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研究背景
1.1.1 现实背景
(1)创新范式转型背景下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还面临科技创新“孤岛现象”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科技创新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发展模式已从“要素驱动”发展到“效率驱动”,但总体来看,创新能力提升空间仍然较大,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仍然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与新技术基于科学的特征增加了技术和产品开发的复杂性,这导致产业部门对基础知识的新需求——企业不仅要关注短期市场需求,更要关注长期市场开发。这一趋势带来产业与研究机构合作模式的改变,因为实现关键技术突破需要进行长期研发投入,但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知识、资本)通常不足以处理未来科技创新的复杂性。创新范式的现代转型提出了大学与企业参与协同创新并不断提升协同层次的要求。
大学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和创新第一动力结合点,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2019年,我国高校科技经费总额达到7820.8亿元;2019年,全国高校签订技术转让合同总金额67.5亿元,较2016年增长34.3%。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典型模式,也是支持产业创新驱动发展的主要途径之一,但还面临着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例如,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通常无法直接满足市场需求,企业在消化和吸收高校技术成果时经常遇到多重障碍。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也再次强调要“大幅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此外,创新过程中还存在着大量的、显著的“市场失灵”、“组织失灵”,乃至宏观上的“系统失灵”等问题。因此,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坚持科技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导向,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破除制约科技成果转移扩散的障碍,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2)制度变迁背景下区域创新系统发展的独特性与问题并存
首先,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区域创新系统结构的形成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其独特性。一是中国悠久的发展历史形成了地域多样性,进而形成区域创新系统的丰富多样性;二是中国经济和创新系统正在从以前的“中央统一计划模式”转型到“市场驱动系统模式”,由于各个区域转型的速度和方式不同,从而产生区域创新系统结构的差异性;三是中国的分权经济结构使每个区域拥有越来越多的经济改革自由权,区域之间制度环境的效率和市场化程度也存在很大差别。其次,中国区域创新系统发展过程中仍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各区域的创新活动还存在分工不明确、发展不均衡、创新系统结构趋同、区域之间为争夺创新资源恶性竞争,大部分地区科学、技术与经济结合不够紧密,协同创新网络不健全(柳卸林、吕萍等,2011;柳卸林、陈傲,2014)。据《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19》数据可知,东西地区的差距在缩小,但南北地区的差距在拉大: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东部沿海省份及北京、上海等特大型城市,依然是创新能力领先地区,但重庆、陕西、四川、贵州等西部地区追赶势头迅猛,创新步伐在不断加快,东西地区的差距在缩小;而南方地区创新能力提升步伐快于北方地区,在排名前20位地区中,南方地区占13席。总体上看,各地区创新能力差距在扩大,区域协调发展有待提升。
(3)知识创新是区域创新系统发展的潜在引擎,但“知识悖论”普遍存在
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已意识到大学对区域发展的重要性,并不断地积极推动大学融入区域创新系统中,广泛开展产学合作,特别是受“硅谷”成功的影响,纷纷试图效仿之。虽然日本“筑波”、英国“剑桥工业园区”、中国北京“中关村”与深圳“虚拟大学园”等取得较好效果,但其他大部分地区却喜忧参半,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历史、路径依赖和‘制度性’都使得这类‘效仿’非常困难”(Mowery, Sampat, 2005)。这正如著名的“知识悖论”(knowledge paradox)——很多欧洲国家和地区对科学研究的大量投资并没有成功地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拥有同样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区域大多不能像“硅谷”那样获得高科技经济成效。大学的存在对于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在全球化环境下并没有成为世界前沿科技创新的主要推动者,政府为促进大学成为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知识来源已经投入大量资源,但大学的知识创新与区域创新并没有实现战略融合。
(4)大学技术转移方式缺乏协同创新,知识生产与技术应用匹配度不高
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初,就将促进产学合作作为加强自主研发和提高创新能力战略的一部分。由中央政府提供主要资金的国内一流大学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产学合作之初的成效斐然,例如,大学的附属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成为高科技产品的生产主力军之一。受此影响,很多普通高校也纷纷效仿,大力开展产学合作和开办附属企业。然而,进入21世纪后,校办产业的动力逐渐减弱,大学附属技术型企业大多进入发展低谷。同时,其他形式的技术转移成效也不尽理想,例如:中国高校科技经费筹集额已由2000年的166.78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2458.2亿元,但作为衡量产学合作强度的相对指标(高校科技经费中来自企事业单位的比例)近些年却处于下降趋势(如图1.1所示)。
图1.1 2009—2019年中国高校产学合作强度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2010—2021)的数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