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广陵王穿越作证 两相较宛如孪生

在这个金印出土之时，史学界就认定这应该是光武帝赐予的那颗。但是《后汉书》只说赐予印绶，是什么材质的印章，是什么颜色的绶带，没有说。金质、银质、铜质加上不同颜色的绶带，是代表不同品级的。因此，仅靠《后汉书》很难结束这场纷争。这场纷争从 1784 年到1981 年持续了将近二百年，直到在江苏邗（hán）江甘泉山二号东汉广陵王墓出土了一枚“广陵王玺”，面对这一无可辩驳的证据，人们的质疑才终止。

这件无价之宝保存在南京博物院，先看下院方的介绍：“东汉，江苏邗江甘泉山二号东汉广陵王墓出土。铸造而成，印面阴刻篆书‘广陵王玺’四字，印纽为立龟。印主人为东汉光武帝刘秀的第九子广陵王刘荆。”光武帝在位时封刘荆为山阳王，儿子汉明帝继位后，改封刘荆为广陵王。《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记载：“（永平元年）八月戊子，徙山阳王荆为广陵王，遣就国。”他死后，为何不把这枚金印传给儿子，而是把它带入坟墓？只因他犯了罪，广陵王国被废除了。这篇传记还说：“十年春二月，广陵王荆有罪，自杀，国除。”其实，就是因为父亲去世，他不服哥哥汉明帝，策划谋反不成，才被改封广陵王。中央政府没有把金印收回，于是“广陵王玺”跟着主人被埋入了坟墓。由于广陵王墓被人盗掘过，这枚金印是在墓地周边被一农民发现的，这才让后人得以一饱眼福。

东汉永平元年是公元 58 年，永平十年是公元 67 年，广陵王刘荆获得“广陵王玺”应该是在公元58年，他在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被封为山阳王，58 年从山阳王被改封为广陵王。而《后汉书》记载，光武帝是公元 57 年去世的，就在这一年赏赐了“汉委奴国王”金印。两枚都是金印，都出自东汉中央政府之手，如果两者在形制和细节上非常相似，是否就可以互相印证了？答案是肯定的。

《广陵王玺和中日交往》一文作者是南京博物院的纪仲庆先生，他曾经详细测量过“广陵王玺”的尺寸，《“汉委奴国王”玺与“广陵王玺”的铸、雕比较》一文作者周晓陆先生，曾经实地调查研究过“汉委奴国王”玺，因此，一些关键参考元素以这两位先生的学术成果为准，二者的尺寸对比以纪先生公布的数字为准。若把二者进行详细对比，会产生非常强烈的认知。

以一个简表来对比：

◎“广陵王玺”与“汉委奴国王”玺在制作细节上的相通之处

续表

这样的比较就非常直观了，如果再参照汉武帝时代的“颠王之印”等（不拓展了，太学术化），就可以进一步证明，“汉委奴国王”玺与“广陵王玺”在形制上相似，符合《汉书》《后汉书》等典籍对汉朝典章制度的记载。

到此，做个小结。

《后汉书》记载，光武帝曾经赐给日本来使印绶，但具体是什么形制和规格，不太清楚。汉朝赐给匈奴的一般都是铜印，按照汉朝制度，金玺盭绶、金印紫绶、银印青绶、铜印黑绶、铜印黄绶，是代表不同品级和含义的。汉朝四百年，统治相对稳定，典章制度的传承也相对稳定和完整。是不是把日本视为与匈奴同级别？如果只看史籍，一切只能推测。但是，从“汉委奴国王”玺的出现，就可以知道光武帝对日本使者是超高规格接待。中国一直有“厚往薄来”的传统，你来拿什么不重要，只要你服我，认我当老大就行，给你的回报是十倍、百倍，以至于后来很多国家把这个当成大生意来做，中国才不得不做限制。

◎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记载梳理的西汉官印制式

现在“汉委奴国王”玺出现了，可以证实《后汉书》史料的准确性。然而，由于《后汉书》没有记载这颗印绶的详细信息，也没有留下照片或者拓片，反证“汉委奴国王”玺就显得证据不足。这也是在日本争论了两百年的原因。可是“广陵王玺”的发现，证明了“汉委奴国王”玺是真实存在的，同时也证明了《后汉书》中关于广陵王刘荆的记载是准确的，证明了《汉书》《后汉书》中关于汉代官印制度的记载也是准确的。这样就形成了环环相扣的证据链。

这就是“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