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凭逻辑说事，让逻辑说话

谁掌握文明历史的解释权，谁就掌握了那个时代的话语权。中国这块土地上创造了世界文明历史上卓尔不群的巨大文明，迄今，却缺乏对这种卓越性的来源系统的解析和总结。即使有一些片断的解释，也依然沿袭西方学术体系，从西方“普世文明”的角度出发，将中华文明的崛起和复兴视为一种例外。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将中国崛起视为世界文明的一种例外。这显然极大削弱了中华文明发展逻辑的说服力，从而将中国崛起之道贬低为一种难以言传更难以效仿的心法和秘诀。

回溯思想史可以发现，黑格尔哲学为解析世界文明历史发展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启示和思想资源。黑格尔明确提出，哲学的真正出现在于实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黑格尔认为，全部世界历史表现为“自由”意识的发展阶程。黑格尔把绝对精神和“人类的热情”并称为“世界历史的经纬线”。所谓热情，就是指从私人的利益、特殊的目的或利己的企图而产生的人类活动。黑格尔在坚持绝对精神或绝对观念为“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关注人的热情和激情在生活世界的现实开展，揭示人类历史不过是一幕幕人的热情的表演，论证绝对精神的“实行”和“实现”进程。

黑格尔的理论框架可以解释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即任何文明都是人类创造的，人类出于生存繁衍发展和有目的的精神提升，驱动着文明的发展和进步。热情和激情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欲望，而绝对精神就是人类对自己精神提升和超越的内在需要。换句话说，人类天性需要创造文明、发展文明、壮大文明，人类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是驱动文明进步的永恒动力。在这一进程中，没有东西方之分，也没有人种之别。

但是黑格尔所处的时代（1770—1831年），正是西方文明全面追赶并开始超越东方文明的时代，绝对精神看起来在西方已经居于全面优势的时代。所以，黑格尔仓促地断言，世界历史行程就是从东方到西方的“自由”意识的进展和逐级提升的过程。黑格尔生卒年时值清朝乾隆三十五年至道光十一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由盛转衰的时间节点，西升东降的态势日益明显。出于历史的局限性，黑格尔将西方正在兴起的文明态势列为时代精神的顶点也不足为奇，但中华文明在历经100多年的消沉和没落之后，居然在20世纪中期之后绝地重生，大放光彩，成为世界主要文明体中唯一从绝境中复苏进而迎来伟大复兴的文明，这一世界文明的伟大奇迹，打破了黑格尔的西方文明顶峰论。倘若黑格尔能看到今天的中华文明重现风华正茂之姿态，他该做何解释？

但人类文明的兴衰逻辑应当是普遍的、共通的。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一书的序言中曾经指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东西南北乃至全世界的心理，都有它的一致性和共同性。中国和西方的文学艺术，它们的原理和方法并不是完全断裂的。学术本无地域之分，更不应该有文明界限。钱锺书先生的这一论述彰显了中国学者的雄心和格局，说明不管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人类的基本心理结构是一致的，学术逻辑也是一致的。西方人把自己的道理讲得清楚，东方人就可以理解。同理，东方人如果能够将自己文明的盛衰之理说得符合逻辑，西方人也一定能够接受。逻辑是不分东方西方的，坚持从逻辑出发，就一定会有说服力。

当代学者在面对中华文明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存在时，不约而同地面临着一个困境：将其与西方既有的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对照，都会发现事实与理论不符。因为几乎所有的西方社会科学都难以解释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文明的复兴。用黑格尔的话说，理性和现实始终无法实现和解。在这样的情势下，许多学者竟选择牺牲现实或者对现实进行选择性解释，如“中国迟早要崩溃”“按人均GDP来算，永远无法追上西方”“即使人均寿命超过西方国家平均水平，但生活还是没质量”……以此来证明西方的理论没有错，是中华文明的表现太奇特。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对中国崛起逻辑和文明复兴内在逻辑进行有说服力的解读，“读懂中国”就难以成为可能，让人信服中国，则更加艰难。

如果因为巨大的学术困难和叙事的复杂性，就此放弃自己的话语权，那就是对一个伟大文明不负责任。

倘若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邪说淫辞必定大行其道。中华文明，顺天应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复兴，因诚实劳动、以苦干硬干改善境遇而崛起，以世界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共同抵御艰难风险而出列，有何不可见人的地方？对那些歪理邪说，不抵制、不批评、不申辩，行吗？这就是“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本书在下编部分将对中华文明的复兴机理进行探讨，梳理出这一伟大文明的独特气质和优势，希望从文明盛衰的内在逻辑进行解析，以提升人们对中华文明独特优势的解释能力，说出这一历史的长期合理性，从而争取既讲好中国故事，又讲好中国逻辑和中国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