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論得失

（一）前人之説辨疑

據馬氏《集存》殘字，可推漢石經《春秋》碑數凡四，陰陽兩面皆書。其書寫格式：每卷篇題各佔一行，每年分事則加圓點，且佔一格（閔公附於莊公末，不出篇題，但加點），每行70字，間有行71字或72字者。石之廣狹不一，寬者38行，窄者27行。此爲碑石行款之大例。張國淦《碑圖》、馬衡《集存》及吕振端《集證》於此少有分歧。然復原之碑圖仍見歧誤者，其類非一，下文列舉數端以明之。

1.殘字誤釋者

例一

M圖四八·311·1

“伯”右之殘畫，羅振玉定爲“公”字[4]，張國淦、馬衡則定爲“小”字[5]，俱誤。此乃“冬”字，吕振端説是也[6]。馬衡誤“冬”爲“小”，故云：“以今本校之，一二行間七十四字，按九年伐鄭之役，《穀梁》無杞伯，而會吴于柤之役有之，石經之文，或同于《穀梁》，但仍多出二字。”[7]案：此碑石殘字爲襄公九年至十二年經，其行款乃行70字，非72字。馬衡因誤釋殘字而誤斷行字數耳。

例二

M圖四二·277

此爲僖公三年至五年經。馬衡據行70字之例，推“于”字之右殘字爲“雨”字，吕振端承其説[8]。然“雨”字恐誤，疑是“六”字。細審“師”字之左，其殘畫似是“朝”字之右旁“月”，若以“師”“朝”竝列計之，乃行72字，例與M圖四二·275石合。且僖公四年碑石行字數乃72字，非70字（參下文“殘字補例”）。若以行72字推，知“于”之右是“六”字，非“雨”字。此蓋因誤斷行字數而誤釋殘字。

2.殘字所繫或可改補者

例三

M圖四〇·252

此石“州公”二字仍可辨認。馬衡繫於桓公五年經[9]，吕振端同[10]。然宣公元年經“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亦“州公”連文。此宜繫於宣公元年，何者？若爲桓五年經文，“州公”爲石上邊際，今細審殘石，“州”上似有殘畫，與碑圖不合，此其一。今所出殘石無桓公經文。若繫於宣公元年，則在第三石陽面，與已出殘石“之邾婁”（M圖四六·313）形狀相近，或可互爲陰陽表裏，此其二。故以繫於宣公元年爲長。

例四

M圖四八·314·2

此石“侯宋”二字皆存半字，羅振玉、張國淦、馬衡繫於襄公廿一年經[11]，吕振端同[12]，恐未必。若繫於莊公十三年經，更爲義長，因此石形與M圖四七·331石相似，或是陰陽面。

例五

M圖四三·285

此石殘字，羅振玉、張國淦、馬衡繫於文公三、四年經[13]，吕振端同[14]。以行70字例推之，亦可繫於文公十三、十四年經。若以石之陰陽面相驗，殘字宜繫於文公三、四年經，然諸家於此皆略而無説，宜加補釋。

3.誤釋表裏者

碑石陰陽兩面皆書，表者陽，裏者陰。石之表裏與碑數、行款相關，今出土殘碑亦有一石兩面者，如M圖五二·282石與M圖五一·321石[15]。馬衡《集存》時以表裏説言之，多是。然其中有偶誤者，如：

例六

M圖四五·283

此殘字爲僖公十六年至廿四年經。馬衡云“此與襄公廿二年一石爲表裏”[16]，吕振端沿襲馬説[17]，並誤。殘字在第三石之陽面，位在第四行至第十一行之間，其陰面則是昭公十二年至十四年經。以M圖四八·324石驗證，殘石之形相似，經文位置相當，宜爲石之陰陽表裏。云“與襄公廿二年一石爲表裏”者，非也。

例七

M圖五〇·316（與319合）

諸殘字爲襄公廿一年至廿九年經。馬衡云“此爲僖公十六年一石之陰”[18]，非。此篇殘字位在第三石陰面，自首行起，訖於第十二行，其陽面則是文公篇經文，吕振端云此石乃“文公七年‘夫盟于’及十三年‘月己丑’等字二石之陰”[19]，此説是。云“夫盟于”者，即M圖四三·288石；“月己丑”者，即M圖四五·291·2石。馬衡云“僖公十六年一石”者，則是M圖五二·282石，其陰面則是M圖四八·324石。吕説是而馬説非。

4.拓本不清或有誤判行款者

例八

M圖四一·276

馬衡云：“此爲僖公首行末二字，其右空行，乃閔公末行及僖公篇題。”[20]

案，云“首行末二字”者，恐有可商。細審“于”字下似有殘畫，有類“朾”字。僖公元年至十一年，殘字碑圖皆是行72字，説詳下文“殘字補例”。云“末二字”者，恐泥於行70字之例。吕振端云此石“下緣空白”[21]，或承馬氏之説，亦不可從。

例九

M圖四三·279

殘字爲僖公八年經。馬衡云：“此石與‘遂救’一石，行皆72字，似相符合，惟‘遂救’石凡六行，末行‘十有二’等字，適在碑之邊際，則‘于葵’字，應在其前一行，觀此石‘于葵’字亦在邊際，則不合矣。豈黄初補刻時之誤耶？姑存疑以俟考。”[22]

案，馬衡以爲黄初補刻，或是，但謂此石“于葵”二字“亦在邊際”，則有可商。何者？若是補刻，則“葵”字左旁圓點“·”可不必出，如M圖四〇·256石，“六”“月”上皆無字，僅出原刻殘壞之字。此其一也。又或是原刻，但拓本不清，“葵”字左旁圓點“·”未能顯現，事有或然。此其二也。馬氏云“亦在邊際”，不敢必也。

（五）當連綴而遺漏者

例十

M圖四五·296

此爲二石合竝。馬衡繫於宣公十五年至十七年經，是也。然此石可與M圖五〇·297石連綴。左下角乃“孫”字殘畫，正與“良夫”之石相接，碑石斷損之位，其石形也合。

（六）殘字重出者

例十一

M圖四八·323

此石殘字，羅氏《集録》、張氏《碑圖》、馬氏《集存》俱繫於莊公十一至十三年經（見M圖四一·260），是也。然《集存》又重出此石，並繫於昭公十二至十三年經[23]，吕振端承其誤[24]。今以殘畫比對，以莊公篇殘字爲長。何者？此石左下殘畫爲“”，既似“平”字又似“衞”字。若“平”字，則在昭公；若“衞”字，則在莊公。另據此石右上殘畫，若繫於昭公，則“二”之右當是“會”字，若此，則殘畫必是“會”字長撇，字之位置稍下，嫌與“二”字不齊竝，且字形不類。若繫於莊公，則“一”字之右當是“十”字，殘畫則是“十”字之長横，位置相當，與“一”字竝齊，且字形相類，故以繫於莊公爲長。

（七）殘字可推而未定者

例十二

M圖四八·337

馬衡云：“《春秋》不知何公。”[25]據碑圖所推，當在定公四年經。“月”左乃“沈”字殘畫，且此爲石下邊際。

例十三

M圖四八·340

馬衡云：“《春秋》不知何公。”[26]吕振端亦歸爲“不知何公殘石”之類[27]。案“冬”上殘畫似是“鄭”字左下兩點，檢“鄭冬十”三字，經文有四處相合：（1）莊公十六年，（2）成公九年，（3）哀公九年，（4）哀公十二年。哀公九年與哀十二年經，在第一石陰面，不見其他殘字；其陽面爲桓公經文，也不見殘石，或不宜繫乎此。莊公十六年有補刻之石，則“冬十”二字重出，亦不宜；且若繫於此年，陰陽面石形不類。然則，此石宜繫於成公九年，石形與M圖四五·302石相類，或是石之表裏。

例十四

M圖四八·338

馬衡言“不知何公”[28]。吕振端謂“癸”下類“巳”字[29]，是。考經文有“月癸巳”者，凡六處：（1）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2）襄公廿四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3）襄公卅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卒，（4）昭公廿八年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5）定公元年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6）定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吴卒。一一驗之碑圖，以“巳”之右殘畫，似是“曹”字，推此殘字爲昭廿八年經。

以上乃馬氏《集存》之可商者，吕振端《集證》雖間有改正，仍多承馬説，知前人所論漢石經《春秋》殘碑，行款大例雖不誤，然細節可議，碑圖之復原尚待修訂。

（二）殘字補例

1.關於第二石陰陽面行71字、72字之特例

漢石經《春秋》常例爲每行70字，然第二石陰陽面則是行71、72字，與常例乖。如上節第8例（M圖四一·276石），馬衡謂“人于”爲行末二字，是以行70字立説。然僖公元年至十二年春三月，碑石則是行72字；且此石陰面昭公廿二年至卅二年經，乃行71字，亦非70字。馬衡論云：

此石每行皆多出二字，第五、六行之間，删去今本“子”字，尚多一字。初疑僖公篇首數行，書碑者特加緊湊，書作行七十二字；嗣見唐陸淳《春秋啖趙集傳纂例·三傳經文差繆略》僖公條下書“‘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盟于寧母’，《左氏》‘陳世子款’下又有‘鄭世子華’，誤加之也”。知陸淳所見之《公》《穀》，尚無此四字，與陸德明所見之本，又有不同。焉知此篇首數行中，不更有異文耶？[30]

案，馬氏以行70字立説，故疑有異文。考僖公七年盟于甯母，今本三傳均有“鄭世子華”四字，以M圖四三·278石驗之，知《春秋》亦有此四字。是陸淳之説不可爲據。馬衡初疑書碑者緊湊寫之，是也；繼疑今本與石經異文，則非。何以知之？今所出殘石，凡僖公元年至十二年春王三月者，以今本比對，皆是行72字，如M圖四二·275、M圖四一·276、M圖四二·277、M圖四三·278、M圖四三·279、M圖八四·280，均爲行72字。若今本與石經有異，碑石行字數不應如此整齊成例。且陰面亦是行71字，若有異文，何以陰面亦如此整飭？今殘石陽面行皆72字，陰面行皆71字，與行70字之常例乖，其間緣由，雖未能確知，然由此可推陰陽面行71、72字者，並非書者隨意寫之。

考僖公元年至十二年春王三月，碑石凡十行，以行70字衡之，其中九行多二字，末行多一字，共19字，若據行70字例書寫，則須另起一行，更補51字，以合行70字之數。如此，則僖公篇少一行（即第三石陽面僖公篇經文凡21行，當爲20行），依此遞推，第三石陽面、第四石陽面、第四石陰面、第三石陰面，還至第二石陰面，昭公廿二年至卅二年經文，亦當少一行，即自“·廿有二年”至“王猛入于”，凡70字，移入第三石陰面。第二石陰面則自“王城冬”起。以碑圖驗之，昭公篇此處經文，皆行71字，其中一行72字（即第二行“城冬十月”），或今本異文之故。今以每行71字計，凡十行，多出9字，另行書之，其行數仍與今之碑圖行數相同，無須陰陽兩面緊湊書寫，故筆者惑焉，何以此處陰面行皆71字，陽面行72字？思慮再三，嘗疑末行與下篇篇題相鄰者，字數不宜過少，否則觀之不美、視之易混。昭公末行9字，何以不另行書寫而擠縮於右之諸行間？今據襄公篇末行13字而另行書之之例，則末行與下篇篇題相鄰者，其字數或不宜少於10字歟？蓋昭公末行9字，不合此例，故須擠書於右之諸行間。總之，殘字不足，諸家於此或語焉不詳，或置而勿論，遂不揣淺陋而爲推測之辭，以俟高明。

2.關於補刻之例

馬氏《集存》所收殘字，有原拓本，有補刻拓本。石經之補刻，時在黄初。魚豢《魏略》云：“至黄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31]補刻之例，馬衡論云：

黄初補刻之字，確有與原刻相同者。且補刻之字形，亦皆一致，無可疑者。意漢末董卓之亂所缺壞者，僅《詩》與《春秋》數碑，而一碑之缺壞，亦僅數處，黄初時補刻，但就缺壞之字，别石刻之，如明人之補唐石經然（唐石經壞於嘉靖間之地震），初未易其原碑。此殘損之字，當時必没入土中，今原石與補刻之石，同時出土，致有重複，亦事理之常耳。[32]

案，馬氏云“與原刻相同者”，僅論及“字形”。然補刻之字，不僅字形一致，而且行款一致。云“别石刻之”者，乃依原刻行款耳。請看以下二組殘石：

M圖四〇·255

M圖四〇·256

M圖四一·269

M圖四二·271

此二組殘碑，原刻與補刻行款相同，字體則異。故雖爲補刻，推測碑圖行款，仍可爲據。《集存》中定爲補刻者，謂“字形不類”[33]，稍嫌簡略，今試引申如下：

由M圖五〇·297·3、M圖五一·321、M圖五二·282，可知凡“冬”字上半部，書者皆寫作“”，此又見於M圖四五·283、M圖四五·296、M圖四八·340。故知凡“冬”字上半部書作“”者，宜爲補刻，如M圖四〇·258與M圖八四·259之“冬”字，上半部即書作“”，可推爲補刻。

由M圖四一·264·2、M圖四三·287、M圖四六·312·1、M圖五一·321，可推凡“戊”“戌”“戎”字，右上之點皆在上横之内，如“”；故知凡右上點在上横之邊角者，如“”，爲補刻之字，如M圖四一·262、M圖四一·270之“戊”“戎”字，其右上點皆在上横之右邊角，且棱角分明，故推爲補刻。

由M圖四一·260、M圖四二·272、M圖四四·294、M圖四四·295、M圖四七·325、M圖五一·321、M圖五二·282，知凡“年”字最上横，皆爲長畫，與第二横相當，如“”，故知最上横爲短畫者，爲補刻，如M圖八四·259，書作“”。

由M圖四四·298、M圖五〇·319、M圖五〇·301、M圖五一·321、M圖五二·282，可推“宋”字下部“木”字，諸畫相連，如“”；故凡“木”字撇、捺與中直不相連者，則爲補刻，如M圖八四·259之“宋”字，書作“”。

由上可知，馬氏《集存》凡六例斷爲補刻，是也，惟遺漏M圖八四·259石，此石“宋”“年”“冬”三字不合他石，當是補刻無疑。故《集存》中可確定爲補刻者凡七石：

M圖四〇·256，M圖四〇·258，M圖四一·261，M圖四一·262，M圖四一·270，M圖四二·271，M圖八四·259。

除此七石之外，M圖四三·279石等，或是補刻，然實證不足，姑存疑不論。總之，近人論漢石經《春秋》者，以馬衡《集存》爲最著，然碑石之例尚可修訂，且碑石殘字與今本互異者，仍須補釋。下文考證殘字，以諸本相互比勘，讀者於石經之碑圖，不僅得其大例，亦可探其細微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