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名的十年发展

在混沌理论（chaos theory）中，当某地的微小变化或发展导致他处的巨变时，就会出现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这个概念由爱德华·洛伦兹（Edward Lorenz）提出，其理论依据是飓风的形成取决于远处的蝴蝶是否在几周前扇动过翅膀。同样，没有人预料到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个小型研究团队会在2003年研发出一份改变游戏规则的全球学术排名。作为对（学术）世界秩序的解读，他们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简称ARWU排名）以及紧随其后问世的“泰晤士高等教育—QS世界大学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简称THE-QS排名），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对排名的讨论。

全球排名迅速吸引了决策者、学术界、媒体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注。面对排名，世界各国反应不一，但对发达国家而言，全球排名立即成为衡量全球竞争力的明确标准，成为（经济）权力关系（再）分配的晴雨表，并及时反映不足之处（Montes & Popov，2011，p.119-147）。尽管关于排名方法适当性等方面的批评声不断，但全球排名被广泛认为是衡量质量的国际标准。

跻身“百强大学”（top 100）已经让国家和高等教育机构不加批判地将“世界一流”（world-class）变成了一种战略和愿景。事实上，“世界一流”除了成为学术研究的主题外，还几乎被应用于所有的目标（Sirat，2013，p.207）。它出现在同行评议和非同行评议的期刊论文、硕博论文、新闻评论、线上文章和网页以及会议、讲习班和研讨会之中，数量之巨以至无法一一追踪。截至2014年7月，“大学排名”（university ranking）一词在谷歌学术（Google Scholar）中的检索结果达200多万条，在谷歌（Google）中的检索结果超过了2.5亿条。

与此同时，人们对排名影响和国际比较的关注与日俱增。本书将通过展示大量证据来阐释排名如何持续推动高等教育系统和院校的深刻变革（见第一章）。面对全球化以及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知识密集型经济体的压力，我们很难厘清排名影响的特殊性。现代化、管理主义、职业化、市场化和问责制的力量共同冲击着高等教育，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高等教育、研究及其投入在国家政治和政策议程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发达国家普遍认为，全球排名对其全球高等教育和知识生产的主导地位带来了明显挑战。相比之下，中等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排名的看法往往更为乐观。排名可以成为有用的问责工具，特别是在排名文化和实践尚不成熟的社会和高等教育机构中。排名也可以是“与世界顶级学术机构平等参与全球知识网络”的标志（Altbach & Salmi，2011，p.1），揭露“高等教育系统的腐败”（Okebukola，2013，p.150）或“帮助改善人类价值体系”，成为人类进化的一部分（luo，2013，p.181）。一个国家出色的排名表现被认为是“比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强大的国家资本”（Billal，2011，p.2），是一种“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工具”（俄罗斯联邦教育与科学部前部长Fursenko转引自Kishkovsky，2012），或类似于“国足在国际联赛中的表现……将影响人们对国家整体形象的感知”（Chapman et al.，2014，p.41）。

过去十年里发生的重要事件有助于理解排名的重要性和影响力。21世纪的头几年，不受监管的金融资本所推动的长期经济增长走向尾声，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全球排名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接下来几年则是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所带来的挥之不去的影响。当经合组织（OECD）国家在奋力摆脱6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下滑时，发展中国家2012年和2013年的GDP年均增长达到了6%。最有能力扩大投资（尤其是在生物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国家将获得最大的收益，其中包括许多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尽管欧盟希望通过“地平线2020”计划（Horizon 2020）2014—2020年间在科研与创新领域投入800亿欧元，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似乎更有可能超过欧洲和日本并主导未来的研发增长，加之人力资本的可获得性和投入的增加，其投资规模最终将媲美美国（Hazelkorn，2013b；Europa，2008c）。在欧盟内部，一些国家的高等教育与研究经费累计减少超过30%，而另一些国家则追加了新的投资或是进一步扩大了既有资助规模，二者之间差异明显（EUA，2013；Hazelkorn et al.，2014c）。由于高等教育现在已成为衡量国家和院校竞争力的晴雨表，全球排名显得格外重要。

我们对百强大学的过度关注忽略了高等教育的复杂性，同时也模糊了学术活动的地域变化。欧美国家的老牌大学仍然是主要的赢家，但若我们放眼顶尖大学之外的群体，就会发现高等教育和科学知识的日益多极化。即便是在美国和欧洲，情况也是如此。以2014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简称THE排名）为例，美国大学在前100名中占46%，而欧洲大学仅占35%。但如果把排名范围扩大到前400名（相当于全球高校的前2%），美国的份额将下降到27%，而欧洲则提高至41%。这表明，美国在顶尖大学数量方面表现不俗，但在为整个高等教育领域提供高质量教育方面，欧洲更胜一筹。

由于排名前列的院校大都根基扎实、捐赠基金雄厚，因此，“要把这些老牌名校拽下神坛并非易事”（Altbach，2012，p.28）。

财力雄厚的研究型大学要想在排名体系中保持主导地位，除了学费以外，还需要私人捐赠和科研收入等其他资金来源（Calhoun，2006，p.26）。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排名前列的院校变动并不多，但新上榜的院校（主要来自亚洲）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在THE排名百强大学中，亚洲大学占12%，在前400名中占17%（Li et al.，2011，p.923）。

大学排名表现出的国家（地区）差异很大程度上可以归于收入、人口规模、研发投入和国家语言四个社会经济因素。若以国家拥有的资源来论，美国的表现其实要差4%～10%左右。相反，新兴的经济大国——中国在排名中的地位迅速上升，超越了资源水平相近的国家。

相比之下，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地区只有少数几所大学进入全球前500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只有南非的传统白人大学上榜，中东地区国家则仅有以色列长年在榜。

即使某些国家的大学排名在上升，但并不能改变上升缓慢的事实。自2003年以来，只有两个国家（塞尔维亚和希腊）成功挤进ARWU排名前400强。THE排名中的情况也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自2010年THE独立发布排名以来，虽然上榜的国家数量未变，但国家（地区）发生了改变；在2013年的榜单中，2011年上榜的埃及和智利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哥伦比亚和沙特阿拉伯这两个新的国家。这种变化可能是投入、产出和影响之间漫长的时间间隔所致（Mansfield，1998）。另外，如果国家不对治理结构、学术文化和能力进行系统性改革，可能所取得的成就会是有限的。印度因传统大学规模庞大而难以进行“有效管理”，其教师招聘和晋升主要基于资历、隶属关系和种姓制度（Altbach引自Reynolds，2010）；而俄罗斯可能受体制僵化和传统声望因素依赖的限制，与国际文献计量学背道而驰。归根结底，英语国家是主要的“守门员”（Hazelkorn，2013b，2013c）。

全球层面的排名变化既反映也掩盖了国家层面的变革，延续了本书第一版（2011年）所指出的趋势。首先，伴随着地缘政治焦虑（有时转化为政策恐慌），国家和院校都在努力重组高等教育系统，并重新确定院校的优先事项。全球推行世界一流大学战略的国家数量不断增加，其中包括法国、德国、俄罗斯、西班牙、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芬兰、印度、日本、新加坡、斯里兰卡、南非和拉脱维亚等国家。与此同时，印度、俄罗斯和中东等国家和地区为了提高自身地位，也纷纷授权定制排名。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行动，各州相互争夺经费和能带来丰厚利润的州外学生，这与各国做法雷同。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US News & World Report Best Colleges Ranking，简称USNWR排名）的指导下，佛罗里达、亚利桑那、明尼苏达、印第安纳、得克萨斯、肯塔基和堪萨斯等各州通过不同的方式重组公共高等教育系统，嵌入绩效指标或进行其他变革（Hazelkorn，2011d；DeYoung & Baas，2012）。

大学也不能幸免，高等教育领导者们始终希望在国家和全球排名中获得更高的名次。雄心勃勃当然值得肯定，若不抱有这些雄心壮志，大学又将何去何从？有证据表明，排名在塑造这些远大抱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对研究的重视，排名经常被用来指导组织变革、院校合并（Liu et al.，2011；Lo，2014）以及建立国际合作与伙伴关系。事实上，许多政府经常将排名作为国际学生奖学金的授予标准之一。向排名所使用的指标和权重看齐，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给予研究与教学、研究生与本科生的重视程度失衡，这对学术专业和研究实践都产生了影响。

虽然学生及其家长仍然是排名的主要受众，但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政府、雇主、投资者、高等教育机构及商业伙伴、公众和媒体）都受到了排名的深刻影响。排名有意或无意地融入到全球、国家层面的决策和意见形成过程以及个人和院校的行为中，产生了深远且不利的影响。因此，尽管一些国家和院校行动的初衷是提高其高等教育质量和绩效，但只要进入榜单（不考虑实际名次如何），都会向流动资本、人才、企业和公众发出非常有力的信号。

证据表明，本书2011年所指出的趋势仍在延续。综合2014年进行的国际调查和其他研究，作者的主要发现如下（详见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

●　83%的受访院校不满意自身排名，而2006年这一比例为58%；

●　32%的受访院校希望成为全国第一，而2006年这一比例为19%；

●　29%的受访院校希望进入全球排名前5%，而2006年这一比例为24%；

●　院校持续监测其排名位置，但往往更重视其全国排名；

●　84%的受访院校设有正式的排名审查机制，其中这种机制由校长领导的院校占40%；

●　绝大多数受访院校用排名来指导战略决策、设定目标或确定优先事项，并为国际合作提供信息；

●　大多数受访院校认为排名对声誉的影响利大于弊；

●　52%的受访院校认为排名可以衡量绩效，40%认为排名可以衡量质量，而2006年，70%的受访院校认为排名可以提供高等教育的比较信息；

●　84%的受访院校利用排名监测全国同类院校的表现，而2006年这一比例约为76%；

●　近77%的受访院校监测全球同类院校，而2006年这一比例约为50%；

●　学生、公众舆论和政府一直是排名的最大用户群体，2014年他们受到排名的负面影响可能高于2006年；

●　80%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包括授课型和研究型）对排名很关注，且二者的关注并没有实质差异（i-graduate，2014）；

●　高成就和高自尊的学生根据声誉和排名等非财务指标做出院校选择的可能性最高；

●　国际学生继续将声誉和排名作为其选择院校、课程和留学国家的关键决定因素；

●　在国家和院校层面，排名、对质量的看法、院校声誉和求学目的地选择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