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和地位商品

布迪厄（Bourdieu）、赫希（Hirsch）与弗兰克（Frank）等人的研究表明，排名通过强调声誉价值和获得地位商品的有限机会，加剧了院校和国家之间的竞争。通过这种方式，排名就会提升和推崇特定地位的概念，建立一种评价所有高等教育机构的社会标准，并悄悄地将其渗透到公共话语中。

布迪厄（Bourdieu，1986）将资本区分为三种：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可转化为货币并以产权的形式制度化；文化资本在某些情况下可转化为货币或以学历等形式制度化；社会资本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功能，个人据此谋求自身利益和社会地位的提高，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的总体划分也就合法化了。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同对大家共同熟悉或认可的制度化关系的持久网络的占有联系在一起”。社会资本为“其成员提供了集体资本的支持，这是一种‘凭证’，使他们有权获得各种意义上的信用”。例如，地位商品（positional goods）的积累和家庭、阶级、部落或学校的成员资格可以赋予个人或群体社会资本或地位和威望。通过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这些群体的成员可以获得利润或利益，这就假定存在着“一系列连续的交换，在这些交换中，这种认可得到了无止境的肯定和重申”。

赫希（Hirsch，1997，p.6）提出了“地位商品”的概念，即人们获得“社会稀缺的商品和设施……取决于相对的实际收入，而不是绝对收入”。关键因素是“个人在购买力分配中的地位”。然而，鲜少有人竞争地位商品，这意味着在任何时候只有少数人能受益。这就成了一个零和游戏——当一些人获益时，其他人则必然受损。维布伦（Veblen）此前曾强调，“任何商品、质量或成就的相对价值才是地位价值的来源”（转引自Sauder，2006，p.302）。弗兰克（Frank，2001）同样认为，由于其有限性，“地位商品”造成了一种“军备竞赛”或一种“赢家通吃”的局面。对于“大众消费者”来说，成功和失败之间的差别可能微乎其微，但对于“制造商来说，风险往往是巨大的”。在这个过程中，这些“高风险创造了‘新贵’阶层”；那些关键人物决定了企业成败（Frank & Cook，2003，p.55；Bowman & Bastedo，2009，p.28）。赢家和输家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加剧了对最高奖项和地位的竞争，在此过程中，精英大学被授予了“守门人”的地位，因为他们被认为有能力提升在同行中的相对地位。与赢家通吃市场相对应的另一种描述利益循环的方法是“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即“精英大学在累积优势的良性循环中获得了过高的信用和资源”（Gumport，2000，p.4-5）。

这些概念与排名有何关系呢？布鲁尔等人（Brewer et al.，2001）写道，声誉和声望是一种资产，使高等教育机构能够“向客户传达非价格信息”；声誉是长期建立起来的，是可以检验的，而声望是无形的，可能是建立在意见或感知基础上的。虽然精英大学和非精英大学之间的界限可能只有少数人才清楚，但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知识经济的要求下，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精英大学的文凭被赋予了特权。对巴斯特多与博曼（Bastedo & Bowman，2011，p.10）来说，“排名构成了第三方地位体系，构成了大学规范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和奥斯本（Chang & Osborn，2005，p.341）基于德堡（Debord）的“奇观”理论（theory of spectacle），认为排名创造了强大的形象，像广告一样：

提供了一幅简单的“画面”，透过排名，消费者、家长和学生可以“看到”一所院校。更具体地说，学生们看到了一所院校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创造的宏大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即其“价值”）。

排名鼓励“地位军备赛”（positional arms race），精英大学的学位带来的优势因其数量少、门槛高而更加突出（Winston，2000）。认证和排名以不同的方式，通过强调垂直或等级分层建立地位体系；图1.1旨在说明认证制度的影响，但于排名同样适用。

图1.1　认证和排名所描述的地位体系

来源：已获施普林格科学（Springer Science）和商业媒体（Business Media）的授权：Theory and Society，“Thi rd Parties and Status Position: 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atus Systems Matter”，vol.35，no.3，2006，pp.307-308，M．Sauder，Figure 1 and 2.

由于地位能带来利益，高等教育机构是构建地位体系的积极参与者（Becher & Trowler，2001）。欧米拉（O'Meara，2007，p.123-124）将院校行为或反应描述为“奋斗”，其基础是一些早期概念：

“垂直延伸”（vertical extension，Schultz & Stickler，1965）、“学术漂移”（academic drift，Berdahl，1985）、“上层漂移”（upper drift，Aldersley，1995）、“学术棘轮”（academic ratcheting，Massey & Zemsky，1994）、与研究文化的制度同构（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DiMaggio & Powell，1983；Milem，Berger & Dey，2000；Morphew，2002；Riesman，1956）。此外，这种概念被称为“制度同质化”（institutional homogenization）或“制度模仿”（institutional imitation，DiMaggio & Powell，1983；Jencks & Reisman，1968；Scott，1995）。

那些试图通过提高排名来提高自身地位的大学被认为是在“奋斗”。用“游戏”形容高等教育行为是一种更具贬义的说法，借此表明参与排名符合公认的规则或规范（Corley & Gioia，2000，p.320；Wedlin，2006）。沃尔克韦恩和斯韦策（Volkwein&Sweitzer，2006）认为，使命、规模和财富会影响高等教育机构的资源部署，以影响其“吸引力”。同样，温斯顿（Winston，2000，p.16）认为，“地位军备竞赛”促使所有高等教育机构投入更多资金来吸引成绩优异的学生；“比起与上层院校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来自下层院校的压力（通过加大支出或降低价格）更能有效地引发军备竞赛反应”。

排名是一种表征（Ehrenberg，2001，p.16），但也是“声誉竞赛”的加速器。虽然高等教育一直都是竞争性的，但“排名使人们对声望和质量的认识变得明确”（转引自Freid，2005，p.17）。由于院校和学生数量的增加，加上就读名牌大学与职业和薪资福利之间的联系，一场“高等教育军备战”已然出现。布鲁尔等人（Brewer et al.，2001）和弗里德（Freid，2005，p.89）认为，“今天赋予精英大学的声誉和威望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其选拔性，吸引了最优秀的学生和教师”。范弗特（Van Vught，2008，p.168）认为，学术规范在院校和教师应对外部环境压力的方式上起着重要作用；在一个“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似乎特别希望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学术）声望和维护其声誉”的市场中，情况更是如此。因为排名有利于传统的学术产出，它们鼓励“模仿行为（模仿排名前列的院校）……”，从而加剧了“声誉竞赛”（van Vught，2008，p.172）。反过来，通过限制获得而被社会视为关键“地位商品”，排名有助于维护地位体系（Bok，2003，p.159）。最终，只有一所大学可以成为第一；当一所大学的排名上升时，另一所大学的排名必然下降。同样，一所大学的学生名额有限，就提高了每个名额的价值，加剧了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