，开始在街头传道，由于民众对洋教的反感，特别是得知传教的一对男女还是未婚夫妻，更认为是有伤风化，不但不听其传道，还用砖头、泥块打他们，两人不得不中止传道。正当宋耀如在昆山传教一筹莫展时，那个朱铁掌却来拜访宋耀如，还带来一个秀才，朱铁掌这次来是要劝说宋耀如参加反清秘密会党，但宋耀如还是坚持自己的信仰，除宣传教义外，他说待民主、自由、平等思想深入人心后方可革命，所以拒绝参加秘密会党。受朱铁掌的牵连，宋耀如险些被昆山官府定罪。鉴于昆山传教的困难，生活也艰苦，宋耀如决定把倪桂珍送回上海。倪桂珍走后，宋耀如接到林乐知的通知，催他在昆山重建一座教堂，而且要自筹经费。募捐不成，宋耀如亲自动手，通过晒制砖坯和经商赚了些钱，于1887年6月终于在昆山建起了一座教堂。宋耀如把倪桂珍从上海接来，准备举行开堂仪式，但就在当天晚上，昆山的士绅带领几百个农民捣毁了教堂。监理会担心酿成教案，就调宋耀如回上海牧区工作。回上海后不久，宋耀如、倪桂珍选定结婚日期，于1887年7月正式举行结婚典礼。1887年10月中旬，监理会又指派宋耀如到昆山传道，于是宋耀如夫妇再次踏上昆山这块土地。遗憾的是，传教的效果不佳，不久又被调离，从此宋耀如再也没来过昆山。[9]

太仓在昆山北，1882年（光绪八年），上海中华圣公会会长吴虹玉来太仓，在县城皋桥南首设立布道处，后建圣马太堂。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上海安息浸信会（Seventh-day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in American，简称S.D.B.）美籍医生柏佩兰、康兰德在浏河镇设惠中医院，后建福音堂。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卫理公会上海教区牧师俞师竹来太仓西郊传教，后在城内王宅前建基督教堂，下设道卢妇女会和双凤、岳王两处分堂。[10]

苏州是江南重镇，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又是清代江苏巡抚衙门所在地，成为基督教在苏南地区传布的重点对象和核心区域。西方传教士在上海一落脚，就把触角伸向了苏州。“道光三十年（1850）十月监理公会教士戴医生等三西人，皆着华装自沪乘舟至苏，沿途散发布道单张，旋返。”[11]这里所提到的戴医生是1848年抵达上海的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戴乐安医生（Charles Taylor）。[12]王韬在《蘅华馆日记》中提道：咸丰四年八月二十九日（1854年10月20日）他同麦、慕二牧师“抵洞庭山”（位于苏州西南），九月一日（1854年10月22日）礼拜，麦、慕二牧师“登岸讲书”。[13]这里的麦、慕二牧师是指较早来上海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和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1922-1900）。1857年，慕维廉和杨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往苏州宣扬福音，时值粤寇猖狂，苏人以间谍疑先生，群相仇视”[14]。太平天国期间，又有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等十几位传教士来过苏州，但太平军没有答应他们广泛传教的请求。[15]太平天国之后，真正在苏州立足传教的，先后有美国监理会、北长老会、南长老会、南浸信会、圣公会和使徒信心会等宗派。[16]1901年《教保》杂志记载：“苏垣教会有四，即南、北长老，浸礼，监理是也。自去秋迄今，络绎来吴者颇不乏人，兹将名姓胪列于后：南长老会双塔寺前教堂，杜君步西夫妇；齐门外教堂医院，包君志登夫妇，惠医生夫妇，斐、宋、梅三位女士；谢衙前教堂，高夫人；北长老会南园木杏桥教堂书院海君士夫妇；阊门外上津桥教堂医院，康君夫妇，高、费两位女医生，福、梅、莫三位女士。又来君恩思闻日内可得莅苏；浸会苹花桥教堂，白君多玛夫妇；监理会天赐庄教堂医院学堂，孙君乐文夫妇，文君乃史夫妇，斐君尧仁夫妇，狄君赉惠夫妇，白君约翰，祁君惠光，卜氏明慧女医生，明氏女士；宫巷教堂潘君慎章，长春巷教堂书塾，金、魏、戴三位女士。”[17]所以，苏州也是一个西方传教士云集之地。

在苏州传道成绩最显著的是监理会和南、北长老会。

监理会的传道区域除了上海之外，主要是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平原地区。1859年，美国监理会传教士蓝柏（James William Lambuth，1830-1893）曾偕华人刘竹松到苏州传道，后因美南北战争爆发而暂停。1869年（同治八年）蓝柏再到苏州传道，他坐船停靠在天赐庄钟楼（即文星阁，位于今苏州大学本部）旁，把船和陆上空地作为他布道工场，但听者寥寥无几。后来，他依靠和重用中国人员才算站稳脚跟。1877年，潘慎文（Alvin Pierson Parker，1850-1924）和蓝柏的儿子蓝华德（Walter Russell Lambuth，1854-1921）接踵而至苏州，协助蓝柏传教。从1869年到1879年，经过十年的经营，监理会在苏州十全街石皮弄、护龙街（今人民路）、凤凰街和濂溪坊已有四个布道处，但还没有可以容纳多人的教堂。1881年（光绪七年），潘慎文在天赐庄折桂桥弄口购得一块土地，建起一座中式风格的教堂，大约有四百个座位，后来在堂的后面续建一段，又加增二百个座位，当时被称为“首堂”，该堂在1915年拆除，新建一座西式风格的教堂，即今苏州大学本部西侧十梓街的“圣约翰堂”。1882年，蓝华德的妹夫柏乐文（William Hector Park，1859-1927）到苏州着手筹建医院。1884年，孙乐文（David Laurence Anderson，1859-1911）由上海到苏州传教。1889年女布道士金振声（Atkinson Virgiania M.）在申衙前（今景德路中段）设布道处，1892年始建救世堂，1924年（民国十三年）救世堂移建于养育巷慕家花园弄口，即今养育巷北段“救世堂”。1890年韩明德（T. A. Hearn）和项烈（Robert Henry）到苏州，第二年他俩与华人牧师陈楹卿在宫巷设一小教堂，1921年（民国十年）得监理会捐款兴建乐群社会堂，1923年落成，即今苏州观前街南面的“宫巷堂”。[18]

有几位早期中国基督徒，对监理会在苏州的传播和扎根起到重要作用。一是“造纽扣的李”，就是南汇人李子义，他曾在上海跟从蓝柏慕道，后迁到苏州葑门内钟楼西居住。1869年，蓝柏到苏州，李子义和他的大儿子李伯莲，一同受洗进教，成为苏城监理会最早的信徒。那时监理会在苏没有教堂，蓝柏常住李子义家里。二是苏州商人殷勤山，此人颇有资财，1856年在上海听蓝柏讲道而入教，为最早苏州籍基督徒之一。后经蓝柏劝说回苏居住，家在苏州葑门内十全街石皮弄。1870年他把房子租给监理会作布道处，自己则四处传道。三是浙江秀水人曹子实，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十一岁时在上海为蓝柏夫妇收养。1859年，蓝柏夫人因病回美国时将他带走，并让他在美国上学。蓝柏夫人在健康恢复后回到上海，把曹子实托付给美国雷大卫医生照顾。1861年，曹子实作为雷大卫医生的助手参加了美国南北战争，为南部联军服务。曹子实在美国生活学习十年，1869年回国。1870年，同蓝柏到苏州传道，在葑门内十全街租赁殷勤山的房屋，开设讲堂，兼设学校。这三位中国人，对蓝柏传教获得成功以及监理会在苏州的立足和开创起了很大作用，故被美国监理会誉称为“苏州开创时期的柱石”。[19]

1891年（光绪十七年）9月12日至17日，监理会第六次年会在苏州天赐庄教堂召开，参加者有正传道十一人：林乐知、孙乐文、冯昌黎、步惠廉、赫摩西、衡特立、罗格思、韩明德、李子义、程静三、孙垣伯、史子嘉；试用传道十人：盖翰伯、凌子言、曹子实、陈楹卿、唐沐三、梁志道、吴桐轩、陈子君、焦子方、姚梅羹；教友使者三人：朱鼎卿、李登书、朱月如。会上总结本年传道情况、考察传道人的品行和办事能力、推选新的传道人并分派下一年的任务，苏州和上海两连环表现突出。本年监理会各堂教友总计三百八十八人，其中美国人二十三名，本年受洗者大小共六十人。[20]

1901年，美国人潘慎章长老负责监理会苏州连环司，当时其管辖的范围和人员包括：城内天赐庄首堂循环长老文乃史、陈楹卿，传道奚伯绶，劝士沈寿康、江梦九，会使秦炳生；城内宫巷堂循环长老史子嘉，传道李月峰，会使范莲生、谭介眉；无锡循环长老史子焜；常熟循环长老毕立文，执事蔡式之，传道徐芝生，会使周晋麒；还有湖州循环长老衡特立、程静山，执事吴桐轩，试用传道王子怀，本处传道陈凤笙、沈香士，会使朱梓卿、黄凤发、万春甫等。[21]

1900年前后，尽管有北方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但苏州监理会的传教、办学、行医等事业仍然继续发展，林乐知、潘慎文、孙乐文等西教士开始创办东吴大学，柏乐文、斐尧臣、史子嘉等中外教士倡导戒鸦片烟和女子放足。[22]

南、北长老会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分开的。南长老会在1872年（同治十一年）开始进入苏州，它的传播和发展离不开杜步西（Hampden Coit DuBose，1845-1910）和戴维思（1849-1917）两位牧师。

杜步西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了苏州养育巷教会。杜步西夫妇是随美国监理会牧师蓝柏同船，经杭州来到苏州的，起初在富郎中巷租房布道，也常至杨家桥、横泾、光福等乡村传道。光绪初年（1875），杜步西本打算购买苏州郡学（文庙）西面的土地建筑教堂，后来迫于士子和民众的压力，地方官吏集款千金赎回土地。于是在养育巷东面购荒地五亩七分开拓地基，建立教堂，广搜教友，同时沿乡添置教堂十数次，会中教友均受其益。[23]杜步西在苏州传道收效是很大的，今苏州使徒堂（原名“思杜堂”）《杜步西先生纪念碑》记载：“先生首先莅苏设堂传教，劝导热心，不辞劳苦，寒暑无间，总以救主耶稣为宗旨，冀得万民脱离罪苦，一时信徒麕集，车辙盈庭，闻风而来，不能数举，皆先生救世之苦心，亦圣灵感动有以致之也。”杜步西不仅传讲基督教义，而且对中国文化、社会民生、地方习俗也颇有关注和研究，《杜步西先生纪念碑》也记述了他好学的精神和著述的丰富：“初来吴会，语言文字尚未精通，延请吴下名师宿儒，虚心考订方言文学，上午读书，下午讲道，数十年来讨论真理，虽终日话谈，无少倦容……平生笃守圣教，至老弗衰，尤好著书。观其历年所著中西文之书，指不胜屈，已刊行者如《圣道序论》、《天道讲台》、《福音讲台》、《救主行述》、《得救磐石》、《三教问答》、《福音千字文》、《福音讲台篇十二章》、《圣经小引四章》、《旧约注释》、《新约注释》、《速除罂粟》，以上皆中文之书。《儒释道三教》、《在中华传道》、《姑苏事迹》、《韦理生行述》、《福音讲台》、《除烟报告》，以上皆西文之书。”[24]杜步西很重视收罗人才，传道方面得到了陈少芝、包莲芳等当地优秀人才的辅助。长老会史料记载：“杜公不但品学兼优，而且和蔼可亲，每出外布道，人家都称他为长胡须先生（因为杜公之须长过胸间），由此可知，传道事业于苏州无甚困难。”[25]1910年（宣统二年）杜步西去世。后来，他的遗孀Pauline、儿子杜翰西（P. C. DuBose）和女传教士高夫人在美国募集巨款，在养育巷重建教堂，1925年（民国十四年）4月3日开堂，为纪念杜步西，定名为“思杜堂” 。[26]

戴维思牧师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了苏州齐门教会。他是1873年秋季来苏州的，先在城内石塘桥购得平屋一幢，作为布道的根基地。后来迁到谢衙前建礼拜堂，筑住宅，因谢衙前的地基狭隘，才出售于浸信会。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到齐门洋泾塘地方，购得荒地三十余亩，建立福音医院和教堂（为民国十一年建造的崇道堂前身）。戴维思的另一贡献是在1901年与杭州的甘路得和来恩思（又译名来恩赐）组织游行圣道书院，连年奔走于南京、杭州等处，因是校或在杭、在苏，无一定地点，故名其为“游行圣道书院”，也是后来金陵神学院的起头，到1904年，有诸辛生、刘道生、张维逊、楼呈祥等八位传道人毕业。1905年海敦教士来齐门帮助教务，周围四乡，如巴城、石牌、湘城、石塘、南北桥、和村等处都设立过分堂，可惜海氏在1914年秋季回国的时候，遭危于地中海。还有浙江德清的刘德森教友对齐门教会的发展也非常热心。戴维思于1917年春季，因肺炎归回天国，享寿六十八岁。“戴公为人方正谨严，朴实勤劳，有勇往直前的精神，实不能不令人追想仪型呀！”[27]自从海、戴二公相继去世以后，齐门教会大受影响，后来又有惠更生医士要与医院脱离关系、署理牧师不得其人等种种问题发生。

北长老会来苏州传教比南长老会要早。美国传教士施美德（又译名史密得、斯米德、斯美德，英文名M. C. Schmidt）在1867年9月（同治六年八月）就来苏州传道，他本来是德国人，曾经是镇压过太平天国的戈登将军的副将，帮助李鸿章克复苏州有功，不愿受别的奖赏，唯向李鸿章要求在苏州开教，于是得立堂于盘门内之小仓口，后迁至葑门内之木杏桥。之后，费启鸿（G. F. Fitch，1845-1923）、海依士二博士来华，继续其功。当时，帮助传教士工作的中国信徒有鲍华甫、汤执中、罗锡本、朱祝三等教友，特别有蒋敬斋长老帮助购买基地，其功甚大。再后，美牧师来恩赐由杭州调苏州，在阊门外十五里的狮山之下的小乡村布道，与教友谢燕堂赁屋而居，开乡村布道之先声。同时，罗锡本往昆山开荒。另外，又在苏州城内之庙前、直街、阊门内专诸巷、胥门外小日晖桥均设立分堂。更后，又有斐义理教师自美国来苏州，看好阊门外为紧要之地，于是在上津桥畔，设立教堂，刘道生与之同工。庚子事变之后，康福安博士来苏州，刘道生、诸辛生等也从神学毕业协助工作，于是在四乡设立分堂：胥门外有横泾、木渎二镇，阊门外之枫桥、浒关、望亭、道安桥等镇，齐门外有黄埭等处。[28]1906年后，南、北长老会为避免工作重复，同意调整地区，南长老会传道的木渎、光福、横泾与北长老会主持的吴江、平望互换。再后来，昆山、狮山、城中的一些分堂均关闭，北长老会传教的大本营主要集中在阊门外上津桥附近。诸辛生牧师在总结早期北长老会传教经验时写道：“罗致人才一事，其法如下：（一）往他处老公会聘请传道人才，如汤执中、鲍华甫、罗锡本、朱祝三、章旌云、严礼余诸君。（二）申送人至山东学道，如张葆初、谢燕堂诸君。（三）在热心教友中栽培帮助传道，如华虚斋、马均宝诸君。（四）在教友中选热心有志者，送入神学，如刘道生、刘彦和、吴子荣诸君。（五）开设学校，栽培人才，如诸重华、华树人、陈辛华、诸辛生诸君。论到传道事业之加增，道理初次传到苏州，传道人不过在船上将福音另本掷往岸上，希望人民拾而诵读，因而受感。第二步可以在城中及四乡分送圣经。第三步可以租屋，在日中可以开堂布道。第四步组织大布道，作大规模之布道。第五步如人家、官私学校、监狱及各机关布道。本会礼拜三有小公祈，主日有勉励会、进德会、合作之家庭礼拜、查经班、祈祷会，每年至少有一次奋兴会，或灵修会，加教友之灵德，而做上主之工作。”[29]

南浸信会传教士白多玛（T. C. Britton）牧师夫妇于光绪三年（1877）来苏州传教，后在苹花桥建教堂。1896年购得北长老会天后宫和谢衙前的产业，工作中心遂转入谢衙前。1901年《教保》杂志记载该会传教情况写道：“苹花桥浸会教士白君多玛，朱君研香，每日开堂宣道，娓娓动听，闻而悦纳者颇众，今于六月间受浸者四男人，如经云泪而播者，必喜而获矣。”[30]1902年，麦嘉祺牧师夫妇（Dr. and Mrs. Chas G. McDaniel）牧师来苏州地区传教，盛泽、东塘市也建立了教会，之后苏城东南的甪直镇又创立教会，后聘北浸会的能人何子耀为传道。1908年苏州无锡两处的教友人数约一千五百名。1910年9月，苏州浸礼传道会在苹花桥教堂举行，来宾郭维义（郭惟一，W. E. Crooker）牧师演讲了大布道的益处，白多玛牧师继任委办并介绍了上海传道会联合的情况，章程委酌陆亮生教士报告了章程细则和职员的分工，委办代表周吟泉教士汇报了循环传道的情况，沈兴诗长老被任命为传道委办负责调派各路教牧，委酌何子耀教士认为宜用罗马字母注音苏州土白让下等社会及妇女读懂圣经。[31]何子耀传道不幸于中历宣统二年十二月初十日病逝。[32]

圣公会传教士韩忭明（1868～1933）于1899年来苏州城内，先在桃花坞廖家巷租房设堂，后建天恩堂和布道所。他“开辟苏、扬二牧区，创办桃坞、美汉等中学，于江苏教务，颇多贡献”。[33]

使徒信心会于1889来苏州城传教，民国后才建立教堂。[34]

苏州附近的县、镇、乡都有基督教一定程度的传入。基督教传入苏州北部的常熟较之于城区要早。据圣公会《江苏教区史略》记载：“一八五六年来华之韦廉臣（Rev. C. M. Williams）与李瑾（Rev. John Liggins）二位教士，至一八五八年，已熟悉中国情形，能操本地方言，曾与黄光彩会吏同至距离上海九十英里之常熟县租屋布道，听道者颇为踊跃，是为江苏教区上海以外最早开辟之地段。一八五九年，母会拟发展布道事业至日本，遂调遣韦、李二氏往日本，留黄会吏在常熟工作，未几当地人民与黄发生冲突，常熟教会因以停办。”[35]黄光彩（1824～1886），字近霞，厦门人，美国圣公会的第一位中国信徒，他的女儿黄素娥后来为上海圣马利亚女学校长，其女婿卜舫济（Rev. F. L. Hawks Pott，1864-1947）为圣约翰大学校长。圣公会又于1902年由江苏教区派美国传教士慕高文和中国信徒葛稼眉到常熟传教，先后在殷家弄口、新县前和阁老坊等处设布道所，1908年该会牧师卫尔生（威尔逊）在城区县东街建基督堂，1910年于七弦河建住宅。继圣公会之后，监理会也来常熟传道，1880年（光绪六年）南汇人李子义牧师开始租用常熟城区小东门东仓街民房作布道所，1902年由孙直斋赠送基地（言子墓道南侧一块墓地）、信徒献款和监理会华东年议会协助在北门大街正式建立礼拜堂（即后来的景道堂）。[36]苏州南部的吴江县基督教传播也较普遍。1890年（光绪十六年），监理会传教士衡特立与嘉兴人曹子实从南浔到震泽传教行医，先在南栅义嘉桥，后迁至十间弄、祠堂桥、大桥湾、寿星桥设布道处。[37]1899年，在盛泽镇蛇头弄购房设立境内第一所教堂，以后陆续在震泽、桃源、七都、坛丘等地开设教堂。1900年，南长老会传至松陵、平望、黎里等地。1907年，浸礼会也传入吴江的盛泽。[38]

无锡南接太湖、东临苏州。1891年监理会开始在无锡南门外租屋设堂，不过是苏州的孙乐文、陈楹卿等不时地来无锡传道而已。后来又派梁志道、李仲覃常驻无锡。“其时听道者有人，慕道者有人，锡地教友窃喜之，意谓吾德其有邻乎。”可惜的是，1892年夏梁志道因病返国，李仲覃也调回苏州。[39]这样中断了六年之久，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美国监理会主任传道毕立文、华人协理程静山再到无锡，在南门外棉花巷（今南长街耶稣弄）设立常熟无锡循环区，又改为无锡循环区（后称牧区或牧境）。1901年史玉冈奉派驻无锡，购地建堂，并设立英华养正学堂，此时教友杨维翰在无锡行医，辅助教会。1905年罗格思、李月峰二牧师来无锡主持教务。1908年俞止斋移铎来锡，庞越封、司马德、朱遵道等协助，监理会教会日益兴旺。[40]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美国圣公会江苏教区美籍主教郭斐蔚派麦甘霖会长（牧师）和华人朱葆元会吏到无锡创办锡（指无锡县）金（指金匮县）圣公会，租赁南门城内槐树巷顾姓住宅为临时会址，开堂传教。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美国南方浸信会传教士白多玛夫妇从苏州到无锡，租赁江阴巷的民房为讲堂，聘请史云生为传道员，翌年，成立无锡浸礼会。[41]之后，华彼得夫妇、强克胜夫妇也来到无锡，并在城内惠工桥附近建立教堂，同时买了一条船，取名“福音船”，船上用布篷搭盖，以挡日晒雨淋，他们常到洛社镇布道。[42]

宜兴在太湖西，较早来此传道的是监理会西教士潘慎章和华人牧长史友兰。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城内南大街设立了布道处。1909年（宣统元年）升为循环，这年冬天，史友兰调离，继任者为其叔父史玉冈，于是开始兴办主日学校、乡村布道、儿童教育等事业，不久张渚东霞埠支堂成立。1910年赵基法来宜兴佐理教务，在湖父丁蜀山一带传教。[43]1911年（宣统三年），该会西教士霍约翰又在和桥镇设立“福音堂”。[44]

江阴在无锡之北，北临长江，别号澄江，又名蓉城。也是人烟稠密之处，但人民多是固执不化，迷信极盛。1895年秋，美国南长老会遣派李德理、海敦二教士，来到江阴，先在东门外河南街，租定民屋一幢，以为住宅和礼拜堂等用。海敦略谙医理，就在那里施医讲道，虽是苦口婆心，但当时的人总是不关痛痒。1896年秋，忽有痞徒将死小孩私埋于海、李二教士住宅内，谣传洋人食人肉、挖人眼制药料等传言，因此就引起了闹教的风潮，尽将礼拜堂房屋中杂物捣毁一空。于是海、李二教士逃往横山炮台避难，事后未见安宁，又迁居到无锡住两月，遂即回美国，这是他们在开创时候的情形和艰难。1897年秋，海、李二教士，重来华夏，并且与慕维德教士、华尔德医士等同来江阴，仍取点在河南街，这一年购地建堂，将传道事业和医疗等各职分任。至于四乡传道方面，海氏为最得力，东奔西走，开辟荒场，也不嫌体倦。又在朝阳关地方开办圣经学校（此校后来归并于金陵神学院），当时所困难的是，罗致人才，颇不容易，学生每有衣食身家之累，于是他自己情愿吃苦，不食西餐，不穿新衣，省下费用来补助学生的不足。他布道的地点也很广阔，包括华墅、祝塘、蕉溪、夏港、申港、陈陆桥、后塍、杨厍、镇山等处，江阴当时的各分堂，差不多十之八九，是海氏开创的。到1905年，海氏因苏州齐门教会的请求，于是离澄往苏。想不到在1914年秋季回国的途中，轮船经地中海遇险沉没。“海氏因救人的缘故，反而自溺其中，闻者莫不伤悲，曾有许多教友得此惊信，哀悼若伤己之父母然。由此看来，也可知海氏的为人了。”[45]庚子事变后，江阴地区的“民情风俗，大加更变，以致从前谤讪谬言，得以一扫而空也”[46]。1900年，长老会在江阴建造福音医院男病房及礼拜堂，华尔德医师主持医务，并有马维善及邵夫人等协助传道。1904年，李德理回美国筹得巨款，1906年开始在江阴租屋办学，开办了励实男校、辅实女校以及圣道女校，并聘请苏州长老会的陈培卿作教师。[47]1907年建造了女医院。1908年后，又有沈文蔚夫妇、李薇香、汤嘉德、胡梅林、华保仁、慕爱力教士等相继来江阴传教。1909年男女两校的正式校舍建成。[48]江南地区天主教的势力本来也很强大，基督新教传入后，有的乡村甚至出现教堂林立的景象，江阴的周庄镇（不是苏州南的周庄镇）占文桥、彭蒿村乡民流行的谚语云：“抬头一片桑，十里三教堂。”[49]足见此地基督教发展的繁盛了。

常州虽然离苏州、上海不远，但监理会由苏州传播到常州已是半个世纪后的事了。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苏州监理会派西教士罗格思（Lucas）首次来常州传教，因未租到房屋，又返回苏州，所以，同年监理会年议会只列了“常州循环”的名称，但派出传道人空缺。1903年，监理会又派西教士潘慎章（A. B. Porker）和博习书院毕业生俞止斋到常州开荒，租得大北门外盛姓房屋为潘牧师住宅，北直街中段洪姓的几间房屋为教堂及中国牧师的住宅，此时常地风气未开，潘牧一度为市民驱逐。此间，教会又派杨奎章来常州，开设英文班，来学者也不多，不到一年英文班就停办。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又增派史友兰牧师来常州。1907年史友兰调宜兴，李月峰牧师来常州，同年，西女士罗淑君在北直街开办崇真女校。1908年西教士霍约翰担任常州循环司，在登省巷内买到三间民房，翻造为其住宅。同时，史友兰牧师旧地重游，由于熟悉民情，常州教务进步很快。1910年（宣统二年）西教士鲍涵恩至常州，常州教会就此分为北、东两个循环：鲍涵恩任北循环司，霍约翰任东循环司。东循环租赁关帝庙隔壁汤襄武王斋祠为礼拜堂，并开办育德女塾，由孙友朋女宣教士负责。1911年史友兰调离，鲍涵恩仍为循环司，从珠街阁调来的焦汝舟（焦子方）任协理传道。这时传道工作发展较快，在东门城门口租旧房设立了分堂，继而又向外扩展到戚墅堰、宜兴和桥两地设立分堂。后来宜兴和桥自成教会，戚墅堰仍属东循环下的一个分堂。[50]

苏南地区属于吴方言区，本来手工业和商业较中国其他地区发达，加之上海等通商口岸的开放，使基督教传教与通商齐头并进、蔚然成风。河道密布的江南地区交通还算方便，传教、通商主要在城市县镇，也波及乡间村舍。商业繁盛之区，传播教义实属不易，因为商业繁盛之区也是藏污纳垢之地，人们大多重财轻道，工商之徒居无定所，“朝尚求道，夕已不见”“即如谨守安息一端，而能如乡落信徒虔诚洁净者，盖诚寡矣。”[51]不过，在人口流动性不是很强的时代，通商与传教还是相得益彰、互惠互利的，像监理会、长老会的传教士们周旋于江浙沪之间，不仅便利了各种信息的沟通，同时也将福音的种子洒在了所到之处。

二 苏中地区

苏中地区属于江淮方言区，位于淮河以南，列于长江两岸，是政治上和军事上地理位置非常关键的区域。历史上由于北方移民的不断南迁，使这一地区成为南北文化混杂交融的中间地带。这一地区包括今天的镇江、南京、扬州、泰州、南通五市。基督教传入这一区域虽然较之苏南地区要晚，但传播的路线既有从苏锡常西进北上的，也有从上海直接经长江水道和大运河深入内地的。

镇江，古称京口，居金陵之下游，自古为名胜之地——“金焦对峙，塔影与云影相连；楼阁遥瞻，山光与水光互映。”[52]基督教传入镇江始于1865年（同治四年）至1889年（光绪十五年）镇江已有浸信会、内地会、伦敦会、长老会、美以美会等教派，并各自建有教堂。[53]1865年，金石玉就在西门城外大云坊购地建堂，1867年又将该堂迁银山门大街，1881年在英租界三马路建筑新堂。[54]

1885年（光绪十一年）后，美国南浸信会传教士胡德恩牧师夫妇（Mr. and Mrs. Hunnex）来此传教，之后，万应远牧师夫妇、郭维义牧师等先后来镇江，在银山门建浸会堂，五条街建润中堂、办女校，而后向桥头、下蜀、龙潭、东阳、句容、土桥、丹阳等城镇发展。[55]1907年江苏浸礼议会在镇江召开，参加者有万应远、白多玛、邬采芹、潘子放、李子美、冯文荣、吴让之、王秋山、吴锡荣、汤杰卿、舒玉甫等人，他们来自上海、苏州、扬州及本地浸会。[56]1910年，“镇江浸会已立有二十余年。分出之教会有二，即句容与曹家凹二公会。分堂有三，即东阳、龙潭、下蜀三处。城乡镇教友，共有三百多人。”[57]当年中国人张省一被按立为镇江浸会教牧，其薪金由教会、差会各承担一半。同年五月，镇江浸会举行奋兴会，特请山东的朱元勋、上海圣道院监院万应远、教习潘子放、上海官话浸会赵清泉、蒋祝三、杨静波、如皋舒玉甫来镇江领会，闭会后，记名慕道者已有二百九十三人，受浸者五十一人。“我镇自设教会以来，信道者素未有如是之众，非圣灵之力，必不及此。”[58]

1885年，美以美会传教士郎君登等来镇江传教，在大西路又新街口和小码头分别建立福音堂。偌冰心女士又创立崇实女学堂，经二十几年的苦心经营，“学课完备，程度颇高，识者目之为长江上下第一女学”。1906年偌冰心校长病逝，谷尔思女士接管。与此同时，贺路绥女士、笪格矩女士在镇江松凹山创办了妇幼医院，“二十余年，活人无算”。[59]

英国内地会传教士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于1868年8月扬州教案后来到镇江，在这里内地会的成员受到热情接待，并很快在城西伯先路东侧建立教堂和药局。教堂占地面积约二百七十五平方米，为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全部采用青砖叠砌，屋面作四面坡瓦楞铁皮顶，上砌有烟囱，整座建筑庄重简朴。戴德生的前妻玛莉亚（Maria ，1837-1870）及四个夭折的孩子就埋葬在镇江（今伯先公园的西山脚旁），1905年戴德生离世，和他的妻儿安葬在一起。可惜的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戴氏坟墓被毁，所幸墓碑尚存。[60]

1883年（光绪九年），南长老会传教士柏雅各和吴板桥（S. I. Woodbridge，1856-1926）来镇江传教。1884年，传教士林亨理（H. M. Woods）夫妇在运河两岸各建一座礼拜堂进行布道。后来又有包志登、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1852-1931）来此传教。[61]1907年《通问报》记载：“长老会包志登君，自莅镇江以来，竭力主张创办学堂，培植教中子弟，兹已得差会准可，于镇江登云寺山上，创设两等学堂一区，初等四年毕业，高等四年毕业。兹闻校舍已于今春开工，约年内可以竣工，可容学生四五十人，刻下校舍虽未告成，特就包君住宅之厢房开学，仅收学生十人，特聘南京基督书院毕业生李荣春君，为算学理化教习，本邑某君为国文教习，其圣经、绘画、音乐各科，大概由包君夫妇自任。按包君夫妇，人极精明慈善，以之办理学堂，可谓庆得人矣。”[62]到1909年，“镇江长老会有礼拜堂两所，一在南门外，一在西门内。南门外教堂系赛牧师兆祥主政，西门内教堂系包牧师志登主政。南门堂内有教友八十余人，已于光绪三十二年，设立堂会，公举长老二、执事三办理会中各事，颇著成效。西门堂内，近来日见兴旺，受洗入教者，上次有九人之多，日前牧师聚集众教友，议立堂会，因公举朱先生宝山为长老，郎先生兆泉为执事，将来得人如得鱼，可预期矣。”[63]1909年南门堂的长老为马逢伯、杨德明，执事为萧德怀、张森桂、张家元。[64]

南京乃六朝古都，清代两江总督衙署所在地。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时，有许多西方传教士访问过天京，由于处在战争状态以及传教士与太平天国的教义分歧，传教士们大都没有长久地待下来。太平天国失败后，西方基督教的各个教派才逐渐地传入南京。

内地会是比较早来到南京传教的，戴德生的同伴、石匠出身的英国传教士童根福（George Duncan ）于1867年（同治六年）带一名中国助手天福，从苏州来到南京传道。他们走遍了大街小巷，也没有一个人家肯留他们住下，只好整天在市面转悠，或在茶馆里歇息。后来从一个木匠师傅那里租到一所房子，楼上做住房，楼下做教堂。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前来听福音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接受了信仰。童根福感到南京传教的艰难，于是离开南京到别处去传道了。[65]

北长老会在南京的传教效果不错。1873年（同治十二年）美国传教士韦理（Albert Whiting）从苏州到南京来传教，第二年李满牧师（Charles Leaman）来协理，他们二人在南京调查了设教的一切情形，又到上海报告差会，经差会召集会议通过，准许于南京开设教会之工作。1875年夏季，他们得到了苏州监理会曹子实的帮助，在南京中华门东的边营租民房，设立教堂。韦理夫人（也称魏夫人）也参与传道工作，教堂里男女分坐，楼上女宾，楼下男宾，往往座为之满，来听者颇不乏人。韦理先生与政界及学界人士常有往来。1876年，在东牌楼开设一书局，内中陈列许多教会书籍及科学书籍，一面售书一面赠阅，与人谈道的机会很多。可惜的是，有两位寓居此处的西人贸然至督署参观，书局即被取消。1878年又另租一屋作为宣道所，1879年韦理为避反教风潮赴山西补助赈务，不料因受饥民之传染，致患红疹病，因而逝世。1880年秋季，浙江宁波人许德宝长老协助韦理夫人在边营传教办学，许长老后来又在颜料坊堂内布道。1881年春季，李满偕夫人、大女儿由杭州返南京传道，并暗中于升平桥建造房屋。1882年（光绪八年），在美国领事施美德帮助下，司医生、韦理夫人在四根杆子租地开始建筑一座小礼拜堂，1883年落成，此时有西教士海君夫妇、艾先生来南京布道，由上海来的朱祝三君协助。1888年，由李满牧师负责在四根杆子又建成一座更大的礼拜堂，约可容纳四百人，取名为“耶稣会堂”（1934年被拆除移建汉中堂）。1890年，边营之礼拜堂为原房主赎回。到1893年，北长老会经耶稣会堂施洗入教的人数有五十七人。[66]

1881年（光绪七年），美国美以美会（后属卫理公会）医师赫怀仁（Dr. Hart）来到南京，一边行医，一边传教。1882年，他在估衣廊购地建筑一座礼拜堂。1887年至1888年传教士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沙德纳（E. C. Shaden，1863-1934）等十余人来南京。福开森此前在镇江学习汉语，到南京后在估衣廊居所办学，并出任汇文书院校长。沙德纳是一位相当活跃的女传教士，她是美国印第安纳州人，1887年慕尔大学毕业后，即决志来中国，定居南京，向四乡传道。1888年5月，她由芜湖带回六个女孩，开始在南京乾河沿创办汇文女子中学。1891年她租赁评事街走马巷宝月楼茶馆楼房三大间进行传教，1895年因听者增加，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后在1901年购得讲堂街房地二十余间，开设卫斯理堂。从1891年至1900年沙德纳前后参与了五座教堂的修建。[67]1912年10月，沙德纳创办金陵女子神学院，学生由起初两人增到五人直至毕业生遍及各省。她“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使女子神学，日增月盛，毕业学生遍及各省，有办教育者，有作慈善事业者，其造福于社会，诚非浅鲜”[68]。晚年，她又掌管赫德圣道女学。1934年不幸病逝。有几段挽联概括了她奉献中华女子教育的一生：“廿四妙龄女子身、怀才抱道、涉重洋、传基督、之死失靡他、卒能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整个生命牺牲者、茹苦含辛、创中学、救邦媛、厥工诚伟大、毕竟以信以望以爱总其成。”“女学久沉霾、教士来华、关怀备至、创此汇中赫圣金神、治事之工、三畦桃李荣千树；媊星今已陨、同仁回溯、遗范犹存、看渠忍苦耐劳努力、凭心而论、一样牺牲有几人。”[69]“本是女贞嘉，酷爱吾华，满城桃李竞春花，辛苦浑忘身是客，神学为家。年鬓雪霜加，乱似蓬麻，一生赖主作生涯，火马云车接去，女以利沙。”[70]

属于浸礼宗的中华基督会是在1886年（光绪十二年）由美国基督会（Disciples of Christ）派马林医师（W. E. Macklin，1860-1947）来南京创立的。1887年，美在中（F.E.Meiges）受美国基督会差遣来南京和马林合作。马林初到南京时，常骑马到夫子庙茶馆喝茶，以接触民众进行传教，但收效甚微。后来他不得不改变传教办法，凭他的医术赢得人的信任。他在热闹的鼓楼街购地建筑西式楼房，开办医院并在院内设立教堂。马林与当时驻南京的督军张勋交往密切，张勋发给他一块“护身牌”，所以别人都不敢冒犯他。[71]

南京贵格会（Quaker），又称公谊会或教友派（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是美国女传教士义白礼（Miss Esther Buher）创设的。她是俄亥俄州大马色城人，1887年（光绪十三年）12月14日来华，未启程之先蒙主指示命其久住南京，所以来南京后不久，就购地造屋。在五台山下，创立妇女学道馆造就女布道士。“义牧师虽系女子，却有过于寻常男子办事之才干，又善于用经训教导人，并喜欢与人联络，所以与南京一切西人，感情最深。一则，肯为别人出力，在各样事上帮忙；二则，因她倡议每礼拜四日，妇女祈祷会，在自己家里，将近二十年，未曾止息，且人数年年增多，直至离世之日；她那道德感人之效果，于此可见一斑。”义白礼在南京三十年，始终如一，1921年在庐山避暑被主接去，享寿七十年整。1891年，义白礼聘请美国俄亥俄州阿勒幸登城的女信徒安得烈为校长来南京创立培珍女校。安得烈最令人钦佩之处就是其平日减衣缩食，以薪金之所余储蓄至五千余元，本来年近花甲，理当留为防老，但尽数奉献，为该会建造礼拜堂，而且亲自监工擘画，经营一年之久，于1908年春建成，礼拜堂位于南京慈悲社八号，取名“贵格会灵恩堂”，后聘华人高师竹为第一任牧师。1920年9月20日，安德烈因积劳成疾死于美国。[72]

还有其他的一些教派也逐渐传入南京。来复会（American Advent Mission Society）于1898年由美国牧师慕向荣创始于南京城北来子庵，次迁于洪武街，三迁于大石桥，并成为来复会总会堂。后来的华人牧者有王翰臣、李遗范、于清、龚云骧、张文林等。“论其组织之法，完全采取西式，所有教会之活动负责者，而中牧不与焉。”[73]中华圣公会自1909年来南京，美国传教士季盟济（L. M. Gill）和马骥（J. B. Magee）先在汉西门租房建立布道所，1910年又移到城南马府街，1912年在门帘桥大街（今太平南路）买地建礼拜堂，定名为“圣保罗堂”。[74]1910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Seventh-day Adventist Church）美国传教士毕胜道（E. Pilaguiat）在南京淮清桥附近租屋布道，这就是后来白下路堂的前身。[75]可见，基督教在南京的传播呈现出各派林立、竞相发展的局面，为南京成为江苏省基督教布道中心和连接江南江北的中转站打下坚实基础。

扬州的基督教传入也比较早，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是最先进入扬州的。1868年（同治七年）6月，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带着他的家人和同工乘着一艘大船从杭州沿着运河北上，经过长江入运河再向北来到扬州。其成员有戴德生夫妇和四个孩子、戴氏的秘书白安美、孩子的保姆路惠理太太，以及四个来自杭州的中国基督徒，还有十一年前为戴德生所收养的年轻人天喜，以及内地会印刷主管李兰丰的未婚妻安馨。[76]不久他们在皮市街修建了中式楼房的教堂，著名的“扬州教案”就发生在这里（今皮市街149号市五中宿舍）。1895年（光绪二十年）传教士王瑞臣又在南门街设立内地会教堂（今甘泉路343号）。1875年（光绪六年）后，美国南方浸信会布道工作从上海扩展到扬州。1888年至1891年浸会联合会派遣传教土毕尔士夫妇（Mr. and Mrs. L. W. Pierce）、万应远牧师和女教徒慕究理（Miss Julia K. Mackenzie）来扬州创立浸会教堂，创办学校，开设诊所，以吸受信徒。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圣公会传入宝应县，在北门大街设教堂（今县文教食堂）。1907年，韩忭明奉江苏教区之命由苏州来扬州，于左卫街（今广陵路）设立教堂。[77]同年，伊文思医士（Dr. P. S. Evans）创办一所颇具规模的医院。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扬州浸礼会派牧师杨世忠到江都镇传教。[78]

泰州又称海陵，包括泰县、泰兴、兴化、姜堰等地。基督教1887年传入泰州，先后传入五个教派，即内地会、美南长老会、圣公会、地方教会（基督徒聚会处）和真耶稣会。1898年，内地会传教士英国人胡德恩在兴化县传教，设教堂于北小街耿宅，1904年迁于东营，1910年（宣统二年）又在东城外后河头兴建教堂。[79]民国前后长老会在泰县（泰州城）、泰兴等地设立教会和医院。1907年长老会信徒曹立斋与泰州城内的张君、陈君等人士发起成立了天足会，入会者有数百余家。[80]

基督教传入南通的时间较晚。1894年中华基督会美国传教士威廉在上海设立基督教区后，曾派中国牧师范某来南通设立布道站，长达两年，但未获成果。1905年美国基督会总会又派浦尔琪来南通传教，在城区租赁民房（今南大街49号）布道传教。1907年，美国医生雷登夫妇来南通以应诊名义和中国医生刘某传教，并获总会拨款在南大街购买土地1.66亩，建造房屋二十九间，开办医院兼做教堂；同时还在南大街、东大街、西大街设立福音堂。1909年，上海教区派美国传教土鲍伦德及夫人来南通传教及办医疗事业。1912年南通布道站被改称南通基督教区。[81]

苏中地区地理位置重要，处于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汇处，联结南北，贯通东西。苏中人的性格也比较适中坦直，没有苏北人那样粗犷，也不像苏南人那么精细。基督教在这一地区的传播虽然开始时有民众的抵触，但终于在此落地生根。这就为以后基督教在本地区的发展以及基督教向周围的扩散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 苏北地区

苏北地区东临黄海，南接淮河，西依洪泽湖，北邻山东。文化上属于北方方言区，包括淮安、宿迁、盐城、徐州、连云港五市，这一地区水患较多，经济相对落后。基督教传入苏北有两个途径，一是由长江经大运河航道北传，二是由山东境内由陆地南进。

今天淮安市的淮阴区是原来的淮阴县，过去也叫清江浦。据记载，早在1858年，就有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慕维廉和杨格非来过清江浦，“沿途宣教，艰苦备尝。”[82]1869年夏季，有内地会的成员由扬州来清江浦传教，当时的传道人朱杏舟记载了在此地宣教的情况：“窃惟江苏清江浦，系五方杂处，十八省仕商云集，进京要道，人民良莠不齐，嫖赌烟酒，莫此为甚，真花柳虚妄之境界也。于客岁六七月间，自扬州分支往彼设教，先在清江运河之南赁屋，特命二人在彼传教，信者罕见。至九月间，在运河之北购屋设堂，蒙神之恩，命予往彼宣教。十一月间到浦，每日听道者颇有之，后蒙圣灵感化，已得一人信道，姓雷别号新悟子，乃仕宦也，由拔贡生加运同衔，为候补知州，此人于咸丰八年间，已受新约书一部，每叹无人启发，自后常常来堂，真心相信，切心祈祷，欲求予施洗，可见圣书之益大矣哉。次有任桶匠一家得救，又有陈桶匠等皆信服主，至今诚信者十有余人，多有毁偶像于教堂。数月以来，日增月盛，近日进来论道者更不可胜数。数日之内，约有百余人，自清晨至二更，连绵不绝，凡来见者接而宣神之国，信者有，不信者亦多。终日言之谆谆，甚至舌焦唇干，只予一人在堂，幸真神同在，主加予之力量，恒尽宣教之职。前有吴教兄在此辅助，今早已回扬。昨礼拜日，听道者不下三百余人，门无隙地。”[83]美国南长老会是向苏北地区传教的主力军，其据点就在清江浦（即淮阴），而总设计师是赛兆祥牧师。1880年11月21日，赛兆祥携夫人抵达杭州，过不久，他到山东去拜会北长老会的倪维思博士（Dr. Nevius）并学习其传教方式，于是他请求南长老会差会总部把他派到苏北工作，从而把长江流域和山东境内的传教工作连成一体，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1887年，赛兆祥一家沿大运河北上来到清江浦租房定居，为了更易被中国百姓接受，他穿起中国服装，头上还安上了一条假辫子。同年秋，在镇江传教的林亨理（Henry M. Woods）夫妇移到清江浦与赛兆祥会合。林亨理主要在城市的大街或茶馆向行人或茶客布道，赛兆祥则在广阔的农村巡回布道。1888年，林亨理的二弟林嘉善（Edger Archibald Woods）夫妇来到清江浦开设诊所，成为美国南长老会医疗布道的先锋。1889年，贾雅各（也叫家雅各，James Robert Graham）牧师接替赛兆祥在清江浦的工作。他适应地方民俗，改用中国名字，地方人士都称他“老贾先生”，因而在四邻的淮安、涟水等地传教特别顺利，成为社会颇有影响的人物，他在淮阴出生的儿子贾嘉美日后成为台湾著名的传道人。[84]1893年传教士戴德明也来清江浦，以后又向泗阳传教。1894年，林亨理的三弟林嘉美（林霭士，James Baker Woods）夫妇也来到清江浦与其兄一起行医。[85]

今天淮安市的楚州区是以前的淮安县，位于淮阴东南方向三十里左右。1894年（光绪二十年），赛兆祥自驾小三轮卡由徐州沿运河南下，经宿迁、清河（淮阴）、淮安作巡回视察后，决定派林亨理牧师和林嘉美医生来淮安，他们先在南市桥租屋传教，后在西门大街购屋设堂。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又在镇淮楼西路西首建礼拜堂，主堂七间，钟楼一座（两层），堂西有花园，堂东为住宅（后改作礼拜堂，即今天的淮安福音堂）。之后，艾德士、孟格美夫妇、王慕德夫妇和魏礼安（女）等美国传教士联袂来到淮安。林亨理的两个女儿林乐喜、林爱莲就是在淮安长大的，他们和魏礼安专对妇女传道。艾德士在南市桥畔传教，孟格美在西长街传教，王慕德在北门章马桥设北门福音堂。[86]

宿迁是南长老会继清江浦之后的另一重要传教地点。早在1887年，就有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鲍达理来宿迁传教。1894年白秀生（Hugh Watt White，1870-1940）教士也到宿迁传道，1896年10月15日，白秀生在此结婚，12月23日，夫妇同往徐州开荒布道。之后，葛马可（Mark Grier）和卜德生（B. C. Patterson）教士到宿迁。1897年1月29日，任恩庚（William F. Junkin）教士到宿迁，同年10月4日，葛马可携夫人往徐州布道。1899年10月2日，英国苏格兰长老会周碧桃、马锦章二位女教士来到宿迁自费传道。“始终在宿迁教会作工者，为卜德生、任恩庚二位教师。”[87]他们于太平桥北端建福音堂，不久又创办仁济医院，任恩庚“是此后40年中宿迁传教会的重要支柱”[88]，卜德生负责医务也兼管传教，后来他的儿子卜有存也来帮助院务。[89]卜德生牧师与朱延吉先生还时常到宿迁西北的邳县境内传教，土山镇、官湖镇、陈家楼等处均有受洗进教者。[90]

1910年，白秀生到盐城境内传教，民国初年，在盐城城区亮月街买一处三进民房作礼拜堂。[91]《阜宁县新志》记载：“清宣统二年，美国牧师白秀生于县治新丰市桥东购地建筑教堂宣讲经义，是为耶教入境之始。顾其时，儒林中人每加掊击，既而信者渐多，及今才二十余年，计男女教徒近千人，有教堂三十所，宗风丕振，已可概见。而历年灾眚，牧师白秀生恒携款来赈，沾溉贫民，尤足多也。”[92]可见，白秀生牧师的传教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是显著而惊人的。

徐州基督新教最早的传入者是英国浸信会的仲均安（Alfred Jones）教士，1890年，他由山东来徐州、宿迁、邳县等处布道、卖书和施药，有邳县东十六里陈家楼王可回先生、徐州马鞍店潘先生等五位信徒受洗信道。1895年，南长老会赛兆祥牧师来徐州接管了这五位信徒，并将徐州传教的任务交给在宿迁传教的葛马可夫妇和白秀生夫妇负责。当时谣传两位传教士的夫人是由男人装扮以拐骗小孩，为了证明清白，葛马可夫人葛璧玺（Dr. Nettie Grier）当着中国妇女的面给小女儿伊莎贝拉（Isabelle）喂奶，从而获得了当地人的信任。1898年，传教士们建了一个泥巴为墙茅草为顶的教堂，同时葛璧玺创办了“福音诊所”，当年就有5000人来看病，后称“坤维医院”，专看女病人。之后，慕庚扬（Dr. Linford Moore）来徐州开办“博济医院”，专看男病人，后称“基督医院”。慕庚扬夫妇的小婴儿在徐州得了天花夭折，葛马可夫妇的一个儿子也因白喉去世。1902年，美国慈善人士法由利亚（Julia Farrior Sanford）捐资兴建徐州培心书院，第一任校长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沈先生（Samuel Shen），后来葛马可接任校长。1904年，徐州第一所西式教堂建于城内西关，有些用料是从美国运来的，教堂可容纳三百五十人，在当时看虽不算小，但还有挤不下的信众只好坐在院子里。同年，慕庚扬因病返美，马方济医生（又名马法典，Dr. A. A. McFadyen）来徐州接任，在马医生的领导下，徐州基督教男女医院成为苏北地区最佳医院之一。1908年，徐州第一所女子学校成立，由陶美丽（Miss Mary Thompson）姐妹主持，她们还组织了“反对裹小脚同盟”。同年，徐州地区孤儿院成立，由美国基督教刊物Christian Herald捐款赞助，Rev. and Mrs. Thomas B. Grafton 主持，当时收养男女孤儿180名。[93]1908年的《通问报》登载了孤儿院成立时徐州的景况：“徐州故名彭城，陆路四通，商贾屯集，户口蕃众，每有流离幼儿，披片毡围破褐，乞食于街衢，或伏卧于厦下，哀鸣嗷嗷，孤苦零丁，比比皆是。我教会牧师顾而怜之，虽能解囊私助，济其当时，又安能望其成立于后日，于是筹款创设孤儿院，专收孤苦幼儿，抚养教育，加意培植，安知不能造成后日之俊杰。近来鸠工庀材，方在兴办，已收得百余之数，接踵于后者仍未可限量。夫彭城大区，富豪巨商，在在皆有，至若兴宏工，建亭阁，迎神会，种种妄举，为之极易，至于矜鳏寡，恤孤独，一切益人善事，举之颇难，二者殊不可解，彼哀哀茕独我同胞也，奈何自不相顾，待他人以顾之，自不相恤，待他人以恤之，热血人对此，能不解囊一助也耶。”[94]

连云港，又称海州。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美南长老会牧师米德安（1873～1919）夫妇来海州租屋传教，1910年（宣统二年）闻声夫妇和慕庚扬夫妇由清江浦（淮阴）来海州行医传教，在新浦后街（今建国路390号）租赁一家民房作为教堂。[95]后来传道区域逐渐扩大到东海、赣榆、灌云等县。关于米德安牧师，连云港市博物馆馆藏“良教诸范”碑记载：“我海之观真光、闻大道也，自公始。公姓米氏，讳德安，字爱琴。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生于美国特克司省。无兄弟，少有至性，又耐劳。自腓勒司城瓦哈奇中学历斯特林大学。年二十七，由堪他克省鲁歪佛尔神学毕业，是年选为牧师，奉牒来华，旅清八载，成绩卓著。回国越一年，由美来海租堂布道，时光绪三十四年也。……甫一年，调牧徐州，次年秋回海，与医士穆庚扬、牧师闻声二公创建教堂、学校、医院，规制大备。公任布道职，东至龙窝，西至马陵山，北达赣榆，南至涟水，环海数百里，足迹几遍所过道路桥梁，罔不提倡休整。十余年来，分设支堂数十，陶镕信徒数百，引黑暗而就光明，则是公大有造于我海也。”[96]1919年，米德安牧师因积劳成疾病逝，当时的《通问报》报道：“美国米牧师，于前清末年，来创教会，频遭逼迫，每进城时，狂童投石，牧师停步，劝以真理，后渐悔改信道。地方仇教，排逐外人，牧师不避凶恶竟入丛中讲道，咸化和平。今已设教堂十三处，教会事务，虽有相助，时以一人肩任。去岁寒间，往支堂考堂会，天降雨雪，连绵四日，至星期五，天色渐晴，满路泥泞，行人很稀，牧师一日徒行百里，下午方至堂，又创女子工厂。因老母有疾，昼往支堂考堂会，夜则归侍汤药，每逢阴雨无停，十三教堂已考完十二。于五月十四日，偶染热疾，医药无效，至五月三十一日，竟弃世而去。上有七旬老母，涉三万里之洋海，欲得侍奉。十三处之教友，失却首领，相向歔欷。孤子二人，异乡失怙，谁是依归，呜呼哀哉！”[97]

苏北地区的基督教传入较苏南地区和苏中地区要晚。其传播主要靠京杭大运河中段的水路交通，北起山东的台儿庄，经徐州、邳县、宿迁、泗阳、淮阴，南至淮安，全长200多公里。运河是传教士来往穿梭的主要路线，运河沿岸的城市和乡村就成了教堂、医院和学校比较集中的地带。这一地区的基督教派别相对单一，大多是南长老会的传教士在此活动，这样也便于教会的组织管理和工作的分配协调，大大地提高了传教的效率。

基督教传入江苏，主要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特别是太平天国失败后，基督教各支派在江苏境内才逐渐传布开来。从马礼逊1807年开始向中国传教到1907年的中国基督教百年大会，前五十年基督教主要在南部沿海传布，由于历史条件所限，成绩不佳。后五十年在长江流域的东南沿海传播，效果逐渐显现出来。除去上海之外，基督教在江苏的传播和分布形成了三个不同的区域，一是以苏、锡、常为中心的苏南区域，属于吴方言区，交通路线依靠纵横交错的水道。二是以宁、镇、扬为中心的苏中区域，属于江淮方言区，靠的是长江水道。三是以徐、宿、淮为中心的苏北区域，依赖大运河的水道。通过对照和比较三个区域的传播情况（参见《清末民初江苏各县基督教传播情况表》），可以概括出江苏基督教的传播有这样几个特点或趋势：（1）基督教的传播路线呈现了从南向北的趋势。苏南较早，因为靠近上海，所以中英《天津条约》（1858）签订后就有传入；苏中其次，主要在太平天国失败后（1864）传入；苏北较晚，大多在义和团运动（1900）前后传入。（2）进入江苏的西方基督教差会在数量上表现为南北的不平衡。长江以南的差会较多，从表1-1中可以看出，南京有11个差会或派别，苏州有7个，而苏北总共才4个教派，该地区成为美国南长老会的传教基地，其他的教派很少或影响不大。长老会的分布，“南长老会大多数在江北，北长老会大多数在江南。”[98]而监理会的影响主要在苏南地区，苏中和苏北地区几乎没有监理会的影子。（3）从接受信仰的人数（或说受洗、受餐的信徒数量）来看也是南部的比例大于北部的比例。苏南地区每万人中受餐信徒的平均数为13.5人，苏中为9.6人，苏北为4.2人。当然也有较特殊的情况，比如苏中地区的兴化县受洗信徒人数占人口比例很大，每万人中受餐信徒的人数达到62人，而苏南西部一带宜兴、溧阳分值都很低，苏北地区的丰县、涟水、宿迁分值却很高。有的地区虽开辟较早，但发展并不很快。[99]

表1-1 清末民初江苏各县基督教传播情况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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