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公共资源”的悲剧

当我在纽约北部攻读研究生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了诺贝尔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的环境管理理论。但是，当我身处位于内罗毕（肯尼亚首都）的一家商场时，才真正理解了这套理论。

我在肯雅塔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时候，我和我的家人都住在肯尼亚，内罗毕市的交通非常混乱，所以我们大部分时间都选择让出租车司机詹姆斯·维哈卡（James Waithaka）开车带着我们出门。在带我参加一个在高档购物中心内举办的午餐会的途中，维哈卡告诉我，他会让我在商场正门下车，但是会把车停在停车场的另一端等我。

我问维哈卡，为什么不停在商场前面的出租车停车场。他解释说，按照不成文的规矩，那个停车场是留给出租车司机集合体的成员。顾客在离开商场的时候，可以要求出租车服务。出租车集合体可以决定哪些司机可以接待新客人，而且这些司机都同意统一的收费价格。内罗毕的商场都存在这种不成文的规矩。维哈卡并不是出租车集合体的成员，只能在其他地方待客。因为他还要等我，所以也不在乎接送其他客人。

作为自然资源管理领域的教授，我认为这是“公共资源”现象。按照奥斯特罗姆的说法，其又被称为“公共使用资源”。它指的是在过度使用的情况下极易枯竭，但又难以阻止其他人使用的资源。人们通常认为公共资源就像是古时候的草场，如果村子里的人毫无节制地将自家家畜赶上草场，那么过度放牧就是个时间问题。如果将古时候的草场换作是当下的内罗毕，那么这个商场的停车场将全被内罗毕的出租车司机挤得水泄不通。出租车司机的数量将远远超过乘客的数量。为了吸引乘客，出租车司机不得不将价格降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这将破坏出租车市场，让所有出租车司机都难以为继。

但是，这些出租车司机并没有向命运低头。他们组织起来，决定谁可以加入集合体，哪些人不能加入。他们确立规则，决定谁可以接送新乘客。他们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像维哈卡这样的司机，只能去其他地方等待客人。出租车司机联合体会惩罚那些破坏规矩的司机（惩罚措施中不乏违法行为）。但是，集合体的所作所为得到了商场和执法部门的默许。这些出租车司机经过多年的摸索，总结出了一套保证稳定客流的管理办法。每一位出租车司机都有足够的客人维持生计。而且这一切都是由司机们自发完成的。

在维哈卡向我解释这一切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理论。作为一位印第安纳大学的教授，奥斯特罗姆研究了全球各地使用各类资源的社群。她发现，和主流观点恰恰相反的是，社群成员通过通力合作管理资源，避免过度消耗。这些社群内部的规则可能混乱而复杂，但却非常有效。各个社群降低了公共资源耗尽的可能。这些出租车司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内罗毕的出租车司机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们还可以在哪里找到这类公共资源，人们又是如何使用这些资源的？实际上，公共资源随处可见。

举例来说，我们办公室里的咖啡俱乐部就是一种公共资源。我所在的大学部门里，你只要带上一罐咖啡，就可以加入这个俱乐部，获得使用公用咖啡壶的权利。咖啡狂热粉丝可能会带来高价咖啡。他们可能为优质咖啡花了一大笔钱，最后还要和俱乐部里的其他人共享咖啡。还有人会带来廉价的咖啡，因为他们知道其他人会带来更好的咖啡。就算是咖啡狂热粉丝也会很快发现，带上一些品质较为普通的咖啡是更合理的选择。如果所有人都遵从这个逻辑，那么部门咖啡壶里很快就会充斥着市面上味道最苦、品质最低劣的咖啡。万幸的是，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部门主管为带来的第一罐咖啡设立了标准。然后，她在咖啡罐上写下了为俱乐部做出贡献的成员姓名。大家都不想成为办公室里的小气鬼。将做出贡献的成员姓名写在咖啡罐上，就是一个推行规定的有效手段。

当然，总有人不肯带来自己的咖啡，还偷喝俱乐部的咖啡。他们是在“免费索取”同事捐献的咖啡。当我们的部门转移到一栋新楼之后，有人提供了一台带咖啡包的单杯咖啡机，现在所有爱喝咖啡的人都可以自己做咖啡了。这就杜绝了偷喝别人咖啡的问题。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失去了那种将所有人团结在一起的社群感。我们的公共咖啡不复存在了。

在《公共资源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这篇论文中，生物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Hardin）认为，只有两个办法可以避免公共资源被破坏，第一种办法是通过分割共用资源并完成共用资源的私有化，第二个办法是通过外部权力来确保相关规定的有效执行。对于咖啡俱乐部而言，这就意味着所有咖啡爱好者都得带上自己的咖啡包（这无疑抹杀了咖啡俱乐部的设想），要不就是让部门内所有俱乐部成员缴纳费用（或者让所有职员都缴纳费用，以杜绝“免费获取”的可能）以购买统一标准的咖啡。但根据奥斯特罗姆的理论，还有第三种解决方案：集体行动。在特定的情况下，人们可以制定、执行规则，进而达成一定的期望。而部门咖啡俱乐部确实是这么做的，并且这套办法一直持续使用很多年了。

多年以来，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自然资源管理人员都在不停地研究。各方人士一致认为，如果缺乏管理，那么公共资源就会面临被滥用或者衰竭的可能。奥斯特罗姆并不同意这一观点。通过与世界各地各学科同僚的通力合作，她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全新的可能，即只要通过通力合作，就可以独立管理当地的公共资源。奥斯特罗姆因为在公共资源领域的“经济治理”的开拓性研究，获得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奥斯特罗姆的研究表明，内罗毕出租车司机“自下而上”的解决方案，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特别。洛杉矶的水质管理人员早就想到了这一点，西班牙和菲律宾的旱地农民也想到了这样的办法。缅因州捕捞龙虾的渔民自发组成“港口帮派”，采用类似内罗毕出租车司机使用的办法，保护自己的领地。奥斯特罗姆和同事发现，世界各地的人都会采用不同的办法，有效管理当地公共资源。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对奥斯特罗姆关于资源管理的理论越来越有兴趣。我曾有机会在印第安纳大学奥斯特罗姆工坊（图1-1）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奥斯特罗姆和丈夫文森特共同创建了这个研究中心。我在这里接触了大量关于公共资源的学术材料，认识了许多奥斯特罗姆的同事。新一代学者运用奥斯特罗姆的理论解决各类难题，从太空公共资源到网络安全不一而足。

图1-1 印第安纳大学奥斯特罗姆工坊

图片来源：杰森·雷布兰多（Jason Reblando）

本书的重点在于运用奥斯特罗姆的合作模式保护我们的环境。在很多情况下，奥斯特罗姆的“第三条路”都是应对资源难题的重要工具。奥斯特罗姆提出了所谓的“八条原则”，为公共资源可持续管理提供了模板。接下来的章节展示了奥斯特罗姆是如何经过四十多年的研究，发展出这样一套原则并将它们运用于现实世界。书中最后三分之一篇幅的内容，展示了奥斯特罗姆的设计原则和公共资源理论对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她的理论被用于卫星和轨道残骸管理，以及网络安全和数字安全领域。奥斯特罗姆全新的理论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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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大家了解奥斯特罗姆理论的重要性，让我们先看看她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而奥斯特罗姆所取得的成果与加勒特·哈丁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