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传入、传播、中国化，是三个紧密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概念。在笔者看来，十月革命之前是传入，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主要是零星的、片段的、摘译的、转述的。十月革命之后则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更大，传播的内容更广泛，体系更完整。延安时期则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第一次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过程，从传入、传播、中国化三个层面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不加分析而混用，把传入、传播等同于中国化，那就没有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时性，将其过程简单化了；没有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复杂性，将其形态简单化了；没有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性，将其内涵简单化了。
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看，马克思的名字最早出现在中国是1899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第121期提到的。中国人最早介绍马克思的是梁启超，他在1902年10月16日《新民丛报》第18号上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中国人第一个提到《共产党宣言》的是朱执信，他在1905年11月出版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介绍了此书。日本学界辛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和河上肇的《贫乏物语》《资本论入门》影响比较大，有多个中译本。
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化看，要注意以下五个重要节点：
一是陈独秀、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步传播阶段。陈独秀、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点是唯物史观，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称，李（大钊）先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思潮这样澎湃，可以说是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李大钊不仅在《晨钟》《新青年》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而且撰写了《史学思想史讲义》《史学要论》等著作，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陈独秀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唯物史观“两大要旨”的概括，则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是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全面传播阶段。如果说陈独秀、李大钊着重传播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那么，瞿秋白则第一个比较全面地传播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23年和1924年，他先后出版了《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三本书。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宣传和阐释，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加系统，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系统化、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三是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阶段。从1934年11月至1935年7月，艾思奇先后在《读书生活》上发表了24篇哲学讲话。1936年1月讲话结集出版，1936年发行第四版时更名为《大众哲学》。《大众哲学》全书4章24节，十余万字，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辩证法等方面阐述了辩证唯物论。《大众哲学》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日常谈话的体裁、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讲述哲学，把深刻的哲学融化在生动的故事里，使之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易于为大众所理解和掌握。《大众哲学》深受读者欢迎，新中国成立前就印行了32版。《大众哲学》是结合大众所关心的问题阐释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成功范例。
四是李达与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化阶段。李达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曾与雷仲坚合译了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1937年5月其代表作《社会学大纲》由笔耕堂书店正式出版，全书40余万字，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等方面，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对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特别重视，不仅在书上写了许多批注，合计约3500字，而且专门把《社会学大纲》推荐给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学习。
五是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阶段。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不仅要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而且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使之“中国化”。对此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处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出版《毛泽东选集》时修改了的提法，毛泽东1938年10月在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原来的提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代表，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现形态。
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哲学理论层面，即《实践论》《矛盾论》的理论阐发；二是思想路线层面，即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三是实际工作层面，即阐述军事辩证法、统一战线的辩证法、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的辩证法等等。所以说，重要性就在于这三个方面对应于三个结合：一是哲学理论层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结合。我们知道，《实践论》阐发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它有个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也就是中国古代哲学认识论讲的知和行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阐明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国古代哲学的表述即是知行合一，毛泽东的《实践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与中国古代知行观的结合。《矛盾论》阐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强调对立统一规律，重视矛盾的斗争性与统一性、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而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相关表述则是“一阴一阳谓之道”“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等等，毛泽东的《矛盾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结合。二是思想路线层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实事求是”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东汉史学家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中，是赞扬汉景帝刘启的儿子刘德治学严谨，“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在延安毛泽东做了新解，“实事”是客观事物，“求”是我们去研究，“是”指规律。“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三是实际工作层面的实践辩证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具体运用于实际工作的各个方面，渗透于军事、统战、党建等各个领域。以上三个结合表明，德国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与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国实践结合并开始融为一体，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特点、中国作风、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中国的。
总之，1937年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1940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阐发，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提出，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等等，标志着延安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从传入时的翻译介绍，发展到传播时的研究阐释，到中国化时的全面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过程产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个结果。
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看，1956年4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十大关系的阐发，强调以苏为鉴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2]。1957年2月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关于两类矛盾的论述、强调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运用与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关于改革开放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关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论述，关于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论述，关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论述，等等，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聚焦新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首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概念。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集中体现，其内容从宏观战略层面看主要有：以中国梦凝聚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新发展，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从具体运用层面看主要有：以高质量发展为关键，促进经济平稳持续健康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坚持党的自我革命和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文化自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切实保障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责任担当，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以准备打仗，能打胜仗为目标，加强军队改革和国防建设；以“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在外交上实现互联互通、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以上这些方面，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又相互联系的整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行动指南。
其次，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话语”“中国方案”联系起来。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20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两个最核心的概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邓小平提出的，而习近平对这两方面都有重要贡献。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习近平强调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此外习近平还有自己的原创性贡献，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又提了两个有关“中国”的概念，一个是“中国话语”，即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一个是“中国方案”，即为人类社会更好的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不仅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中国话语”“中国方案”，这就更有整体性，体现了大智慧、大思考、大逻辑。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以上讲的“四个中国”，基本上能对应于“四个自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对应的是“理论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对应的是“道路自信”，“中国话语”主要对应于“文化自信”，“中国方案”主要对应于“制度自信”。这样就把“四个中国”和“四个自信”结合起来了。这应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重要的贡献，需要我们认真思考、深刻理解、全面把握。
再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凸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充满了人民情怀，贯穿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人民立场是我们党最根本的政治立场。党的执政之基在人民，力量之源在人民。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结束后习近平总书记会见记者时讲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他说，“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只要我们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就可以获得无穷的力量，风雨无阻，奋勇向前”[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了我们必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
注释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2]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20.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2017-10-25）.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5／c_12972644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