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物种

如今，很多人都认为人类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只不过是一种动物。但在1858年达尔文刚刚提出自然选择进化论时，情况却完全不同。他的《物种起源》一书于次年出版，是当时的（非虚构类）畅销书，书中汇集了翔实的证据，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尽管如此，很多人还是很难接受进化论的基本理念，似乎除了拼尽全力地竞争、生存和繁衍后代，人类的生命就没有了其他的意义和目的。他们觉得这不是自己生命的全部。这种“生命有某种意义”的感觉（或者说对这种感觉的需求），正是人类的独特之处。1871年，达尔文进一步撰写了另一部伟大的著作《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但这本书让许多评论家很不满意。[10]

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11]认为，要想理解人类的特殊性，眼光不应仅仅局限于物质世界。和达尔文一样长着络腮胡的华莱士也是一名19世纪的英国自然学家和探险家。他的前半生多在热带丛林中探险，观察其间的动植物和栖息于此的人。他也像达尔文一样采集了许多标本并将它们送回了英国。1858年，35岁的华莱士正在现属于印度尼西亚的群岛上探险，就在那时，他提出了自然选择进化论。

和当时那些博览群书的英国人一样，华莱士对地球及生存于此的生命发生变化（或者说“进化”）的证据很熟悉。例如，那些已经灭绝的奇特动植物的化石遗迹。当时，人们不断发现了越来越多这样的遗迹。人们在离海岸线数百千米的山顶也总能发现海洋生物的遗迹嵌在岩石中。是什么力量产生了这些变化？华莱士很喜欢与朋友、同事一道苦苦思考这样的问题。得了疟疾的他在身体康复的过程中（可能还有点儿发烧）意识到，生物体的变化并不需要一种超自然的驱动力。

为了生存而斗争便是让生物体产生变化的力量。华莱士在热带岛屿探险时，随时都能看到这种斗争。生物产出的后代数量比实际能存活的多得多——竞争时刻存在着。动物为了寻找食物而竞争，树木为了叶片获取更多阳光而竞争，每个个体都尽力避免成为别的物种的食物。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并不总是相同的，总有一部分个体拥有能更加适应环境的特性，它们最有可能活到能够繁育后代的年岁。如果这些幸存者的后代继承了上一辈的这些特性，那么这些生物就必然会代代发生改变。新一代总会比上一代进步一点点，以便更好地适应生存环境。

大病初愈的华莱士即刻给达尔文写信阐释自己的观点。他和达尔文通信已有两年，但并不知道达尔文也有了同样的想法。达尔文在英国默默地发展自己的理论，即生存竞争和繁衍后代如何作为进化的自然机制。他同密友探讨过这个问题，但在积累足够多的证据和例证，足以证明这一机制不仅停留在概念层面之前，他不想和更多的人讨论这个想法。1858年，当意识到有人和他的思路相同时，达尔文马上在伦敦林奈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安排宣读华莱士的来信和他自己的一篇论文。当时，该学会是探讨自然历史领域发现的主要机构。达尔文通过宣读论文来公布自己的想法，确保了他与华莱士在这一理论上各有一半“军功章”（见图1.2）。

而华莱士此时远在印度尼西亚，对此一无所知。但他最终收到了来信，获知他的理论在自然学界引起轰动。他在岛上继续进行了4年的探险生涯，于1862年回到英国，发现所有对进化感兴趣的人都在讨论达尔文几年前出版的《物种起源》。没有证据表明华莱士因他自己及其理论受到的待遇而对达尔文有任何不满。事实上，他开始在公开演讲中解释，他和达尔文共同持有这个观点——自然选择如何“创造”众多各具差异的生命。

但很快大家就都知道，华莱士对人类进化的观点与达尔文的产生了重大分歧。华莱士相信，生物的物理特征会在数百万代的生存竞争中产生变化，但他没能看到人类的意识和良知也以同样的方式发生改变。在探险之旅中，他看到无数动植物的竞争。他曾多次目睹动物因受伤或患病降低了生存竞争力，从而忍受痛苦甚至死亡。微小的创口或者轻微的不适通常都是致命的。

这与华莱士观察到的人类的情况大不相同。他在南美洲和印度尼西亚进行探险旅行时，遇到了很多欧洲朋友口中所谓的“野蛮人”。各部族的人与欧洲人的长相和行为有着明显差异，部族之间也大相径庭。但他发现，他遇到的所有人类都有一个重要的共通之处。他在《伦敦人类学学会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说：

即便是在最野蛮的部落中，病患都至少能获得食物接济；健康状况与活力不及平均水平的人，也不是必然会死亡。肢体或器官的缺失也不会导致他们遭遇像动物一样的结局。一些劳动分工出现了：最敏捷的人负责狩猎，体力不佳的人负责捕鱼或采摘水果。从某种程度上看，食物可被交换或分配。自然选择的作用因此受到阻碍。那些孱弱、矮小、肢体不够灵活、视觉不够敏锐的人，并不会像有同样情形的动物一样遭遇灭顶之灾。[12]

华莱士因此得出结论，人类不会像其他动物一样进行生存竞争，也就是说，自然选择在人类身上不会像在动物身上一样奏效。他也疑惑，怎样才能解释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慷慨品质，而在他看来，其他动物完全不具备这一特质。他推测，人类进化可能有所不同，可能还有什么其他必要的进化过程来解释人类的道德信念和精神生活的发展。他想知道在能够直观观察到的物质世界之外，这种进化是否能够发生。

怎么就不能发生呢？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在苏格兰证明，电场和磁场以不可见波的形式，以光速在空间中穿梭。很多以前看来“超自然”的事物，现在都被人们理解为自然的一部分。当时普遍认为，会有更多振奋人心的新发现。19世纪60年代，很多讨论都在关注看不见的“精神世界”是否也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和当时的许多科学家一样，华莱士相信有这样的世界存在，并且应该系统地探索与灵魂交流的可能性。他认为，人类的思维作为一种精神形式，与身体的进化是完全分开的。

华莱士参加了不少通灵会，听到了所谓无形的魂灵发出的敲击声。他通过灵媒和死去的亲人对话，甚至与母亲的亡魂合影。一些制造了类似的“超自然现象”的人后来纷纷承认自己是骗子。即便如此，华莱士仍然坚信，他与精神世界的某些交流是真实发生的。

如今，达尔文最为人所称道的便是提出了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为此他做了大量工作，为支撑这一理论提供了证据。当代科学家钦佩他坚持以证据为指引，决不盲从当时的流行观点。达尔文并未过多考虑精神世界这个概念，但他完全赞同华莱士的看法：解释人类进化的工作遇到了难题。他们都相信，所有生物都是相关联的，因此可以编制一套宏大的生命族谱图。达尔文在世时，他的同事在全世界进行探索的过程中找到了更多活体标本和已灭绝生物的化石，不断填补着族谱图中的空白。自达尔文时代起，更多空白被逐一填补。我们现在所掌握的DNA（脱氧核糖核酸）测序技术，不仅能检测活体生物DNA，有时亦可检测从死去已久的生物遗骸中提取的DNA，这也为填补族谱图的空白做出了贡献。如今的生物学家能够更精准地定位生命之树上的树杈和分支。

即便人类这一物种在生命之树上处于“离群索居”的特殊地位，但达尔文仍然确定我们在这棵树上拥有一席之地。当时一些受欢迎的作家错误地引用了他的话，声称人类是猴子的后裔，这肯定让他大为光火。达尔文将人类和非洲类人猿（黑猩猩和大猩猩）划分至同一分支，并认为我们与另一个类人猿种群——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婆罗洲岛[13]和苏门答腊岛发现的红毛猩猩的关系更远一些。猴子就是更远的“远亲”了。它们的脸可能长得像人类，但身体与人类大不相同。比如，大多数猴子都有尾巴。在达尔文时代，对于DNA、基因，或者父辈的特征如何传递给下一代等问题还远未有人了解。达尔文的判断是基于他自己及自然学家同人艰苦、细致的观察而得出的。DNA分析已经验证，这些判断基本都是正确的。

达尔文下决心将自己的判断建立在证据之上，但如此一来，1871年出版的关于人类进化的著作[14]中所提及的观点就不如他之前的《物种起源》那么受欢迎。他新提出的观点还没有其他一些学者的观点有影响力。赫伯特·斯宾塞是人类进化领域的知名专家。他不仅拥有雄辩的口才，似乎也深谙公众期望听到的内容。[15]斯宾塞和其他一些人宣称，欧洲以外的其他“人种”较为低等，或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算是人类，以此为本国同胞对待非欧洲人的方式辩护，但达尔文却不认同这种说法。达尔文提出，各人种之间的差别十分表面化，生物学家必然会得出结论——全人类不仅属于同一物种，而且我们都有着紧密的亲缘关系。他认同在不同环境下长大的人的行为会有所不同，但他同时提出，经验会影响行为。他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提供了证据，证明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年轻人只要长时间生活在欧洲，并受到鼓励，学习欧洲人的行为方式，那么他们的行为就和欧洲人没有差别。

得益于跟随英国皇家海军舰艇“贝格尔号”进行为期5年的世界环游，达尔文获得了许多第一手经验。很多时候，他都和一个名为杰米·巴顿的年轻人待在一起。[16]这艘长约27米、重达242吨的舰艇于1829年从英格兰启航，满载73人和第一段旅程所需的物资与设备。达尔文和杰米·巴顿也在船上。这趟旅行的主要目的是勘察南美洲，从而绘制更为细致的南美海岸线地图。

当时，达尔文22岁，是船上的博物学家。他的工作就是“贝格尔号”在沿海岸线航行时，在不同的地方登陆并对当地进行探索。他计划收集植物、动物及岩石标本并寄回英国。杰米·巴顿则乘船返回家乡。两年前，“贝格尔号”造访南美洲时，船长挑选（其实就是绑架）了4名当地人，并决定将他们带到英国。巴顿是3名幸存者之一。和英国人一起生活使他发生了改变。“贝格尔号”的船员第一次发现他时，他还是一个骨瘦如柴的小孩，和他的同伴一起在轮船周围近乎0摄氏度的海水中裸泳。等达尔文见到他时，他已是一个圆润的少年，身着伦敦最时兴的服饰，像和他共同居住的英国人一样，掌握了极好的餐桌礼仪和基督教价值观。船长希望他回到故乡后，能够教会当地民众他在英国学到的基督教和“文明”的行为方式。

历尽艰险，险些葬身风暴，“贝格尔号”终于停靠在巴顿的家乡、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在和巴顿的家人取得了联系，为他建造了一所小房子，又帮他种了一些谷物后，“贝格尔号”上的长官和船员们极不情愿地留下了衣着考究、被当地人围绕着的巴顿，而他们，包括巴顿自己，都把这些当地人视为面目凶残、贼头贼脑的野蛮人。

一年之后，“贝格尔号”完成了对南美洲东海岸的勘探，返回巴顿的家乡。船员们想看看巴顿过得怎么样，都很担心他会生病、吃不饱饭，甚至陷入更差的境况。巴顿一听说“贝格尔号”回来了，立刻驾着独木舟来到了舰艇停泊之处。这个精瘦的年轻野人顶着脏乱打结的头发爬上了船，尽管天气寒冷，他却全身赤裸，只在私处系了一小片布（见图1.3和图1.4）。达尔文在寄往英国的信中写道：“看到他现在的样子，真叫人痛苦……他刚离开我们的时候是胖乎乎的，对自己的衣着很挑剔，经常担心鞋子上有污渍。他很少不戴手套，头发总是打理得整整齐齐。我从未见过如此彻底又令人痛心的改变。”

巴顿登上“贝格尔号”后，立即进入船舱里洗漱，又借了点儿衣服穿，这样看起来就比较像船员们认识的那个巴顿了。见到英国的老朋友们，他显然很激动。但当他们敦促他留在船上，和他们一道返回英国时，他显得很惊讶。他坚称，现在和乡亲们过得很好，并告诉船长：“我很好，先生，从没这么好过。”达尔文在家书中写道，1833年，他们将巴顿留给火地岛上的同伴时，巴顿对当地人的无知感到惊骇，并称他们为“大傻子”。但现在，巴顿认为他们“是一群很好的人，丰衣足食，过着富足的生活”。巴顿和他的几位家人在船上又待了几天，船员们还在继续劝说他一起回到英国。这时候，一艘独木舟驶来，舟上有一名年轻女子，明显很沮丧。原来，她是巴顿的妻子，很担心丈夫会被拐走。最后，达尔文和“贝格尔号”上的全体船员一致同意，巴顿不太可能再离开了，并热烈祝贺他喜结良缘。

巴顿留在了南美洲，但仍与欧洲人联系了几次，因为他们试图索要这块土地并“驯服”居住在此的人。巴顿利用自己的文化和英国文化中的知识，同时充分运用自己对欧洲基督教价值观的理解，尽可能地保护了他的乡民。他在接近50岁时死于一场流行病。这可能是欧洲人带到美洲的传染病之一，如瘟疫或麻疹。

巴顿行为的转变极大地影响了达尔文。他观察到，其他任何一种动物，包括猿类，都和人类的行为不一样[17]，也没有任何有关原始人类的证据可以补上人类与和人类非常接近的动物之间“缺失的一环”。另外，任何一种动物的行为多样性都远不及哪怕一个小村庄里的人类能表现出的行为多样性。观察人类行为的生物学家可能会考虑把人类分为几百个不同种群。但人类的亲缘关系非常接近，身体结构也非常相似。杰米·巴顿与达尔文的相处让后者看到，个体的行为可以多么灵活多变，我们从父母那里继承行为的方式和我们继承他们鼻子形状、眼睛颜色的方式截然不同。

达尔文称，在族谱图的猿类分支上，人类和黑猩猩、大猩猩、红毛猩猩之间有一道“巨大的空隙”。达尔文去世后，科学家试图努力去定义这一“空隙”。大家想当然地认为，人类比其他动物聪明得多，但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人类拥有的智慧也许独一无二，而其他动物在解决与它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难题中也展露了非凡的智力。当科学家开发出更适合动物所学内容的智力测试，或仅仅是在野外近距离观察它们时，他们发现，动物比人们想象中的聪明很多。[18]很多动物的大脑比人类的小，但它们是有着惊人记忆力的优秀学习者。它们也很有创造力。新喀里多尼亚乌鸦能够用小树枝和树叶制造工具，将可以食用的昆虫幼虫从洞穴中掏出。座头鲸群会一起吐出气泡，形成一层泡沫帘幕，就像一张鱼类无法游过的空气网，以此捕获小鱼群。黑猩猩有能力弄清楚哪些是其他成员知道的，哪些是它们不了解的[19]，这种技能有时被心理学家称为“读心术”。一度有观点认为，只有人类才有“心智理论”。而即便是华莱士描述的慷慨品质，也不是人类所独有的。其他动物的生活中也并不总是竞争。许多动物种群内部都互相帮忙照看幼崽和分享食物。[20]一些哺乳动物乐于给非亲生的幼崽哺乳。[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