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尽管有争议，但ARWU和THE-QS排名的到来可谓是恰逢其时、大有裨益。可以说，全球排名的时代已经到来。它们与世界范围内公共政策的转变相辅相成，并影响了高等教育与政府的三组关系：提高绩效和生产力、加强院校治理和财政问责制以及市场主导的质量保证和认证（van Vught et al.，2002）。全球排名提高了竞争标准，加重了高等教育机构和系统的压力，成为重大重组的动因和衡量成败的手段（Ritzen，2010；Aghion et al.，2007；Lambert & Butler，2006；Boulton & Lucas，2008）。通过强调声誉优势和声望，排名已经影响了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那些以前受到历史、使命或治理所庇护的院校。高等教育机构转变为战略性知识密集型企业，参与地位竞争，在现实排名和目标排名之间艰难博弈。无论排名高低，无论面向国际还是聚焦区域，所有高等教育机构都被卷入全球知识市场。通过提高部分高等教育机构的知名度，排名已经成为战略定位和全球品牌的重要工具。

顶尖的学术机构正在争相吸引最优秀的人才，若未充分应对国际化的挑战，其危险是巨大的（Universitat Politècnica de Catalunya，2008）。

因此，高等教育机构受到了可以从排名中获得好处的激励。他们正变得更具战略性，不仅重组结构和程序，将资源分配给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学习和研究领域，并且也在重新设计招生工作。

在一个理性的世界里，由于对资金的忽视以及被很多人谈论的危机——大学在寻找公共资源的支持、争夺优秀生源、利用私人投资提高研究能力等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因此，排名是一件非常务实的事情，校长必须这样做，因为排名确实影响到生源质量、私人投资收入、大学声誉和水平，后者在财政困难时期尤为重要（学生领袖，澳大利亚）。

全球排名意味着人们认识到，在全球知识经济中，仅靠国家优势是不够的，排名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力。作为全球化的产物，排名似乎是全球知识的排序，并提供了一个“可信”的框架或视角，通过它可以了解全球经济和国家（以及超国家）的定位。尽管对指标选择和（或）权重的有效性仍有争议，但排名已经获得了合法性，不仅其方法在统计学上显得很严谨，而且排名的制定者们也乐于与批评者们交流，并持续加以改进。排名的受欢迎程度依然令批评者们不解。表1.1从全球排名的角度提供了对全球竞争力的看法，而全球排名反过来又决定了议程并影响了公众舆论（见表1.1）。

由于排名将量化作为决定质量和绩效的基础，因此，排名优先考虑历史悠久、资源充足的大学，他们在招收学生和吸引教师方面具有高度选拔性，且其相对优势也是经年积累而成。美国等捐赠来源丰富的大国在这一进程中表现最为突出。希尔（Sheil，2009）估计，在一个由大约25所世界一流大学组成的超级联盟中，大多数成员是拥有巨额捐赠基金的美国私立院校。尽管受到经济大衰退的影响，私人收入大幅下降，但2009年收入排行榜上的前十所美国大学仍筹集到了44亿美元（32亿欧元）（Masterson，2010a；CAE，2009）。2008年的自愿捐款一度达到316亿美元（234亿欧元），2009年下降了11.9%，而后逐年递增，2013年达到了近年来的最高水平338亿美元（250亿欧元）（CAE，2013）。然而，若根据GDP或人口规模重新计算，美国的排名将会跌至第10位，瑞士、中国香港、荷兰和新加坡等规模较小的国家和地区则跃升至排行榜的前列（参见图1.2—1.4）。因此，衡量标准和方法不同，高等教育的世界格局也会发生变化。

尽管耗资甚巨，但追求世界一流的地位已经成为许多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的口号，与其对排名的执念相当；或者说，这两者是可以互换的。正如阿特巴赫（Altbach，2003）所说，“世人皆想拥有世界一流大学，于国家而言，世界一流大学也是必不可少的”。失去地位对国家和院校而言都是一种屈辱（EdMal，2005；Alexander & Noonan，2007）。之所以会产生对世界一流地位的迷恋，是因为人们追求精英大学，同时也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基础做出了反思，这是整个20世纪晚期的政策基石（Altbach，2008，p.9）。摩曼等人（Mohrman et al.，2008）认为，研究型大学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大学（world-class university，简称WCU）的基础，同时世界一流大学作为一种新兴的全球模式，已经渗入到公共和政治话语中（见第六章）。个人、公共和私营组织不知其中细微差别，无形中成为传播者，使用世界一流大学的话语来宣传地区优势或就某项战略进行游说。

虽然提高入学率仍然是各个国家的政策优先事项，但重点已经从提供更多的入学机会转向质量和卓越，其理论基础是“有选择的投资和更集中的研究”以及“大学之间的进一步分层”（Marginson，2007a）。这个论点有时被认为是在维持质量的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大学太多或学生太多，有时被描绘成平等与卓越之间的矛盾或冲突。社会目标被认为是对立的，而不是互补的。这种推理往往模棱两可，例如，经合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宣传“处于知识和科学发展最前沿”的顶尖大学时，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世界一流模式是否等同于“西方精英”模式？以及下述假设是否成立？

其他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如教学型大学、理工学院、社区学院和开放大学）也可以成为国际上同类院校中的佼佼者（Salmi，2009，p.3；Vincent-Lancrin & Kärkkäinen，2009）。

同样，伯恩鲍姆（Birnbaum，2007）也认为：

世界各地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世界一流大学，而是更多世界一流的技术学院、世界一流的社区学院、世界一流的农学院、世界一流的师范学院和世界一流的地方州立大学。美国拥有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系统并不是因为有很多世界一流的大学，相反，美国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学是因为有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系统。

然而，他们的警示被淹没在夸张的言辞中。伴随当前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的政策恐慌加剧了这一趋势，暴露了国家的不安全感，并促使以前持不可知论的国家以排名为由，进行重大政策调整和系统重组。国际研究声望与大众教育需求是相互对立的（Mohrman et al.，2008，p.19）。世界一流大学倾向于拥有：

讲英语的教师和学生，自然科学学科，能吸引企业和社会资金的研究课题，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文章以及人力资本开发和知识生产互补的非竞争性的研究生课程（Mohrman et al.，2008，p.25）。

正如书中所述，这些都是许多高等教育机构和政府正在积极寻求实现的一些成果，其假设是：排名前列不仅等同于拥有更高的质量，还意味着具有全球竞争力。这种影响在各个层面都很明显。学生（尤其是国际学生）既是排名的目标受众，也是排名的忠实用户，其他利益相关者也是如此，排名的受众群体远远超出了最初的设想。随着院校资源被转移到其他能够塑造声望的领域，囿于教师在国际学术劳动力市场和地位体系中的处境，他们可能既是受害者，也是支持者。在国家层面，排名已经成为一种（方便及时的）政策工具和管理工具。最终，政府和院校利用排名来指导高等教育的重组，因为在全球范围内，那些对研究和创新投资以及高技能流动人才有吸引力的社会将获得更大成功。最后，排名进一步扩大了精英和大众教育之间的鸿沟，提高了对全球竞争力至关重要的关键“地位商品”的价值，并增强了“赢家”的吸引力，从而对社会公平和其他院校及国家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