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和新趋势

自2003年全球排名出现以来，关于高等教育绩效和生产力的争论已成为所有关于高等教育政策和机构讨论的核心内容。对百强大学的关注模糊了对更广泛的公共政策问题的考量，也回避了对根据排名决策所产生的影响的严肃评估。在许多国家，政府和院校追求世界一流大学的称号，并有效地根据不断变化的方法目标制定未来计划，却没有充分考虑其影响。在我看来，这种行动是对国家主权和（或）院校自主权的放弃。

在过去的十年里，高等教育参与者的数量不断增长，已经超出了通常的商业媒体公司、国家政府和院校的范畴。最突出的是欧盟、经合组织等超国家组织的参与，而且最近美国联邦政府在各州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国际组织的参与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其将质量监督（和强化监管）牢牢地置于学术界（唯一）职权之外，同时也表明了高等教育对于全球经济安全的重要性。

从“传统”大学排名（ARWU、QS、THE）和新兴排名（U-Multirank）可以看出，二者差异显著。除了新旧之分，其区别包括：前者对精英大学进行排名，而后者则为大众高等教育提供服务；前者选择性地根据指标的契合度对大学进行筛选和排名，而后者则通过众包方式运行，即任何一所院校只要提供数据，就可以进入排名的俱乐部。尽管一些迹象表明U-Multirank与其设计初衷发生了些许偏离，但它的出现还是产生了连锁效应，促使其他排名机构重新思考排名方法并坦承其声誉导向。

虽然对全球排名的追捧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蔓延，但不同国家和地区受到的影响程度不一。在某些国家，国家排名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它们更有可能影响资源分配和（本科）学生的选择，换句话说就是关乎生计问题。迄今为止，美国受全球排名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深受USNWR全美大学排名的影响（可能是由于其高等教育规模和地位），而新兴经济体可能会对全球排名感到焦虑，ARWU排名就是作为一种战略工具来开发的，目的是帮助国家制定适当的标准和目标，这与今天许多国家将排名作为质量基准一样，即便这种做法存在诸多争议。

无论采用何种方法，关键是需要更多地关注高等教育的评价结果。确实有必要摆脱欧莱雅（其广告语“因为我们值得拥有”）式的自我推销，加强外部验证。而且，若非受到排名负面效应的激化，目前关于质量的争论也不一定会发生。学术界迟迟没有展开有意义的质量讨论；混淆、操纵和抵制排名的努力也收效甚微。使用一揽子指标与全球同类系所、院校和国家进行绩效对标，并将其与资源分配挂钩，这是排名的主要精神。正如洛克（Locke，2011，p.226）所指出的，“与排名的重要性相比，排名的所有问题都不值一提”。

对全球排名来说，获取院校数据是个问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除了认为高等教育绩效与科研绩效的相关性最强的观点外，他们还把重点放在文献计量学数据上。U-Multirank的目标是更广泛的指标，但由于依赖高等教育机构的反馈及其可靠性，也遇到了类似的获取困难。汤森路透（Thompson Reuters）创建了“全球研究机构概况”（Global Institutional Profiles），ARWU创建了“全球研究型大学概况”（Global Research University Profiles）；欧盟也进军全球情报信息业务，创建了“欧洲高等教育录”（European Tertiary Education Register），并于2014年7月首次发布（Bonaccorsi et al.，2010；ETER，2014）。THE也宣布筹建自己的全球数据库。这些举措将产生海量的高等教育信息，说明越来越多的市场将高等教育机构数据货币化，为政策和院校决策提供信息，同时将削弱院校抵制排名的效力。但是，考虑到对指标意义的争论，当使用排名来支持政策决定时，对现有数据的依赖带来了根本性的问题（Toutkoushian & Smart，2001，p.41）。近年来，许多决策者、高等教育机构和其他教育利益相关者对“数字决策”的兴趣日益浓厚（Hazelkorn，2010c）。指标的选择很少基于任何证据，即证明这些指标实际上是有意义的，或者证明其可以被战略性地用于影响教育成果。

院校在网上公布数据符合“开放数据”（open data）的理念，也符合高等教育机构有责任使其行动和成果透明化的观点；对于接受公共资助的组织来说尤其如此。随着越来越多数据、高等教育和研究资源的数字化，社交网络和新兴技术将能够借此为各类高等教育“消费者”提供新的服务。这些发展迅速将有关质量、绩效和生产力的问题置于高等教育机构甚至政府的影响之外。我们可能会对排名不屑一顾，但回过头来看，排名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Hazelkorn，2014b）。

大衰退让每个人都注意到公共和私人债务水平的增长以及不平等和分层的加剧（Piketty，2014）。厄舍（Usher，2012b）认为，整个经合组织可能已经达到“高等教育公共投资的峰值”。萨森（Sassen，2011，p.29）提到，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果导致了“赢家和输家的野蛮分化”。近年来，各国都在努力为社会所需的公共服务提供资金，关于高等教育的“公益”角色和高等教育责任的争论重新回到桌面。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关于利用高等教育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复苏的问题，但也涉及更多根本性的问题。卡尔霍恩（Calhoun，2006，p.27）特别指出：“谁受益，如何受益？”

过度强调院校个体的表现导致了国家高等教育水平只是世界一流大学总和的（错误）信念。这种信念越来越多地鼓励了院校、国家和全球层面的等级分化和社会分层。这是一种被称为“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的变体，即认为将更多的钱集中到精英手中（例如通过减税）就能起到筛选的作用，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减少不平等。然而，国际证据显示，其结果与预期截然相反（Hazelkorn，2011C）。以下两段话代表了各种意见的两种极端：

欧洲各国在资源分配方式上将不得不更加严格。欧盟有近2 000所大学，其中大多数都希望开展研究并提供研究生学位。相比之下，美国只有不到250所大学授予研究生学位，不到100所大学被认为是研究密集型大学（Butler，N.，2007，p.10）。

多样性不一定是可取的，特别是如果以资源差异化的名义，让那些承担着大众化教学和学习重任的院校陷入困境，同时却为少数院校创造卓越的地位。例如，资源的多样性如何与人人均可享有国家公共服务的平等概念相统一？（Neave，2000，p.19）

这些意见反映了不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评价。换句话说，在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公共利益被高度重视的社会，“学生来自哪里来并不重要，他们都能够获得入学机会”（Schutz转引自Guttenplan，2014）。这既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观点，也是一种政策参照，不仅仅是“获得什么”，而是“由谁获得”。

关键的一点是，前100所大学在目前全球将近1.8万所高等教育机构中占比不足0.5%，其学生数量仅相当于全球1.96亿高等教育学生总数的0.4%（UNESCO，1999—2012）。事实上，有证据表明，随着全球高等教育需求的增长，选拔性正在提高。这是因为，虽然高等教育学生总量在增加，但百强大学的学生人数却相对稳定，其所占的全球比例在下降。

各国政府在追求社会和经济竞争力和可持续性战略时，面临着艰难的政策选择（方框1）（Hazelkorn，2013）。排名有助于使这些政策权衡两极化，不仅使人们关注高等教育的优势，而且也关注高等教育的作用（Brink，2014）。只要将资金投入到排名青睐的精英大学（研究）中，就必然会创造出社会所需的可用知识和溢出效应，这种观点在文献中受到广泛的批评（例如Fortin & Currie，2013；Goddard et al.，2014；见第六章的讨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创新源于“网络内不同行为者的互动”，而不是“一家企业”或一所大学各自努力的结果（OECD，2006a，p.124）。事实上，《自然》杂志批评了研究人员的背离：

全球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而且这个数字仍在快速增长。因此，如果科学家们想要帮助大多数人，他们需要把注意力转向城市地区（Editorial，2010）。

这一讨论超越了传统的“标准化”辩论（排名鼓励单一的高等教育模式），提出了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即为了使高等教育与排名保持一致所追求的世界一流大学模式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更广泛的社会需求。

事实上，颇为讽刺的是，当一个国家努力满足所有社会需要，要求高等教育为社会提供更大的影响和利益时，资源密集型的“世界一流大学”却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全球排名并不是服务于院校所在的地区或国家，而是提倡一种“自利型大学”（self-serving university）的概念，不受国家的束缚，不关心社会，致力于实现资金多元化和私有化，招聘国际人才并参与全球事务。追求狭隘的“世界一流卓越”是否被用来将高等教育转变为追求全球地位的私利实体？公众利益是否已经与私人利益或自身利益混为一谈（Hazelkorn，2014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