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卡莱瓦拉》编者与其民间采风历程

1.《卡莱瓦拉》编者埃利亚斯·伦洛特介绍 [10]

1802年，埃利亚斯·伦洛特（Elias Lönnrot,1802—1884）出生于芬兰乌西玛（Uusimaa）省西部萨玛地区（Sammatti）一个贫穷的乡村裁缝家庭，他是家中的第四个孩子，上下有兄弟姐妹七人。他酷爱读书，并在兄长的资助下于1814年到1818年在塔米萨里（Tammisaari）和图尔库（Turku）接受了学校教育，但之后他因为缺乏资金而被迫中断学业，并以裁缝的身份四处谋生，1820年，他到海门林纳市（Hämeenlinna）的一家药店当学徒工。

1822年，伦洛特考入当时芬兰唯一的大学——图尔库学院（Turku Academy）学习医学，1832年毕业后成为卡亚尼（Kajaani）的地区医生。但他自小热爱芬兰语言和文学，早在1827年就开始进行芬兰语言方面的研究，并在论文《万奈摩宁——古代芬兰人民的神祇》（De Vainamonine）中将搜集到的民歌汇编在一起。1828年，伦洛特开始深入偏远地区搜集民间诗歌。1831年，芬兰文学学会（Finnish Literature Society，芬兰语：uomalaisen Kirjallisuuden Seura）成立，作为创始人之一的伦洛特获得了社会资助以继续进行他的民间诗歌搜集事业。

历经十一年的艰辛考察，伦洛特将他搜集来的大量民间诗歌，编成了具有系统故事情节和统一文本特征的史诗《卡莱瓦拉》，其第一版于1835年出版，标题为《卡莱瓦拉，或来自芬兰人民古代的卡累利阿诗集》，包含三十二篇诗，共一万二千零七十八行，也被称为旧《卡莱瓦拉》；第二版于1849年出版，增添了大量新的内容，扩充至五十篇，共二万二千七百九十五行，被称为新《卡莱瓦拉》。

伦洛特的成就除民俗学外，还涵盖文学、历史、语言、词典、植物学和医学。他于1839年与约翰·卡扬（Johan Cajan,1815—1887）合作编写《芬兰历史》;1840年与古斯塔·狄克伦（Kustaa Ticklen）合作编写《俄国历史》;1839年，他编写了一本实用医学手册；1842年，他出版了《芬兰民间谚语》（芬兰语：Suomen Kansan Sanalaskuja）;1844年，《芬兰民间谜语》（芬兰语：Suomen Kansan Arwoituksia）出版。

1853年到1862年，伦洛特成为赫尔辛基大学的芬兰语教授，在此期间，他完成芬兰植物学著作《Flora Fennica-Suomen Kasvisto》（1860）;1863年，他还将许多外文著作翻译为芬兰语，如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部分，一本宗教手册和芬兰杰出诗人约翰·卢德维格·鲁内贝里（瑞典语：Johan Ludvig Runeberg, 1804—1877）的诗歌（原文为瑞典语）;1880年，他编写《芬兰古代民间咒语》（芬兰语：Suomen kansan muinaisia loitsurunoja）；同年，赫尔辛基大学出版了他的《芬兰—瑞典语词典》（芬兰语：Suomalais-Ruotsalainen Sanakirja）。此外，他在1854到1863年间担任芬兰文学学会主席一职。

2.《卡莱瓦拉》史诗的采风与编著过程

芬兰与俄罗斯交界的卡累利阿地区[11]是《卡莱瓦拉》故事的发源地。对芬兰人民来说，卡累利阿承载着作为芬兰民族摇篮的重大意义，古老的诗歌和祖先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这里的民间神话传说和歌谣流传与保存下来。

1828年4月，伦洛特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实地考察旅行，目的地是海梅（Häme）和萨沃（Savo），但他最终抵达了卡累利阿（Karelia）的北部和瓦拉姆（Valamo）地区。旅行中，伦洛特详细记录了考察地芬兰人民的生活方式、婚礼传统，采访了民间歌手尤哈那·凯努莱宁（Juhana Kainulainen,1788—1848），并在返回赫尔辛基（Helsinki）后对搜集到的民间诗歌进行整理，最终于1829到1831年期间自费出版了四卷诗歌集《康特勒琴》 。

1831年5月，伦洛特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实地考察，但很快因为一场从亚洲蔓延来的霍乱终止，他被召回学校继续学习医学，参与抵御霍乱。1832年1月，他的第三次实地考察得以开展，这一次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到达了卡累利阿的东部，并采访了当地的民间歌手。

在卡亚尼担任地区医生时，伦洛特经常需要出行去检查疫苗接种情况。1833年秋天的一次工作出行对史诗《卡莱瓦拉》的诞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沃里宁（Vuonninen）村中，他聆听了民间歌手马林恩（Ontrei Malinen,1777—1855）和基耶莱韦宁（Vaassila Kieleväinen,1755—1840）的民歌演唱，这里的游吟歌手不仅将大范围内的同一个英雄的诗歌结合在一起，也将叙述不同英雄的相似情节的民歌组合，启发伦洛特运用这种创编方式将自己搜集到的不同诗歌汇总成一个整体。1833年12月，伦洛特完成《万奈摩宁》，被称为初本卡莱瓦拉（proto-kalevla）。

1834年4月，伦洛特在第五次实地考察中到达了莱塔瓦耶尔维（Latvajärvi）村，采访了当地最有名的民间游吟诗人阿尔西帕·佩尔图宁（Arhippa Perttunen,1769—1841），从他那里搜集到了最为丰富的诗歌素材，另外一些民间歌手也为伦洛特提供了丰富的古老诗歌。1834年秋，伦洛特在一次前往雷波拉（Repola）方向的接种检查中完成了《卡莱瓦拉》草稿的最后收尾工作。1835年，第一版《卡莱瓦拉》出版，在史诗序言部分的作者签名下写有日期2月28日，这一天也在后来被定为“卡莱瓦拉纪念日”，用以纪念芬兰民族文化耀世而出，并在1978成为芬兰法定升旗日[12]，彰显了这部史诗对于芬兰主权国家身份的重要意义。

伦洛特的第七次实地考察旅行从1836年的9月一直延续到了次年的11月，这是一次艰难并且充满危险的旅行，孤独、绝望的情绪以及结果的不如人意导致伦洛特精神领域的一场危机：他之前的科学世界观逐渐被宗教取代，因此他也创作了大量的赞美诗。

1838年9月，伦洛特在科伊泰雷湖（Koitere）岸边结识了民间歌手马特丽（Mateli Kuivalatar,1771—1846），马特丽为他演唱了整整两天的诗歌，这为他之后《康特勒琴少女》的创作（Kanteletar,1840）奠定了基础，三卷《康特勒琴少女》最终于1840年出版。

1841年1月，他开始了他的第十次实地考察旅行，这一次他抵达了更为遥远的地方，从凯米（Kemi）到伊纳里（Inari）、瑞加（Ruija）、科拉半岛（Kola Peninsula）以及阿尔汉格尔（Archangel）。这一次他与挪威语言学者施托克弗勒特（Nils Stockfleth, 1787—1866）和芬兰部落的发现者卡斯特伦（Mathias Alexander Castrén, 1813—1852）同行，调查研究了讲维普斯语（Vepsian，一种与芬兰语亲缘关系较近的语言）的人们，并搜集了维普斯北部地区的语言和诗歌。

1844年6月到1845年1月，伦洛特进行了最后一次实地考察，这一次他到达了爱沙尼亚（Estonia），在塔尔图（Tartu）他研究了爱沙尼亚语言学会（Estonian Learned Society）的词汇搜集研究成果，并在偏远地区调查了七周时间，记录下了大量的爱沙尼亚的谚语、谜语与故事。

在卡累利阿地区搜集民歌的过程中，伦洛特遇到了许多鲁诺唱调的游吟诗人，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被称为“诗歌之王”的阿尔西帕·佩尔图宁（Arhippa Perttunen,1769—1841），阿尔西帕·佩尔图宁来自莱塔瓦耶尔维（Latvajärvi）村落，这里是维也纳卡累利阿地区（Viena Karelia）最享盛名的游吟诗人之村，但却非常的偏远与贫穷，农业耕作方式还处于原始状态，人们依靠打渔和狩猎维持生活，磨碎松树皮制作面包。尽管生存环境如此恶劣，这里的人们却尊崇诗歌与语言的力量，吟唱诗人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受到大家的尊重。

伦洛特甚少提及他访问过的游吟歌手，但在与阿尔西帕·佩尔图宁相遇后，他激动地记录下来同这位游吟诗人的会面情形[13]：

在基维耶尔维（Kivijärvi）短暂停留后，我又走了十公里到达了一个更偏远的村落——莱塔瓦耶尔维（Latvajärvi），在那里每个人都推荐和赞美着阿尔西帕惊人的唱诗天赋。他已经有八十多岁的高龄，却仍然有着极强的记忆力，因此接下来的两天多一点的时间里，我便忙着记录他吟唱的诗歌，他吟唱的诗歌具有比较严整的规则，只出现很少的分歧，并且大部分的诗歌我之前从没有在其他地方听到过，我甚至怀疑，这些诗歌根本不存在于其他地方，我非常高兴自己做出了来拜访他的决定，因为谁也不能保证我之后来拜访时，他还活在这个世上，如果在我拜访之前他已经去世的话，这些宝贵的古老诗歌也将随着他永远消失在坟墓中。当我们偶然聊到他的童年以及将诗歌传承给他的父亲时，这位老人变得非常兴奋，他告诉我说：“我们在拉布卡（Lapukka）打渔期间，会一起围坐在篝火旁，我的父亲和他的一位帮手就会轮流唱起歌来，并且从来不会重复，我父亲的这位帮手虽然唱得也很好，但跟我的父亲不能相比。那时候我还只是一个小男孩，就这样听着听着学到了最好的歌，但我现在已经遗忘了许多，我觉得我的儿子们不会再成为歌手了，毕竟这些古老的歌已经不再像我们当时那样重要。”……尽管阿尔西帕的居所非常简陋，但相对于更加富有的人来说，他的住处确实更令人兴奋，家族中的每个人都非常尊重他，他的地位就像是古时候家族中的宗主一样，在我的眼中，他确实具有让我如此尊重的地位……

阿尔西帕为伦洛特吟唱了四千一百行诗歌，其中二千六百行是史诗，二百七十行抒情诗，以及一千二百行咒语。伦洛特收集整理的《卡莱瓦拉》史诗共一万二千行，而阿尔西帕贡献了超过十分之一的素材。

此外，阿尔西帕吟唱的插曲也为伦洛特的另一部著作《康特勒琴少女》（Kanteletar）提供了大量的抒情诗作。后来，阿尔西帕最年轻的儿子米咖利·佩尔图宁（Miihkali Perttunen,1815—1899）也为民歌收集者贡献了大量诗行，并被芬兰文学学会授予一笔奖金，奖励他作为“最后的伟大游吟诗人”为芬兰传统文化传承做出的贡献。

伦洛特的实地考察旅行可以根据主要目的分为两个阶段，最初他的目的是记录古老的诗歌，从而把芬兰古代宝贵的精神财富传承下来，在历时数十年的实地考察中，伦洛特搜集了六万五千行民间诗歌，在综合了其他民歌搜集者的成果后，第二版《卡莱瓦拉》于1849年出版，这一版本被称为新《卡莱瓦拉》，也被称为“标准《卡莱瓦拉》”，并被广泛地应用于学校教学和向外翻译传播。在后期的实地考察中，伦洛特的主要目的开始聚焦于芬兰语言学领域，他记录下许多词语、植物名称、药草名以及谜语，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芬兰语言的词汇，他也因此成为芬兰语言学界的权威学者。此外，伦洛特还以信件和日记的形式记录下了这些考察行程中见到的风土人情，成为芬兰地理和自然研究中的重要资料，并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