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卡莱瓦拉》史诗形成的历史背景

1．芬兰国家的形成与异族统治

根据中石器时代的史前文物和遗骨发现，芬兰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出现人类生存衍息的渔猎文化。但芬兰民族的起源在历史学、人种学上始终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从语言上来看，芬兰语属于芬兰—乌戈尔语族（Finno-Ugrians），与公元9世纪定居匈牙利的马扎尔人以及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人源于同一语系。这一语系同亚洲的相关程度高于欧洲，因此部分学者认为芬兰民族起源于亚洲。另有部分观点则认为芬兰人是从波罗的海或俄罗斯北部地区迁徙而来的混合族群。

大约在公元8世纪初，芬兰进入部落定居时代。首先在西南沿海土地比较肥沃的地区形成苏奥米部落（Suomi），这一部落的名字也在后来成为整个芬兰民族的名字，在内地瓦纳亚塞尔盖地区形成海梅部落（Hame）,9世纪在东南塞马湖和维堡湾一带形成卡累利阿部落（Karelia）。

“芬兰”（Finland）一词来源于瑞典语，这一名称在中世纪已经通用，但同今日的芬兰国土疆界和芬兰民族存在一定差异 。芬兰人称自己的国家为“苏奥米”（Suomi），意为“沼泽之国”。公元12世纪以前，芬兰人主要从事原始的农耕与渔猎活动。芬兰植被覆盖广阔，甚至在西南部相对固定的聚居地区，人口也十分稀少，因此一直处于欧洲大陆的视野之外。

从公元1155年起，瑞典十字军东征入侵芬兰，标志着芬兰纳入瑞典王国版图时期的开始。1293年瑞典摄政王克尼特松（Torgils Knutsson）进攻诺夫哥罗德共和国（Novgorod Republic，从波罗的海延伸到乌拉山的国家），企图攻占卡累利阿地区，两者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在1323年以签订《奥列沙克和约》（Treaty of Oreshek）而告终。

《奥列沙克和约》议定，诺夫哥罗德共和国割让三个卡累利阿的教区给瑞典，瑞典则不介入诺夫哥罗德共和国与纳尔瓦（Narva，爱沙尼亚境内）之间的冲突。根据条约，自芬兰湾东部，经卡累利阿中部向西北而至波斯尼亚湾被画了一条粗略的边界线，成为俄、瑞双方势力范围的分界。至此，芬兰正式成为瑞典的一部分。

征服芬兰后，瑞典王国将拉丁语和瑞典语带入芬兰。瑞典语的书面语发展相当早，在14、15世纪就有一些由瑞典语书写的法令和宗教的文件，17世纪已经有瑞典语的学术和文学作品出版，18世纪瑞典语取代拉丁语成为大学和学校的用语，同时也取代德语成为贵族精英阶层的语言，这使得瑞典语在芬兰的地位更加巩固，而芬兰语逐渐成为下层社会阶级的语言。一直到19世纪芬兰民族主义运动兴起，芬兰知识分子开始争取芬兰的语言解放，经过不懈的努力， 1863年颁布的《语言法》将芬兰语列为和瑞典语具有平等地位的司法和行政语言，之后又经过六十多年的抗争，芬兰语才取得和瑞典语平等的地位，成为适用于各种领域的官方语言。

2．民族主义运动与民歌搜集热潮

1700年，整个瑞典卷入了大北方战争（Great Northern War），这标志着瑞典帝国的衰败开始。由于无暇顾及芬兰，1714年，俄罗斯占据了芬兰，这标志着七年大暴怒时期（Great Wrath）的开始。战争结束后，芬兰被划归入卡累利阿以南的地区。1741年，俄罗斯又一次占据了芬兰，这一阶段被称为小暴怒时期（Lesser Wrath）。1808年，瑞典无力抵抗俄国的入侵和占据，1809年，芬兰成为俄国的一个自治大公国（Autonomous Grand Duchy of Russia,1809—1917）。

早在瑞典统治时期，芬兰就涌现出了一批爱国主义者，最著名的芬兰主义者丹尼尔·贾斯勒纽斯（Daniel Juslenius,1676—1752）将民间诗歌视为芬兰传统文化存在的证据。他在《图尔库的新与旧》（Vanha ja uusi Turku,1700）一书中提出了罗马与古希腊的文明都起源于芬兰的观点，并试图从《圣经》里为芬兰人寻根追祖。他认为世界末日降临后，诺亚乘方舟逃出洪水，他的曾孙玛各率一支族人向北方迁徙，最终来到芬兰定居繁衍，因此芬兰民族是诺亚的后裔。这一论证在18世纪被推翻，但贾斯勒纽斯对于芬兰民族的正面形象描述，体现了他将芬兰民族与瑞典民族区别开来，力图寻找芬兰民族根基的民族认同感，他坚信古老的芬兰人民原本拥有自己的文字，却如同国土一样被瑞典征服者摧毁了。[3]

在最初从瑞典分离出来后，很多芬兰人都有困扰。因为芬兰还保留着同瑞典的紧密联系，尽管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承认芬兰自治，还许诺尊重芬兰的宗教信仰和根本性法律，让芬兰“以国家等级存在，以自有法律治理”（Kappeler,2003:1021）[4]，但是瑞典数个世纪的统治加诸芬兰人民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在1810年，马约尔·贝恩特·阿米诺夫（Major Berndt Aminoff）冥思苦想后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下谁是我们的祖国，瑞典还是芬兰？”得到了很多人的共鸣。

芬兰的国家地位和民族精神问题开始困扰芬兰的知识分子，但在当时，芬兰人民大众对此的态度却比较冷漠和消极。1813年，在回答芬兰是否存在民族主义精神的问题时，芬兰事务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卡尔·约翰·瓦伦（Carl Johan Wallen）下结论道，没文化的大众仍然保守消极，而同时有思想的少数人甚至够不上被称为民族，因为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没有使他们区别于其他人的有特色的东西，并且总体而言，他们所拥有的同其祖国、语言和政府真正相关的东西微乎其微，如果这一点不能被其他的情况预先阻止，他们确实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将彻底消失并被征服者所同化。[5]

此时，席卷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为芬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指明了方向，芬兰掀起了民族主义运动（Fennomanism），民族主义者A.I．阿尔维德松（Adolf Ivar Arwidsson,1791—1858）的倡议得到了芬兰人民的认同：“我们不再是瑞典人，成为俄国人亦不可能，所以让我们成为芬兰人吧。”除了力图让芬兰语获得官方地位外，芬兰民族主义者也积极寻求、建构属于芬兰的主体性。受到民族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尤其受德国文艺理论家、思想家约翰·戈特弗里· 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的观点影响，芬兰试图以艺术作为增强芬兰文化认同、谋求民族独立的方式。

赫尔德是德国浪漫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他首创了“民族精神”（Volksgeist）的概念，把民间诗歌称作民族的档案、一个民族灵魂留下的烙印和民族的活态声音。“早期的语言不就是诗歌成分的汇集么？诗歌源于对积极活络的自然事物的发生所做的模仿，它包括所有生物的感叹和人类自身的感叹；诗歌是一切生物的自然语言，只不过由理性的语音朗诵出来，应用行为、激情的生动图景加以刻画，诗歌作为心灵的辞典，既是神话，又是一部奇妙的叙事诗，叙述了多少事物的运动和历史！即，它是永恒的寓言诗，充满了激情，充满了引人入胜的情节。” [6]因而倡导从传统民歌中发掘民族特色，主张创作诗歌应该回到民歌的传统。他搜集德国民歌编集而成的《民歌集》（Stimmen der Völker in Lieder,1778,1807年改为《民族中各族人民的歌声》）把欧洲19世纪的采风热推向高潮。

除赫尔德外，欧洲其他国家的民歌搜集成果也让芬兰人看到了希望。例如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他对英国文学最大的贡献是编纂了《英诗辑古》（1795）。该书共三卷，收录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民谣一百七十六首，创作时代自14世纪至18世纪，书中按年代先后收录十四行诗、政治抒情诗、传奇诗等，被视为一部早期的英国文学史。其收录的诗歌是18世纪英国民谣复兴运动中最重要的作品，它的出版使读者对古老的中世纪文学和早期文学形式产生浓厚兴趣，同时也对德国和英国的浪漫主义诗歌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外，苏格兰诗人詹姆斯·麦克弗森（Thomas Macpherson,1736—1796）出版《莪相作品集》（1765），假托是公元3世纪的一位苏格兰说唱诗人莪相的著作，在全欧洲引起人们对古代英雄故事和爱尔兰文化的强烈兴趣。

由此，芬兰知识分子萌生了从传统民间诗歌中为芬兰民族寻找根基和力量的想法，芬兰图尔库大学（Turku University）成为各种思想和主张的汇聚地，是产生新的爱国观念和民族认同感的知识中心[7]。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教授戈特兰德（Kaarle Aksel Gottlund, 1796—1875）强调了民歌在民族独立进程中的重要性，认为没有民歌就不可能存在独立的民族，诗歌可以反映民族自身的特性，诗歌是民族精神的真正源泉。假如芬兰能搜集自己的民歌，其结果可能是产生新的荷马史诗、莪相之歌或者是尼伯龙根之歌。

18世纪后期，图尔库大学教授亨利· 克加布里埃· 波特森（Henrik Gabriel Porthan,1739—1804）在其未成形的著作《芬兰诗歌研究》（De Poesi Fennica）中详细记述了鲁诺唱调的诗体结构、演述方式等，奠定了搜集和研究芬兰民间诗歌的基础。但他对鲁诺唱调的音乐元素缺少关注[8]，准确地说，相对于音乐本身的记录，他提出了更多的问题留待后人研究。

1831年，芬兰文学学会（SKS,Suomalaisen Kirjallisuuden Seura）成立，这一组织深信芬兰的国家特征蕴含在芬兰人民的语言和文学中，旨在鼓励和资助对芬兰语言、文学以及民谣等民间艺术的研究和出版。另一个支持学者进行广泛的田野调查搜集民间文化遗产的原因是他们相信芬兰—乌戈尔人民共享同一个起源和文化遗产，芬兰文学学会资助了大量前往芬兰各地和波罗的海—芬兰地区搜集卡累利阿、因格里亚、爱沙尼亚和其他芬兰—乌戈尔等民间口头诗歌的行动。

19世纪的民歌搜集热潮成果十分丰硕。1835年，芬兰医生埃利亚斯·伦洛特根据搜集的大量民间诗歌，编成史诗《卡莱瓦拉》，成为19世纪芬兰民族主义寻根运动的最高潮。正如芬兰学者海基·基尔金宁（Heikki Kirkinen,1927—）所说：“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渐趋成熟的《卡莱瓦拉》史诗，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传统，成为19世纪90年代至1917年芬兰实现独立期间民族文化的源泉，并把它推向高潮。”[9]芬兰的文化艺术逐渐冲破了往昔封闭、孤立的状态，逐步向外辐射、开放，最终与欧洲民族浪漫主义环境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