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权力网络

全球化是一个跨国融合的过程，也是一个一体化的过程，创造了“单一的世界市场”和“共同的知识库”。根据卡斯特里斯（Castells，1996，p.92）的说法，全球经济（a global economy）与世界经济（a world economy）有质的不同。在16世纪以来就已经存在的后者中，“资本积累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而在前者中，资本具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实时进行整体协作的能力”。通过对资本的全天候管理，资本和信息流动既是全球性的，又是不受地方和各国经济实际表现影响的。由于科学、技术和知识可以在不对称的体系中运行，它们已成为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中的决定性因素。而创新是将知识转化为新产品和服务的关键，因此，以知识和创新体系为基础的国家竞争日益激烈（Slaughter & Leslie，1997）。

在卡斯特里斯看来，知识是全球化资本积累中的一种商品。与“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力（人力）和资本”等传统要素相比，知识是“新的生产要素”（Robertson，2008，p.4）。因此，学术研究不再仅仅是满足个人的求知欲，而是很大程度上受国家资助重点的驱动，这些重点与促进经济增长和竞争力的国家战略相关联。知识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其转化为新产品和服务的能力；换言之，“知识被定义为具有商业价值的知识产权”，其“商业价值可以兑现，进而创造经济价值，实现经济增长”（Robertson，2008，p.5）。

竞争力取决于“国家和超国家组织是否有能力指导其管辖的国家或地区的增长战略，包括建立竞争优势”（Castells，1996，p.105）。虽然国家（地区）仍很重要，但全球经济的结构和形态建立在经济区域的相互依存上，这些区域“沿着生产性的、信息丰富的富裕地区与经济贬值、社会边缘化的贫困地区之间的轴线两极分化”（Castells，1996，p.145）。高科技、高度专业化的服务和金融产品聚集在一起，形成所谓的“技术中心”（Castells，1994a）、“全球城市”（Sassen，2001）、“知识区域”（Reichert，2006）；他们构成了网络世界的“组织节点”（Friedman，1995）。根据霍尔（Hall，2006）的说法，这些节点成为“各种专业人才聚集的中心……”，学生和教师被吸引到世界级城市，“他们通常拥有许多著名大学，以及一大批科学、技术和艺术领域的教学、研究机构”。城市国家、区域或国家要想具有吸引力，就需要高等教育机构享有盛名或不断提高其声誉。

这些发展对高等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将高等教育转变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新公共管理与新自由主义相结合，将高等教育机构转变为私人市场和绩效驱动的“竞争性的企业型大学”（Marginson，2010a）。这涉及经济和商业原则及管理程序的应用，大力强调问责制、透明度和绩效。参与市场营销、以客户为中心、创业精神和行业驱动的研究，都对学术文化和工作产生了影响。马金森（Marginson，2010 a）认为，这已经导致了两种稍显对立的行动：一种是放松对“企业型大学”的监管，使其能够应对（劳动力）市场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变数；另一种是“将学术产出作为绩效的过度监管”。斯劳特和莱斯利（Slaughter & Leslie，1997，p.36-37）认为，全球化对高等教育产生了“四个深远的影响”：①“自由裁量领域的资金紧缩”；②与国际市场紧密相关的“技术科学和领域日益占据中心地位”；③跨国公司与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④更加注重知识产权战略。通过将教育的方向调整为创造财富和提高经济竞争力，知识和商品之间的区别消失了，“知识变成了商品”，这对大学和教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Slaughter & Leslie，1997，p.38）。知识、经济/产业政策和知识产权之间的相互联系重塑了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以及学术实践。其论点很简单：国家竞争的基础是创新，创新“从根本上说是储存在人脑中的”（Castells，1996，p.95）；因此，必须对“学术资本”（academic capital）进行投资。

由于高等教育在市场环境下发挥着创造竞争优势的基础性作用，因此绩效至关重要。马金森与范德维德（Marginson & van der Wende，2007a，p.17）认为，各国政府和全球活跃的高等教育机构追求两个相关的目标：①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提高“能力和绩效”；②在国家和地方，优化“全球流动、联系和离岸业务的利益”。高等教育格局是一种“关系型格局”（relational landscape），这意味着院校和国家不断地根据全球能力和潜力的指标来相互衡量，从而发现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罗伯逊（Robertson，1998，p.224）认为，在早期，政治斗争和人力资本因素“共同推动了高等教育的扩张”，当前时期对这一历史运动提出了挑战：“当争取社会平等的斗争……再也无法抵挡时，全世界的统治精英们就会加强院校间的声誉差异（也会带来社会差异）”。

虽然个别院校和国家可以自主决定发展道路，但“他们不再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Marginson & van der Wende，2007a，p.13）。他们是更广泛的地缘政治斗争的参与者，在这场斗争中，“政府需要在全球知识经济的背景下振兴国家的创新体系”（Robertson，1998，p.227），这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更加迫切。尽管对世界一流地位的追求在金融危机前已然出现，但大学排名成为推动全球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驱动力，凸显出其对建立竞争优势战略的重要性——这取决于高等教育吸引投资和国际人才的能力（Gulbrandsen，1997）。由于研究活动是知识、知识产权和创新的源泉，全球大学排名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相关指标，加强了“竞争要素以及院校、国家和世界区域的既有地位”，并赋予了权力（Marginson & van der Wende，2007a，p.34）。虽然排名经常被指责为一种标准化的力量，但由于高等教育的全面市场化，排名也可以被认为推动了更大的独特性（O'Connell，2014）。本章开篇的引言部分和方框1.1中的新闻标题说明，高等教育已经成为（被解读为）全球战场。