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场合的讲话都讲到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传统美德，可以说这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特点、显著特征，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首先，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基因和独特标识，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培育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最大优势和文化软实力，是我们在世界思想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这段论述的深刻意蕴就在于把30多年与5000年相连接，把中国道路与中华文明相贯通，表明30多年离不开5000年，中国道路植根于中华文明，这就使中国道路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贯穿习近平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以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来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现代化，激活其生命力，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
其次，全面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他指出中华文化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强调“君子喻以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这些思想和理念，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具有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他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他还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
再次，深刻论述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方法论。他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待传统文化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十个字特别具有方法论意义，当年毛泽东提出了“双百”方针，“双创”则是我们今天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建设当代中国文化的基本方针，也是当前文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
最后，特别强调文化自信的重大意义。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对其文化精神清醒的自觉、坚定的认同、执着的追求和传承创新。习近平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入更持久的力量，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有力支撑，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文化自信既体现中华民族的底蕴底色，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耐力定力，我们要在伟大复兴中彰显文化自信，用文化自信之光照亮民族复兴之路。文化自信的内容包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统一体。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精神基因和精神命脉。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基因和独特标识，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我们要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第二，革命文化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精神动力。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从“不忘初心”到“走好新的长征路”，革命文化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涵和精神支撑。第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前进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它渊源于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又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发展起重大作用。关于“文化自信”的深刻阐释，表明对文化问题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论述，表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升到新的境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论述表明，道路是路径，理论是指南，制度是保障，文化是根基，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坚定文化自信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相互融合、互相促进的过程。一方面，文化自信体现了民族的底气和骨气，是民族复兴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中华民族历来有很强的文化自豪感，只是到了鸦片战争时期，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自信被严重损害。”[1]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西学东渐，欧风美雨，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中华文化遭受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但是中华文化精神没有倒，仍然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撑。“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2]另一方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华儿女的百年梦想，民族复兴是文化自信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深刻论述在国内外产生强烈反响，已经成为凝聚和引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精神旗帜。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3]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德国，作为一种来自欧洲的思想和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由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具有中国特点、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就一定要与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我们知道，在五四时期的文化论战中主要有陈独秀、李大钊激进主义的文化观，梁漱溟保守主义的文化观，以及胡适自由主义的文化观。后来陈独秀、李大钊接受了唯物史观，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三足鼎立的态势，这一态势构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格局。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三足鼎立的态势和格局，如果再进一步提问，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传播和确立，从文化根源上看，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两难选择的产物。从文化上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确立，归根结底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和固有文化都陷入了一种肯定—否定、否定—肯定的架构之中，即对西方文化是要肯定的，在现代化方面它是先生，但是先生老是欺负学生，作为侵略者，又要否定。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劲攻势和近代中国的节节败退，不适应时代的中国传统文化是要否定的，但是否定中又有民族性、民族情感、民族精神的问题，因此又要肯定。要肯定的又要否定，要否定的又要肯定，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文化认识的矛盾和复杂背景，近代以来关于文化认识的许多命题和悖论，都与这个背景有关。王国维就说过“爱所不信，信所不爱”的问题，前者指的是中国文化，后者指的是西方文化。西方学者列文森也注意到了这一“理智与情感”的问题。一方面，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学）既可以被称为伟大的遗产又有很多糟粕；另一方面，西方文化既可以是文明的导师又可以是强权、霸权和侵略者。一方面要学习西方文明的成果，另一方面要杜绝西方社会的罪恶，由此产生的可能的结果和合适的出路，就是接受马克思主义这种“西方的反西方主义”。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但它又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矛盾、危机和罪恶，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反西方主义”的。这样的一种主义，正适合了中国人既要学习西方文明，又要防止西方资本主义产生的种种罪恶的矛盾心理。
二是两次危机的结果。所谓两次危机，其一是儒学的危机，1905年废除科举，1911年辛亥革命，使儒学先后退出教育和政治领域。1915年新文化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对儒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和猛烈的抨击，儒学在道德伦理、文化精神和价值认同方面产生了全面危机。其二是西方文化的危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生灵涂炭，战后的欧洲一片萧条。1918年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揭露了西方文化的危机。稍后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也揭露了西方文化的危机，并使梁启超转向文化保守主义。更为严峻的是1919年1月的巴黎和会，竟然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帝国主义的强权本质，激怒了中国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从而爆发了五四运动。强权战胜公理，这既刺激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使救亡压倒启蒙；又导致中国人对西方失去信心，使西方路走向幻灭。在这样的情景下，中国人转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就不难理解了。
马克思主义如何和中国文化联结，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和意义。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融合、磨合、整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确立，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成为现实。儒家讲的“行”“躬行”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之间，传统文化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改造世界之间，中国哲学讲的相反相成、物极必反与马克思的辩证法之间，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共产主义之间，都有某种契合和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中所蕴含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为人们选择和接受的思想文化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因。对此，我们还可以通过以下例证进一步说明。
比如实事求是。我们都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点、出发点，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而实事求是正是借用了中国的古语。东汉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描写汉景帝刘启的儿子刘德治学严谨，谓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给予新解。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4]。
又比如哲学。毛泽东的认识论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知行观的阐释与总结，《实践论》的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毛泽东的矛盾学说与中国传统哲学的阴阳观念也有关联，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一阴一阳谓之道，这就是古代的两点论。
再比如军事。毛泽东谈论最多的是孙子兵法，其中特别欣赏“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多次论及。古代的许多战例，如声东击西、围魏救赵，他也常提及。在这一方面，他运用得很自如，已近随心所欲。1945年3月谈到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时我们应采取的方针，他说：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就是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的意思。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5]。这里不是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怎么说，而是老子、《左传》、《礼记》怎么说，真是得心应手，贴切自如。传统文化已积淀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行动智慧，用一句老话说就是“融化在血液中”。
这里有必要探讨一下文化的内容和形式问题。形式与内容是不能分成两截的，民族性存在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之中。也就是说，民族性是形式，又不仅仅是形式。它不仅体现在形式中，也体现在内容中。而且只有不仅体现在形式中，同时也体现在内容中的民族性，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因此，仅仅把民族性作为形式，是远远不够的。据此，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需要民族性的形式，也需要民族性的内容，需要内在的文化基因和文化链接。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不仅在于它的兼容性和柔韧度，而且在于它的开放性和现代性，从“实事求是”“知行合一”到“以人为本”“全面小康”，都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二是和中国文化相结合。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实践诠释，而且包括文化解读。在当前，实践维度就是要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合改革与发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维度就是要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成果。我们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文化自信，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同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要有一种开放的眼光，要有一种世界的格局，要有一个国际的视野，切不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要在国际的交流和对话中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既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努力使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化。
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和中国实践相结合，而且要和中国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容要在中国社会实践和中国文化传统两个维度上展开，并由此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意义和文化意涵。如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既是中华文化研究的重大任务，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课题。从以上两个维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已基本成功，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举世瞩目。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还在路上，还有很多难点有待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决于它和中国文化的结合与交融。这不仅难度更大，而且意义也更加伟大，需要我们共同的持续不断的努力，这是我们理论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
注释
[1] 彭真怀：习近平传统文化重要论述.（2014-08-15）.http：//gx.people.com.cn／n／2014／0815／c365334-22004058.html.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119.
[3]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05-19.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