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性排名或排名的替代方法

尽管受到批评，但排名成功地将高等教育置于更广泛的比较和国际框架下。现在，质量和卓越是国家和全球市场的关键属性，也是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关注点。公立院校尤易受到审视，但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同样需要接受审视，因为人们对经济承受能力和学习成果的关注在增加。争论通常围绕价值“公共和（或）私人投资水平……与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水平之间的关系”展开（Dill & Beerkens，2010，p.3）。虽然有各种工具，但人们对这些工具的稳健性也越来越不满，迪尔和比尔肯斯（Dill & Beerkens，2010，p.6）称之为“确保学术规范的传统合议制度的明显恶化”。有人称，排名填补了这一空白。

然而，尽管排名的目的是衡量教育质量，但对于什么是质量或质量应如何衡量却未达成一致。大量的数据与指标被收集起来，但既没有国际公认的定义或方法，也没有一套价值中立的客观指标和通用的国际数据集。国家和全球、公立或私立、学生群体和学习环境等方面可能会从根本上影响高等教育机构的表现，使简单的比较失去了意义。许多指标有效地衡量了财富，并使资源丰富的老牌精英院校受益。

在这种“真空”中，排名已成为衡量和比较教育绩效的首选工具。通过对院校数据进行细分，然后将其货币化，形成新的、更专业的产品和服务，提供给世界不同地区（如亚洲、拉丁美洲、中东地区）和高等教育市场（例如校龄低于50年的院校或学科）（见表2.2）。排名的发布时间十分巧妙，往往与重大国际会议或活动同步，以达到最佳效果。由于“地位焦虑”（status anxiety）（Locke，2011），加上主要利益相关者过度反应的刺激，现在排名及其相关信息几乎供不应求。这产生了一个利润丰厚的商业组合，包括为世界一流的追梦者们提供定制排名、会议、咨询和讲习班，在这些活动中，跻身百强大学被不加评判地当作一个法宝。排名行业“充斥着利益冲突和自利观念，以及自荐的审计师，在这个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这必然会引起其他行业的担忧”（Hazelkorn，2014d）。

除了排名，还有越来越多的替代方法，它们大致可归入问责制和透明度工具的范畴（Hazelkorn，2012a；另见第二章讨论）。当然，这些工具中有许多并非新兴事物。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法（Carnegie 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自20世纪70年代就已流行，新的衍生工具强调优势分析，用以增强高等教育的差异化，强调院校特色。学术认证起源于19世纪末，但今天的质量评估是教育的核心，也是教育作为一项国际贸易服务的核心。借鉴美国大学学习和参与的经验，欧盟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确立了学习成果的原则（Norrie & Lennon，2013，p.3-8；Wagenaar，2013，p.19-38）。反过来，经合组织制定了“高等教育学习成果测评项目”（Assess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Learning Outcomes）。与追求院校个体的声誉不同，里斯本理事会（Lisbon Council）和U21大学联盟（Universitas 21）等排名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到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公益性上（Ederer et al.，2008；Williams et al.，2012-2013）。

2009年，欧盟启动了全球多维排名（The multi-dimensional global university ranking，简称U-Multirank）的工作，通过交互技术使用户进行个性化排名，这是一种新的排名实践。尽管在这期间其他排名已经迎头追赶，但U-Multirank仍然具有优势（CHE，2009；van Vught & Ziegele，2012）。澳大利亚、英国和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政府网站也不同程度地实现用户根据学生和教师数量、毕业率、教师学历、学费等条件来咨询和比较院校的表现。美国政府开发了许多高等教育机构的比较工具，并推出了自己的评级计划，即高等教育机构评级系统（Postsecondary Institution Rating System，简称PIRS），该计划将入学机会、负担能力和产出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