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行为和变革

竞争性排名叙事的标准化使其迅速扩散并占据了主导地位；接下来的讨论主要借鉴了福柯（Foucault）和葛兰西（Gramsci）的观点。福柯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用以理解高等教育机构和政府如何被迫按照排名所提供的模式来应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而葛兰西则讲述了排名主宰高等教育话语的方式。

福柯（Foucault，1977，p.209）在撰写关于规训、监视和惩罚的文章时指出，控制已从惩罚转向更抽象的“规训技术”（disciplinary technology），这种技术通过调节人们生活的空间、时间或活动来规范行为。要将“特殊规训图式”转变为“一般意义上的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权力不是以直接的方式行使，而是通过“具体实践和常规程序”产生的一系列复杂关系来实施。

……既不是领土（统治单位），也不是地方（居住单位），而是等级，即一个人在分类中所处的位置……。规训是一种等级艺术，是一种改变地位的技巧……（转引自Sauder & Espeland，2009，p.69）。

因此，“权力的伟大工具之一”是标准化——通过标准化实现同质化，揭露行为上的差异。巴克与切尼（Barker & Cheney，1994，p.20）解释道，

虽然鞭子（whip）和监视（watch）支配着我们的行为……在这两种“权威”治理类型中，监视是比较不引人注目、比较彻底的一种，因为我们对它的长期服从是一种心甘情愿的自愿行为。

福柯认为，权力和控制是通过持续的、隐匿的监视来行使的，据此，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以一种嵌入日常实践的方式并置和相互依存。其效果与“按部就班”或“普世观点”等常用的说法相似（Barker & Cheney，1994，p.24）。

尚德与埃斯佩兰（Sauder & Espeland，2009）借鉴了福柯的观点，说明排名不仅通过胁迫性和诱惑性的手段改变了人们对教育的看法，还通过对绩效的持续监测，形成一种强迫性的控制形式并将其内化。他们认为，高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的个体行为者都面临着顺应的压力——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和复杂的环境作出回应，以日益增多的量化措施来展示问责制和透明度。最好将对排名的反应“理解为各种行为者的反应，他们在努力调和自己作为专业教育工作者的意识与强加的市场导向的问责逻辑”（Sauder & Espeland，2009，p.66）。虽然高等教育可能试图与排名的压力（以及排名影响外界对大学看法的方式）“脱钩”，但很难成功实现这一点。尚德与埃斯佩兰（Sauder & Espeland，2006，p.130）通过对法学院的研究指出：

许多管理人员注意到，在校生、教师甚至行政人员等大学内部成员都会受到排名变化的影响；这些影响的表现形式包括士气的起伏、人员调动、对新教师吸引力的变化以及管理人员工作保障的增减。

排名在高等教育领域中持续的“监视”或频繁地出现，可能会引发人们的愤怒和不满，但排名已经成为一种自律性的力量。

在院校比较中，“个人或院校的表现是与其他个人或院校进行比较”，从而强加了标准化的过程（Sauder & Espeland，2009，p.73）。排名通过建立“单一的卓越标准”来构建等级制度，而这种标准被转化为分级的机制或手段，通过测量和量化来“判断和控制这些关系”。这就像福柯的“规训”一样，建构服从的、自我监督的主体，“定义正常、标记偏差，并创造出维护边界的专家”（Espeland & Sauder，2007，p.4-5）。这些标准在影响、激励和改变“超越自身对质量认知”的行为和态度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Bowman & Bastedo，2009，p.4），包括鼓励一些学校奉行符合排名假设的使命（Espeland & Sauder，2007）。基于“反应性”（reactivity）和“反射率”（reflectivity）的概念，尚德与埃斯佩兰（Sauder & Espeland，2007，p.33）认为排名会“使高等教育机构逐渐转变为更符合用于构建排名标准的实体，……促使资源的重新分配，工作的重新定义和博弈”。从本质上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高等教育的参与者们会趋于一致，理性应对“排名对目标对象的干扰性影响”（Espeland & Sauder，2007，p.6）。

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也有助于解释排名是如何主导了高等教育质量和绩效的讨论。和福柯一样，葛兰西（Gramsci，1971，p.419）认为权力不是直接行使，而是通过文化规范（观点、实践、制度等）来间接行使的。这些文化规范无孔不入，从而被视为常态化的“生活经验”或“常识”，“被各种社会和文化环境不加批判地吸收……”。霍尔等人（Hall et al.，1978）的“道德恐慌”（moral panic）概念来自葛兰西。在这些著作中，作者讨论了政界和媒体通常如何操纵犯罪统计数据，以使公众敏感地意识到某一特定观点；通过这种方式，犯罪统计数据帮助“确定了公共话语的议程”。

无论是犯罪率还是民意调查，统计数据都具有意识形态的作用：它们似乎把自由浮动和有争议的印象建立在坚硬的、无可争议的数字土壤上。媒体和公众都非常尊重“确切的数字”——不容争辩的事实（Hall et al.，1978，p.9）。

排名也具有类似的霸权作用。它们创造了一套强有力的理念或价值观，围绕这套理念或价值观，一种特定的高等教育模式、高质量或卓越的概念成为公认的标准。马丁斯（Martins，2005，p.704）提到，排名能够证明自己是一种“被参与者视为客观的‘社会事实’”，从而赋予其权威性。从本质上说，排名属于“软权力”（soft power），其施加的影响是说服性的，而非胁迫性的（Lo，2011，p.216）。

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又增加了一个维度，其认为，个人会选择最有可能“给他们最大的满足感”的行动（Scott，2000，p.128），或者根据“投资回报”做出选择。贝克尔（Becker）认为：“人们会理性地评估活动的收益和成本……无论他们是自私的、利他的、忠诚的、恶意的，还是自虐的”。虽然他们的“行为是前瞻性的”，但“可能仍然植根于过去，因为过去会对态度和价值观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Becker，1993，p.402）。列维特和杜伯纳（Levitt & Dubner，2009，p.12）也用经济学来解读行为，认为“激励是现代生活的基石”。无论高等教育领导者是为了减轻对其院校的影响，重新确定目标还是寻求提高绩效，都可以认为他们是在对自身所处环境作出理性的反应。他们的反应说明了排名是如何成功地将自己（通常是无意识/下意识地）嵌入到环境中并驱动行为的。

最后，巴斯特多和博曼（Bastedo & Bowman，2011）运用开放系统理论（open system theory）“帮助我们理解排名是一种组织间的依赖关系”，以说明“组织如何适应和管理环境中的规范、价值观和信念，以增加组织生存的机会”。这包括制定影响排名的策略（例如操纵所提供的数据）、拒绝就排名机构发送的问卷进行同行评议，或战略性地作出回应。后者说明，与认为高等教育机构在高度确定性的环境中无所适从的观点相反，他们积极主动地进行了一系列战略应对，“包括反应性、脱钩和形象管理”，这种方式揭示了“与USNWR排名相关的组织间资源流动的依赖性”。归根结底是一种资源依赖关系；“某些合法的第三方通过对外部资源提供者的影响，对其进行评价，可以获得资源和经济利益”（Bowman & Bastedo，2009，p.26）。由于利害关系如此之高，排名可能会引发报复性或保护性反应。

当对“大学未来理想形象”的看法与当前现实之间存在差距时，特别是当这一差距是基于对“组织在关键成员眼中的形象”的解释时，就会产生紧张关系。马丁斯（Martins，2005）认为，如果排名被认为具有战略影响，也会严重影响高等教育机构的外部形象，那么“感知到的身份-声誉差异”可能会促使其高层管理者发起组织变革。埃尔巴赫和克莱默（Elsbach & Kramer，1996，p.470）也同样认为：

当组织成员意识到其组织身份受到威胁时，他们会试图保护他人和外界对其组织以及自身的看法。

这种做法可能包括将“成员”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们应该做什么和为什么要这样做；解读“他们的组织”以重新分类；将注意力引导和集中到其他（更积极）方面的表现；或最终“改变或重塑他们的身份”（Elsbach & Kramer，1996，p.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