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校园共用资源

这是一个九月的下午，位于纽约雪城的纽约州立大学环境科学和林业学院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下。校园中央四方形草地周围的林荫道两侧的朴树也染上了一抹秋色。这个院子不仅是环境科学和林业学院的地理中心，也是社交中心。学生们在绿油油的草地上学习、扔飞盘、弹吉他或者抓紧课间时间休息。

一声咆哮打断了好友之间的聊天。

“都给我从草地上滚出去！”

学生们开始看向草坪的一角，寻找到底是谁在大喊大叫。是一位新生，还是访客？总之，这个大喊大叫的家伙犯下了一个大错。

环境科学和林业学院的学生非常喜欢这里，努力保护这片区域，所以得到了“树桩子”的外号。这是一片绿意盎然的长方形草坪，草丛中可以看到一些想抄近路的学生踩出的小路。新来的学生很快就明白不要横穿草坪。其他学生会大声呵斥那些破坏规矩的人，要求他们走草地周围的小路。学院并没有明文规定禁止穿越草地。穿越草坪的人最多是遭受别人的白眼。这一切不过是一代代学生之间流传下来的传统，一种非正式的行为守则。

虽然环境科学和林业学院的草坪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但从传统的资源管理角度来说，事情本不该如此。毕竟，大多数学生总会迟到，而穿过草坪无疑是通向教室的最短路径。如果其他人都选择穿过草坪，那么你又为什么要沿着草坪周围的小路走呢？如果我选择走近路，那又有什么资格来评论其他选择走近路的人呢？所以，传统观点认为理智的学生会继续走近路横穿草坪，踩出一条小路。但是，这片草坪依然完好。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环境科学和林业学院的院子就是典型的公共资源。公共资源曾经指的是类似草场的公共用地，社群成员可以在这里放养自己的家畜。举例来说，1634年波士顿的公共用地上可以放养牛群、集结民兵和执行死刑。今天，公共资源指的是在过度使用的情况下极易枯竭，但又难以阻止其他人使用的资源。如果有太多学生随意穿越草坪，那么环境科学和林业学院的草地作为一块公共用地，就会变得不堪入目，满地烂泥。但是这片草地依然在学院中央绿意盎然。草地周围没有围栏或者上锁的大门阻止学生穿越草地。虽然这很困难，但是学生们的行动还是说明，完全可以阻止别人穿越草坪。学生们需要下大功夫才能保证自己不穿越草坪，并阻止其他学生这么做。

作为一位年轻的政治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并不熟悉加勒特·哈丁的著作。毕竟，哈丁是一位生物学家。但是，哈丁并不是单纯活跃在学术领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哈丁积极推行人口控制。他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人口问题”将影响到未来几代人的环境管理。正是这篇论文引导奥斯特罗姆赢得诺贝尔奖。

1968年，哈丁担任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太平洋区会长。在同年夏天的年度会议上，他发表了一篇长篇演讲，阐述自己眼中的人口膨胀的问题。1968年冬天，哈丁将长篇演讲稿改成篇幅更短的论文，论文题目叫作《公共资源的悲剧》。这篇论文很快就成了《科学》杂志下载量最高的论文之一。这篇论文成文之时，当代环境运动也正风起云涌。同年早些时候，环境学家保罗·埃里希撰写了畅销书《人口炸弹》。一年之后，克利夫兰的凯霍加河燃起了大火。当然，这不是这条河第一次起火，也不是只有这条河起火。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无疑是一个特别的时机，深入浅出地说明我们的星球处境艰难。

哈丁在自己的论文中，引用了威廉·福斯特·劳埃德（William Foster Lloyd）在1883年的一本小册子里提到的一则关于小镇公共用地的寓言。哈丁在原文中这么写道：“请想象一片对所有人开放的草场。”村民在这片草场上放养自己的家畜。因为这片草场“对所有人开放”，所有人都可以使用这片草场。只要养的家畜越多，那么从家畜肉和奶中获得的利润就越多。但是，所有人都承担了在草场上放牧产生的成本。村民通过扩大家畜饲养规模而获利颇丰，而且只需要支付很少的费用。所有村民都知道，养的家畜越多，赚的钱就越多。但是，当他们真的开始这么做的时候，就造成了过度放牧和草场退化。荒芜的草场让所有村民苦不堪言。哈丁和之前的劳埃德都认为，这种过度消耗公共资源的动机根深蒂固，村民对此无能为力。

哈丁认为，这种公共草场确实存在，而且被沿用了几个世纪。波士顿公用地曾经是一片草场，现在则是一座城市公园。但哈丁认为，没有证据显示“部落战争、偷猎和疾病让人和动物的数量，保持在土地的可承载范围之内。”换言之，可以长期存在的公共资源，不是源自成功的管理，而是来自某种苦难的结果。

这是一个寓言，一个值得学习的教训。哈丁并不关心牛群或者草场。牛群不过代表着人口数量，而草场则代表着地球资源。这个故事主要说明，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终将摧毁地球。

我们通常认为“悲剧”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但是，哈丁之所以选择“悲剧”二字，是因为它可以使人联想到古希腊的各种悲剧。哈丁引用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话，解释了古希腊式的悲剧：“只能用人生中各种不幸的事件才能展示命运的必然性。唯有如此，才能展现出逃避命运是多么徒劳。”哈丁以此说明逃避的徒劳和被囚禁感。

哈丁在1983年的一次采访中说：“在所有的悲剧中，主人公都被告知未来会发生什么，然后他会努力避免这种结局。但是，不论他怎么做，悲剧总是会发生。”

“悲剧带来一种无法避免的感觉，一种无处可逃的感觉；这就是科学定律的概念……这种不可避免的想法，几乎是一种宗教观念，对科学很重要。”

在希腊传说故事《俄狄浦斯王》（Oedipus Rex）中，俄狄浦斯的父母带着刚出生的儿子去见先知，希望先知能够预知孩子的未来。先知说，这个孩子长大后会杀了自己的父亲，娶自己的母亲为妻。这种命运实在是太可怕了！他的父母为了避免这可怕的命运，将襁褓中的俄狄浦斯遗弃在路边。但俄狄浦斯却活了下来，被一家人抚养长大。俄狄浦斯的养父母并没有告知他的身世。多年之后，长大成人的俄狄浦斯和一位年迈的陌生人在路边发生了争执。俄狄浦斯杀死了这位老者，然后逃跑了。俄狄浦斯解决了斯芬克斯的谜题，娶了一位寡妇，变成了一位国王。后来，俄狄浦斯的妻子，也就是他的母亲，终于知道俄狄浦斯就是自己的儿子。而俄狄浦斯在路边打死的老者，就是他的父亲。先知的预言成真了。在真相的折磨之下，俄狄浦斯的母亲自杀，俄狄浦斯也剜下了自己的双眼。

对于古希腊悲剧而言，不存在剧透的问题。不论古今，正在吸引观众的是悲剧将如何展开。我们知道俄狄浦斯会打死自己的父亲，娶自己的母亲为妻。先知早在一开始就说明了这一点。妄图摆脱命运是徒劳的。旅途中可能存在无数惊喜，但结局已经注定。

正如古希腊悲剧中的主人公，哈丁认为人类生存环境的结局已经注定。先知已经预言了结局，我们会吃空公用草场，捞尽海中的鱼，污染大气层，人口也会突破地球的承载极限。我们被困在一套鼓励个体过度消耗公共资源的体系中。哈丁说：“所有人都向着毁灭性的结局狂奔。”

在哈丁看来，为了避免这种可怕的未来，应当将资源私有化（这样将抹除公共资源），或者由政府对个人行为进行限制。哈丁认为，使用资源的人不可能靠自身之力避免“公共资源的悲剧”。哈丁将《公共资源的悲剧》一文的早期草稿送给家人和朋友，并在草稿中解释道，应当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才能避免人类耗尽公共资源。但是，试读草稿的人并不喜欢文中提到的强制措施。

“我们的女儿海拉当时26岁，反对我提出的强制措施。我只好改成‘双方共同认可的强制措施’。但多年以后，还是有很多人不同意我提出的强制措施的概念，我这才明白，我所提出的概念不过是可能在任何一部法律中出现的对民主的定义……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

但是，哈丁并不相信民主体制能够拯救公共资源耗尽的局面。他曾经写道：“如果要拯救一个人口众多的世界，人类必须服从一个外在的强制力。用霍布斯的话来说，这个外在的强制力就是一个‘利维坦’。”

哈丁的观点在之后的五十多年来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他真的没错吗？我们真的会摧毁公共资源吗？哈丁形象的比喻便于理解，但M.L.门肯（M.L.Mencken）曾经写道：“解释从不缺席，你总能找到一个可以解决各种人类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是如此有条理，令人信服，同时又错得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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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哈丁出版《公共资源的悲剧》时，奥斯特罗姆已经获得博士学位，成为印第安纳大学的教授。哈丁对于环境衰竭做了简明扼要的说明，给了应对方案，正好符合那个年代的思想主流。多年之后，奥斯特罗姆评论道：“在20世纪中期，学术主流都在尝试用简单的方式来阐释这个模式，然后批判那些不符合这些模式的计划。”包括哈丁在内的许多学者都认为，只有“市场”和“政府”才能应对各种挑战。

奥斯特罗姆在2009年诺贝尔获奖感言中，总结了20世纪中叶的主流思潮。她在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上进行了如下的发言：“市场似乎是负责私人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最佳载体。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对于非私商品而言，则需要政府用规定和税收让以自我为本位的个人贡献必要的资源，限制追求私利的活动。如果没有一个架构明确的政府执行管理，那么逐利的公民和官员就无法生产有效且多维的公共商品，例如和平与安全。”

在赢得诺贝尔奖之后，奥斯特罗姆对记者说：“很多人认为，以河流湖泊或者地下集水区为基础的渔业，是无法进行自我管理的。所以，他们才会推荐‘市场’或者‘国家’负责管理——他们提出的定义并不明确，实际效果也不理想——但这些都是理想形式。”

但作为一位20世纪60年代的毕业生，奥斯特罗姆明白单纯依靠“市场”和“国家”是不够的。她指出，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周围的社区，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地下水过度使用的问题。他们不需要州政府施加任何限制。各个社区对于水的共用协定并不符合学者们提出的简单模型。但是，这套协定确实奏效了。虽然，哈丁的论文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的学术界掀起讨论的高潮，奥斯特罗姆发现他对于公共资源的寓言并没有反映出世界的复杂性和资源使用者的聪明才智。

1976年，印第安纳大学邀请哈丁在巴顿基金会发表年度演讲，奥斯特罗姆有机会和这位学者见面。哈丁的演讲多次引用了《公共资源的悲剧》一文中提到的观点。在哈丁看来，不受控制的人口膨胀将会耗尽资源，而自上而下的政府政策能解决这个问题。

多年之后，奥斯特罗姆回忆道：“哈丁说成年男女在生了一个孩子之后，就该接受绝育。他对此的态度非常认真。我为此吓了一跳。他当时说：‘我的理论说明我们必须这么做。’然后其他人说：‘你觉不觉得这样太严苛了？’他却说：‘不！我们必须这么做，不然就会灭亡。’”

当时坐在观众席上的奥斯特罗姆肯定被吓了一跳。她和丈夫文森特（Vincent Ostrom）的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的强制规定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二人不仅是研究员，更是一对夫妻，经常会为了各种意见而争论，就像是两个运动员相互竞争，越跑越快，最后到达终点。这种激烈但互相尊重的争辩时不时地可以激发出全新的想法。奥斯特罗姆甚至在一本书中写道：致文森特，为了我们的爱情和竞争。

奥斯特罗姆并不是一个腼腆的人。所以，她和哈丁不仅建立了友谊，也成了竞争对手。他们挑战彼此，宣称自己能找到管理公共资源的最佳解决方案。奥斯特罗姆和文森特甚至邀请哈丁来家里吃晚餐。根据当时在场的学生芭芭拉·艾伦（Barbara Allen）的描述，奥斯特罗姆当时给哈丁端上了一份炖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